浙江
01
1933年1月，上海法租界内，一场枪杀案的审判正在进行。在狱卒的呵斥声中，一名浑身血迹的年轻人走上被告席。历经几个月的严刑拷打，他遍体鳞伤，羸弱至极，却始终未曾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最终，法官以预谋杀人罪将他判处死刑。这个年轻人叫李世英，是中央特科红队成员。1929年，17岁的李世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领导顾顺章叛变，国民党特务气焰嚣张，妄图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彻底捣毁。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次公开惩处行动，威慑敌人，鼓舞士气。
李世英被紧急调往上海，等待他的是一项危险而重大的特殊任务，铲除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
王斌熟识中共活动规律和组织关系，专门负责引渡共产党人，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对组织桅极大。然而他生性警惕，行踪诡秘，惩处行动困难重重。李世英经过几天跟踪侦查，发现王斌每天中午都会回到位于嵩山路的公寓。
然而公寓周边岗哨林立，不便于采取行动。上海龙门路南接法租界，北连公共租界，街道狭窄，往来车辆行人极多，便于行动与撤离。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王斌每天乘车的必经之地。
1932年4月22日下午，龙门路人头攒动。一辆黄包车急速穿行，车上坐着的正是西装革履的王斌，李世英与两名组员早已埋伏，车一出现，立刻尾随而去，行至路口，抽枪上前，飞身一跃，攀住黄包车后点，对准王斌头连开三枪。
王斌当即毙命。巡捕赶到时，三人早已离去，消失在熙攘的人流中。法租界的枪声震动上海滩，狠狠撕破白色恐怖的阴云。特务叛徒极为惶恐。首战告捷，李世英却没有丝毫松懈。
一次次惩奸除恶的特别行动中，他以过人的胆识保着中央机关安全。曹清成原在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血债累累。红队反复研究，决定在元顺里41号曹清成住处进行伏击。
1932年5月16日下午，目标如期出现，组员开枪射击后，按计划分头撤离。然而，李世英经过路口交界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确认后发现此人正是曹青成。原来，他利用身形相似的特务作为替身，躲过伏击。
此时，巡捕正从四方赶来，包围圈越收越紧。千钧一发时机，李世英果断开枪击毙叛徒，失去了撤退的最佳时机。
在20多种酷刑的折磨下，他始终铁骨铮铮，誓死守护组织机密。在被移送到江苏高等法院后，李世英被判处死刑。党组织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营救。经过几个月的斡旋，法院最终改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813淞沪会战中，李世英趁乱逃脱国民党的控制。重获自由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党组织，前往延安继续战斗。1939年，李世英护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随后留在莫斯科学习，1941年受命回国。
然而，此时回国之路已被日寇严密封锁，寸步难行。在蒙古乌兰巴托滞留一年多后，李世英决定绕道阿拉善，步行穿越戈壁无人区。1943年盛夏酷暑。顶着蒸腾的热浪，他穿越黄沙漫天，饱尝断水之苦。几度面临死亡的威胁，凭着坚定的意志跨过漫漫征途。
这一绕就是2000多公里，经宁夏到甘肃，跨越黄河进入西安。他穿过重重关卡，历经曲折艰辛，终于在1944年春重返延安，继续投入党的公安保卫工作。一次次短兵相接，无所畏惧。一次次生死交锋，信念如磐。暗夜硝烟的考验下，李世英始终追逐着信仰的光亮。
02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为确保党中央安全，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需一处安全隐蔽的固定场所，用于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周恩来将这个秘密任务交给了熊金丁。在暗探密布的上海，熊金丁四处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闹市区的一栋二层小楼。
这里看似不起眼，却暗藏玄机。小楼紧邻天产舞台，一楼是个私人医院，正在招租的二楼房间临街有窗，其中一间屋内还有条暗道能直通天产舞台。如果将中央政治局机关设在此处，暗道就可以成为紧急撤离通道。楼下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能为机关人员进出形成天然掩护。而视野开阔的窗口便于观望，正是险中求安的绝佳之所。
1928年4月，熊金丁再次挂起了复兴商号的招牌，对外主营布匹，实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场所。会客室的长桌上摆放着算盘，笔墨纸砚，还经常变换一些新的布匹。
就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中共领导人频繁会晤，重要指示和机密文件源源不断从这里传出。三年来，在熊金丁的严密驻守下，福兴商号成了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中枢。守护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同时，善于经营的熊金丁还开办了多家酒店、钱庄、洋货店等。在为党中央筹措经费的同时，还增加了许多秘密联络点。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重要领导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接到紧急转移的通知后，熊金丁连夜将中央机密文件、账簿和必要物品装箱，其他文件一律销毁。随后前往法租界党组织的紧急联络点。
天一亮，军警特务破门而入，福兴商号早已人去楼空。此后，熊金丁仍潜赴上海，坚守隐蔽战线。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熊金丁始终未泄露半点机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熊金丁获释。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政治机关报，熊金丁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社总经理。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武汉岌岌可危。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社迁往重庆，并在七月份指派熊金丁先赴重庆筹办。
可刚到重庆，熊金丁就遇到了棘手问题。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同意出版，暗地里千方百计阻挠，扣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为突破纸张封锁，熊金丁决定前往四川产址地采购。沿途竟遭到特务跟踪，多次被恐吓。
不仅如此，特务还串通厂方，谎称纸张已被包销，只要熊金丁去过的厂商，特务随后就派人监视。一度陷入绝境的熊金丁通过社会关系，设法摆脱特务跟踪，联系到几位具有爱国热情的纸商，他表示可以派人秘密提取纸张，降低纸商被胁迫的风险。
终于有个纸商同意悄悄供纸。为了长远考虑，熊金丁还秘密派人与他合办的造纸厂纸张供应，再无后顾之忧。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如期出版，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有利舆论阵地。
波涛殊险恶，意志却坚贞。这是1931年熊金丁从福兴商号转移后写下的爱国诗句。纵然时局跌倒。谨慎机智的熊进丁始终坚守在党组织最需要的地方。上面曾高度评价他：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黎明的曙光洒满申城。黄浦江畔，中国银行大楼，30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工商界代表人士齐聚于此，一场重要的座谈会正在举行。主席台上，上海市市长陈毅身边有一位身着崭新解放军军装的男子，他的出现令台下众多商界人士震惊不已，议论纷纷。
因为此人曾任国民党少将参议，是国民党中统头目陈果夫的座上宾。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商人，是一名潜伏长达十年的中共党员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户小商人家庭。
03
1927年至1935年，在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存在的8年时间里，共有40多名队员先后牺牲，最后几位在南京牺牲的红队队员为邝惠安（龚昌荣）、孟华庭、祝金明等。在他们牺牲5个月后，中央特科完成了历史使命，红队队员撤离上海，奔赴新的征程。
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其中第三科为行动科，又名红队，于中央特科内部被形象地称为“打狗队”。红队作为中共一支小型化、武装化力量，成员主要源自两部分：一部分是1927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骨干，这部分人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北伐军军人，他们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是身经百战的神枪手和爆破能手。
除了打击特务、惩治叛徒外，红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与特科的其他部门配合联动，做好中央的重要会议的秘密警戒等保障工作。行动科发展势头迅速，到1929年下半年，人员发展到三四十人，主要武器有短枪如勃朗宁、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队员们叫它“流泪弹”。
每次行动以后，遇有敌人追捕，就扔出去，迟滞敌人追捕（队员们自己带着特制的防护眼镜不受影响）。由于特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构建了秘密联系，故红队能从炮兵营中随时调取枪支，甚至包括机枪等重武器。还能随时从洋行里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到。
特科的交通工具涵盖了小型汽车、摩托车与自行车等，以自行车为主。这些自行车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紧急关头及时丢弃即可。中共的一般同志被捕，大多为中国互济总会出手营救，唯有中央负责人被捕，才会由中央特科组织开展营救。
红队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队长，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康生与夏采曦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红队队长。夏采曦离开上海后，就由龚昌荣（化名邝惠安）负责红队工作，队员有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人。同时，龚昌荣还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一职。
04
邝惠安，原名龚昌荣，化名邝福安。他在中学时就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25年6月，其奉命前往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稍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模范队在广州成立，鉴于邝惠安在罢工中的出色表现，其被任命为中队指导员。
之后不久，邝惠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天，省港罢工纠察队改组后，邝惠安被编入缉私卫商团，担任连政训员，这个职务使得邝惠安有更多的机会学军事、练枪法，为今后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由于邝惠安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命他迅速撤离。广州起义前，他依照中共组织指示组建起一支工人赤卫队，也称敢死队，邝惠安任赤卫队连长。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邝惠安率领赤卫队埋伏在明星戏院，配合军官教导团攻占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攻占成功后，他率领赤卫队员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进一步保全革命力量，邝惠安带领赤卫队撤出广州。之后在花县，广州起义部队与工人赤卫队被整编为红四师，转战到海陆丰地区，邝惠安担任红军连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他埋伏在小山坡阻击敌人，弹无虚发，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同志们看到邝惠安百发百中的枪法，他由此得名“神枪手”。
为了对付叛徒、特务的破坏，保卫党组织的安全，1930年7月，中共香港市委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有个通俗的名字，叫“打狗队”。受组织委派，邝惠安前往香港担任打狗队队长。打狗队的重要职责在于保卫中共广东省委和香港党组织的安全。
邝惠安的到来为这支打狗队增添了胆识与力量，他们行走在香港街头，令叛徒、特务闻风丧胆。每一次处决叛徒，香港当局都大为震惊，叛徒、特务也心惊胆战，不敢单独出门。邝惠安的名声传播出去了，但他不能再在香港活动了。为了保护他，党组织选择将他转移到上海。
1930年10月，邝惠安来到上海。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老龚（化名）被捕叛变，向上海中统特务供出了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地址和有关领导人。上海中统特务还命令老龚深入中共组织内部充当特务机关的内线，打入遭受破坏后重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内部。
中央局与江苏省委及时察觉出老龚的异样，对他产生了怀疑，特科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令党组织震惊：老龚叛变了。
党组织遂决定除掉老龚，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红队。为了执行这一任务，邝惠安与红队的队员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人进行了周密布置，通过反复现场侦察与方案讨论，最终确定了行动方案。
1934年10月26日，红队在上海仁济医院按计划进行一次“锄奸行动”。“锄奸行动”由赵轩装扮“富商”执行，邝惠安指挥，孟华庭、祝金明负责接应。赵轩手捧鲜花以探望“病人”为由进入医院，而孟华庭则在院外掩护接应，一旦发生了其他情况祝金明就见机行事，通过狙击巡捕房的警车来声东击西，保护赵轩及时逃离。
赵轩走进了病房，叛徒老龚（也叫熊国华）正在病床上昏睡，赵轩抛却鲜花，拔出手枪朝老龚头部连射三发子弹，随后赶来的特务也被其迅速消灭。当他从医院出来时，正遇法租界的巡捕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赵轩便顺势抓住巡捕的胳膊说：楼上有人被杀，快，快去给巡捕房打电话。随即便与前去打电话的巡捕一同消失在人群中。赵轩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负责盯梢的孟华庭、祝金明也都及时地撤离医院。
叛徒老龚的死亡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这则新闻在报纸上用特别号刊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民党特务上海行动区和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把红队队员列为抓捕的主要对象，发动叛徒提供有关红队线索，集中反动力量对红队展开跟踪围捕。
05
毛齐华搬家到大连湾路乾信坊后，他的主要任务是装配无线电通讯设备，并负责五名学员的上门家教。
因其上线乐少华来接头时，被两个脱党分子跟踪，“我又迁到了跑狗场附近的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仍旧从事装配收发报机的任务。”
1931年冬，程祖怡一家按组织要求，带电台从古拔路余庆里搬来，与毛齐华一家同住，“（程祖怡）继续与国际台通报。”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毛齐华与程祖怡将电台打进行李，乘出租车进入租界，住进旅社。
战事结束，毛齐华在大沽路437弄20号租下一所房子，毛齐华一家住楼下，程祖怡一家三口住楼上“负责收发电报。电报密码是由李竹声的妻子沈谷兰负责联系接送的。”
胡大海（陈庆斋）的叛变直接导致两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胡敦云（胡均鹤）的被捕叛变；
苏成德的投敌，直接导致上海临时中央常委卢福坦、法南区委先大启、沪西区委朱秋白等人被捕叛变，后来掌管临时中央密电码的李敬永、朱子纯夫妇也是落于他手；
庄祖方的被捕叛变，直接导致王云程等人被捕叛变，使团中央第三次遭受大破坏，唯陆定一侥幸得脱；
原中央委员余飞、徐锡根、徐炳根也相继被捕叛变……
中共临时中央、团中央、江苏省委接连遭到严重破坏，使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们倍感压力。
帅孟奇的被捕，直接促使临时中央下决心将中央机关向中央苏区迁移，因为帅孟奇住的地方，恰恰是张闻天的工作联络点（而帅孟奇确是一个坚强无比的女汉子，她被灌煤油等酷刑折磨，弄瞎了一只眼睛也坚不招供）。
秦曼云继邓颖超、黄平、李敬永之后，成为掌管机要密电码的重要人员，李竹声的爱人沈谷兰成为电台和机要员之间的交通员。
一天， 沈谷兰通知毛齐华，他们的住处有可能暴露，需要尽快搬家，毛齐华和程祖怡两家人又从大沽路搬到高朗桥广场，程祖怡仍负责国际台。
1934年6月27日早上，沈谷兰紧急赶来，通知毛齐华说“昨天阿竹（李竹声）在马立斯村书记处开会时，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被捕了。电台的具体地址阿竹不知道，但他可能晓得大概方向。电台要马上转移！以后我不能来了，组织已另派一位广东来的女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毛齐华和程祖怡吃惊不小，赶紧搬家，两家分头租房居住。
这次与程祖怡一家的分开居住，成为毛齐华一生最大的幸运事。毛、程两人的命运轨迹就此分叉，运行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一个成为近乎完美的胜利者，一个成为改姓换名的变节者。
人生命运之炯然不同，有时就如这般，仅仅只是一步之差。
06
假如老龚（熊国华）能始终如刘钊那样恪尽职守，不贪杯误事，假如李竹声警惕性高、不盲目信任“进步青年”马驼铃，或许就不会有自己的被捕，或许就能避免上海中央局的三次大破坏，更不会导致这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捕被毁。
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捕人，必须要将案由、搜捕地址等事由形成文字材料后交到特区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设在租界的第二分院、第三分院），经特区法院签署盖章后，方可在租界巡捕的配合下进行联合抓捕行动，抓捕结束后需经特区法院审结，再宣判是否办理引渡，此即租界是国中之国的由来。
中统“列出重要机关20多处”后、在采取行动六小时前，才由肃反专员季源溥将协捕文件递交给特区法院，以防泄密。
而在特区法院，又确实有中共的卧底，能在这里潜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郁达夫的胞兄郁华（特区法院刑庭庭长）起了关键作用。
老龚是上海中央局特设的警报员，他唯一的任务是守在家中，接受卧底的报警情报，并及时向联络点和领导报警。
如暂时离家，卧底也有备用钥匙，会将情报放进指定的带有暗锁的抽屉中，老龚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抽屉，检查有无情报。
当特区法院的卧底急如星火的将情报送到老龚那里时，屋内无人，卧底按约定将写有抓捕行动时间和地址的情报放入抽屉中。
老龚买了酒食回来，却没有打开抽屉，一人独酌独饮，酩酊大醉后酣睡至天亮。
而就在他酒醉酣睡之时，暗探特务与捕房巡捕对租界20多处住宅进行了搜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中央局秘书长李德钊、掌管密电码本的机要员秦曼云等18人被捕。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侥幸逃脱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盛忠亮，成为继李竹声之后的第二任上海中央局书记。
各方信息汇集后，老龚成为此次破坏事件的最大失职者，组织要对其进行严厉处分，而老龚竟铤而走险，投身敌营，做了“细胞”。
刘仲华获得线索后，为防再遭大破坏，经盛忠亮批准，红队决定在昼锦里谦吉旅馆对老龚实行制裁。
联络员向老龚传递纸条，让他用“熊国华”之化名住进旅馆，等待中央局领导人前来接头谈话。
熊国华入住后，六名红队队员到达这里，两人在门外警戒，两人在大厅接应，祝锦明与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主射手胡陵武上楼。
祝锦明敲门后听到一声“门没锁”，祝便在房门口警戒，心里恐慌、情绪紧张的胡陵武，推门进入房间即开枪将熊国华击倒，却未近身补枪而仓皇撤出。
熊国华被送到仁济医院急救，竟然被抢救过来。
这让盛忠亮惊恐不已，因熊国华知道盛忠亮的住处，生怕熊国华带人来抓他，于是给红队下达七天内必须击杀熊国华的死命令。
邝惠安遂亲自出马，带领孟华庭小组在经过细致侦察和周密策划后，决定由赵轩担任主射手，邝惠安带其他队员分三路警戒接应。
昼锦里旅馆枪击案后的第十天，赵轩手持鲜花扮成探视病人的富商，按侦察好的路线来到熊国华的病房，从花束中掏出手枪将熊国华一枪爆头，并击杀一名法籍巡捕、击伤一名华籍巡捕。
此次刺杀事件又轰动上海滩，红队越加成为租界捕房、中统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真是恨到了咬牙切齿、必欲除之的地步。
于是侦骑四出，暗探密布，“细胞”活动，通缉布告贴满大街小巷。
叛徒苏成德深知红队是叛徒的最大克星，欲保自身安全，必先要除去红队这个心腹大患。
07
他利用“细胞”张阿四混入红队的契机，首先盯梢跟踪了红队成员赵轩，经多日的跟踪、监视，红队成员逐一被发现、跟踪，住址被侦查、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