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视角下云南省地名文化探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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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感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方法研究云南省地名文化景观。结果表明：地名也是一种情感文本，一方面，当地人用具有地方性的自然事物或文化事项来命名地方，并把对这些事物的情感投射在地名上；另一方面，人们接触到地名时会无意识、迅速地进行地方想象，在地方经验的影响下回溯起自己的地方感。据此提出从地名情感的角度探析人基于地方的情感意象与社会记忆，以充实地名文化遗产研究和城乡更新研究，回应对乡愁的呼吁。

关键词：地名；云南；情感；地方感

指示某个地理空间，可以用方位指向、环境描述、经纬定位、社会事项等，但最简便准确的是用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即地名。地名作为地方的一种实践与认知结果，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即是地方的特指性与符号性的统一。

地名产生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社会活动中，并伴随着地方开发与营造过程，因而地名可看作文化的镜像与载体，透过地名能看到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活动、权力归属、民族民俗、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地名为了指示特定的地方而极力描述地方的特殊性，地名由此便含有了地方性。人有意识、有感情、有目的将地方上某种有意义、特殊的事物或某种价值理念表达在地名中，地名便有了情感温度，是对生存地的依恋、赞美和认同。在地名的长期使用中，个人和群体为自己打上地方标签，用地名书写自己，产生了对地名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其本质是在人地互动中形成的对地方的归属与依恋。可见，地名也是一种情感的镜像，基于地名能探知当地人的地方感。老一辈学者多用考据方法来论证地名的起源、命名规律、分类、和文化内涵，考究环境变迁、社会变化与民族迁移。近年来基于GIS的地名研究成果丰硕，从文化遗产、批判视角等方面拓宽了地名学的研究。有的学者虽然也注意到了地名背后的情感色彩与乡愁情结，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认知层面，没有深入分析地名是如何牵引起人的情感并作为乡愁的触发符号、人又是如何建构起与地名的情感联结，而文化遗产的地名，或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名，更需要延伸到情感认知与地方感的研究。

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地方感是一个包容性概念，是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主要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2个维度。”相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地方感，近年来关注点也拓展到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消极地方感、新通讯方式对地方感的建构，短视频所建构的地方感和文学作品中地方感的书写等方面，但很少有学者将地方理论运用到地名研究中，未注意到地名所承载的命名者、当地人的地方感和外地人接触到该地名时而产生的地方感。因此，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感理论引入地名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既拓展了地方感的研究视角，又将传统的地名文化研究延伸至情感层面。基于此，本研究以云南省的地名文化景观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探究地名承载与反映的不同个人或群体的地方感，以期能拓展地名学的研究视角和地方感研究的关注点。

一、地名的产生

地方是一个空间和文化概念，用以指某一地理空间、一定区域范围和不同尺度的社会场域。它是人们对特定空间的认知与实践所生产出来的，在认知自然事物和建构文化景观的过程中使空间附着了个人或集体的经验与情感，空间遂转化为地方。通过聚落、农田、道路等物质文化景观要素呈现，同时也通过传说、戏曲、美术等非物质文化表述，人在建构地方时标识了地方的外貌，而地名也在地方营造过程中被生产出来，成为地方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是地名命名的一条重要准则”，人们依据自然环境特点和人文活动事项为自己的生存地命名，这些能反映在地名中的自然或人文事物必然是有地方特色的，或是对当地人有重要意义的。地方的命名也是地方感的形成与深化过程，地名容器会存储起人们部分的地方经验与情感。

（一）依地命名：自然观的映射

自然环境类地名的命名有一定的随意性，但能用作地方称谓的事物大多是对当地人有意义、有情感凝结、有特殊性的事物。地方是承载着个人或群体经验和意义的特殊空间，而景观作为地方物质与视觉的形式，这种经验与意义就很容易从地理景观上感知到，因而也能从地名景观探知到地方的特征。在地方生产的过程中，某些“环境刺激人的感官，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当地人看到某种自然事物与当地环境形成很大反差，或外形奇特、或为本地方独有，便会产生出对这种事物的好奇、自豪、崇拜、敬畏、恐惧等意识活动，进而派生出某些自然崇拜。自然环境的独特性有助于地方性的塑造，进而加快个人或群体地方感的形成，并在人的活动和建构的景观中呈现出来。地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景观，它要指示一个具体的地方，就要含有地方性，因此可以直白地从某些地名上探知到该地方独特的自然事物，这便是山水、植被、动物类地名。

云南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地名用词和命名方式，大多数地名是对自然环境的写照，如石林县原名路南县，路南为彝语地名，意为长满黑石头的地方，新旧地名都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表—喀斯特地貌，这一直接影响着当地人生产生活的景观要素无疑被赋予了某种认知情感，而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更是加深人们对石林景观的情感认同，以“石林”名地不仅更加突出了地方特性，也在无形中促使人们形成基于石林景观的地方感。有的地名在刻画环境的同时还直白地表达着当地人的地方感，如迪庆是藏语地名，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正如人们把某个地方比作天堂，当地人借助地名描写和赞美了地方的环境，并将自己的地方认同与热爱表达出来。而对外人来说，这些优美的地名言词不仅传达出地方的特性，而且能唤起人的美感，从而在情感认知上拉近人与地方的距离，使地方感得以长久保留。

有的自然环境地名则被人们赋予一种消极情绪，透露出对环境的畏惧，如人们惯用“鬼门关”称呼充满危险的地方。在滇中古驿道上有个地方叫“狮子口”，这里路窄谷深、惊险万分，在这地方行走被比喻成从狮子口里过路一般的凶险，杨慎谪戍云南永昌时在《滇程记》里写到“狮子口路迮临壑”，当地也流传着“狮子口，十骑九下走”说法，人们将行程的艰险形象地表达在地名中，用地名生动地书写了对地方的认知与畏惧。

（二）依姓名地：家族认同

村落一级的地方有着大量的姓氏地名，得名于最早的迁入者或村内的大姓，如王家庄、张家村、刘家营一类。先民以姓氏命名这种小尺度的地理空间来表明对其的血缘占有，虽然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却很好地界定了地方。姓氏聚落里的居民有着对宗族血缘的情感认同，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结合起来，通过依姓名地将村落中的血缘认同提升到地缘认同的空间层面，向外宣示地方的血缘归属，对内促进宗族团结。石屏县宝秀镇的郑营村，从地名可推测出郑姓应该是村内的主要姓氏，追本溯源，其地名来自于明朝入滇军士的后裔郑从顺，他从蒙自迁入并以姓氏为此地更名，后修建了郑氏宗祠。宗祠作为祭祀祖先、礼法教化、修撰族谱、族人议事的场所，会在无形中强化着族人向内的家族认同，而依姓名地则向外传达着这种家族认同并宣示“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姓的”。姓氏地名把人们的宗族观念和血缘意识捆绑在地方上，加深了与地方的情感联结。

（三）以名祈福：情感寄托

如同人名饱含着长辈对后生的希冀与美好祝愿一样，地名传达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安居乐业的诉求、对教化地方的期盼，所以地名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体温的。地方不会说话，但地名与景观是它生动的语言，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名具有正面的情感色彩，这类表示祥瑞或祈福的地名寄托着人们对地方的某种美好情感。《后汉书》记“永平十二年春正月（69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永昌郡治所在今天的保山市内，管辖滇西的大部分地区，“永昌”意为长久兴旺。名从主人，权力集团也借助命名的方式宣示领土的主权归属，中央以永昌命名这一西南边疆，既是对地方的主权宣示与情感认同，也通过地名符号传达着繁荣兴盛的祝愿与永久统治的希冀，故而永昌这个福瑞地名能沿用1800多年。

在生产与实践中，个人或群体把自己的经验与地方感传达在地名上，地方就鲜活了起来，地名也便成了一种情感文本。今天云南仍有着很多祈福地名或教化地名，如用安、宁、永、康、顺等字命名的安宁、昌宁、富宁、永平、永胜、永仁、永德、镇康、和顺······此类地名更像是一种对人和地方的承诺，用承诺来约束未来，获得对美好生活和地方发展的时间控制感。

（四）以名记事：地方记忆

地名憧憬未来，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也记录过去，追忆着某个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地方建构一直呈进行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地方上沉淀出今天所看到的景观与感受到的地方感，而地名这种非物质文化景观往往记录着该地方过去的某个社会实践活动，这便是记事地名。云南有着很多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如保山市的诸葛营、永仁县的方山诸葛营、南华县的诸葛营、勐腊县的孔明山、马龙区的诸葛山等，是诸葛亮南征、民族融合、汉文化涵化、官方宣传教化等社会记忆在地名中的书写。保山市隆阳区的诸葛营又名汉营村，志写“诸葛村······中有诸葛祠。夷传云，在昔诸葛亮出征至此，夷人感其威德遂祠之，至今祭祀不绝，祈福多灵应，俗以相传，自以为诸葛侯之人”，虽然已有学者考证诸葛亮大军从元谋一带渡金沙江，会师于滇池地区，回师途径曲靖，并没有抵达滇西地区，但当地人以诸葛亮名地是出于对人物的崇拜。诸葛亮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和开发云南的重要人物，他“南抚夷越”的政策深得民心，官方也通过神话诸葛亮使民众“畏威德福”来推行统治，因而各民族都对他怀有崇敬之情，不仅通过虚构出诸葛亮的各种事迹来生产社会记忆，还以诸葛作为地名直白地抒发认同之情。而从地名记录社会实践、营造地方认同的视角出发，其实质更多是表征汉族与云南土著民族融合的社会记忆。此外，这种附会英雄人物的地名也反映出当地人借助名人来标榜地方获取自我认同的目的。

地名承载了地方记忆，是重大社会活动的书写，也表征着人们对人或事的情感认同。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史上，云南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于是也出现了很多记录革命活动表达爱国情感的地名，如昆明市的护国路、正义路，是为了纪念1915年在云南兴起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靖国路，是为了纪念1917年唐继尧组建川滇黔靖国军的护法运动；一二一大街、联大街、驼峰街等新地名，则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驼峰航线的历史荣光。这些地名也是空间意义的叠写，当置身此处，地名对历史事迹的书写使我们意识到这是有故事、有意义的地方，唤醒了我们的社会记忆，建构起与地方的情感联结，进而萌发出对革命事迹和革命先辈的崇敬与缅怀。

（五）从“纪日”到“标地”：时、空观的呈现

冠以生肖的地名是云贵地区地名景观的一大特色，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滇略》有着现今能看到的关于生肖地名的最早记录，它反应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也是云贵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镜像。以生肖命名的地方有着周期性的集市，当地人以十二天为集市周期，并对应十二地支，约定某个生肖日在某地进行商品交易，出现这种定期的交易活动是由于过去云贵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水平低、消费人口和消费能力有限而采取时间上的间隔来换取市场空间和积蓄购买力”，而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的集期有了不同的变化。这种周期性的交易场所在贵州称场，云南多称街，如马街、狗街、鸡街等，有的同人的小名一样只是民间称呼，但很多也被标注在地图上成为正式的官方称谓。此外，云南人把到乡村集市上做交易称为“赶街”，把定期交易的日子称为“街子天”，每个乡镇会有着一个或多个不等的街子天。如禄丰市东部的罗次坝子，从南向北以公路为轴线在三十公里的区域内有着羊街、鸡街、马街、猫街、龙街、猪街六个乡街子，以一周为集期，分别在周六、周五、周一、周三、周二、周天赶街。这些地方最初是无名的旷野，处在中心地的位置并能辐射周围的村落，为方便记忆人们用日期属相来命名，生肖地名便有了日期与地方的双重指示性（图1），其本质是周期性的集市，是空间化的时间，也是时间化的空间。这种命名“从纯粹的标记日序，通过记录经济活动、有规律经济活动的场所，最后到地名，完成了从‘纪日’到‘标地’的转换”。

图 １ 生肖地名产生过程示意图

在过去，街子天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赶街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小范围内只有在固定的日子到这一基层市场才能接触到更多的外来商品、售卖农副产品、获取更多的外界信息、维持更广的人际交流，它作为农村地区的初级中心地，满足了辐射圈内村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交需求。因此，生肖地名指示的地方远超出了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消息流通的一般功能，同时也是地方社区认同的情感归集地，当地人的多种间歇性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情感能得到宣泄，于是赶街的场所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地方，而是成为有着社会体温与地方社区认同的特殊场所。由此，生肖地名演化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符号，经环境客观性和当地人的主观认知与实践所造就，呈现出地方社会的时空观。

二、地名的沿袭

地名在约定俗成中成为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在人地互动中被不断地注入情感。世代进行的人地互动会促使地方认同的形成，即定居重复着对地方的体验，在与地方不断的互动中人们把自己定义为地方的一份子，可从地方志、族谱、口音方言、饮食习惯等文化表征物窥视到这种地方认同，同时地名也沿袭着这种认同。因为地名具有固定性与稳定性，经常变更的地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受政治权力的左右，地名通常能够长期沿用，其所承载的地方感便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扩展和深化。

“云南”名始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的云南县，专指以今天大理州祥云县云南驿镇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后来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云南名省，而此地仍保持云南县的建制，省县同名，俗称“小云南”；民国七年（1918年）因省县重名，遂改为祥云县，但云南驿这个乡镇一级地方仍以云南作地名。地方的得名有“彩云南现”“云山之南”“武帝追梦”三种美谈。它处在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商埠驿站，过去商旅繁荣、马帮兴盛；抗战时期为保障飞虎队空运和空战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云南驿机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日作战的一个缩影。这些历史事件是地方的记忆，也成为了地名背后的故事，云南驿这个小地名标注了“大云南”的起源地，两千多年来积蓄出了情感温度、承载着地方厚重的历史文化、延续着当地人的地方记忆与情感，当地人对地方的认同也是对地名的认可，故而这个小地方一直沿用“云南”作为地名。

这种现代地名中的古地名，在长时间的使用中建构了地方记忆，是人们历史情结、文化归属、地方认同的一种情感表征。人通过回顾过去获得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来全面地定义自己，“族谱”便是对自我的长时间维度定义。与此类同，认识一地，不仅聚焦于现在，还要认知与参照过去，所以中国人热衷撰写地方志，通过其“存史、资治、教化”功能来全面地认知地方。作为地方的一份子，人们在追忆地方的过去中获得了部分地方认同，并延伸了自己的历史背景，进而强化了个人或群体的地方感。

三、地名的演变

地名是一种文字符号，在人口迁移流动、殖民侵略、政治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常常可见新地名取代历史地名的现象。由于地名是文化的镜像，也是文化的载体，长期使用的地名往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情感温度，所以不当的地方改名可能会削弱、割断人们与原地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情感联系，给当地人带来文化的失落感与迷茫的地方感，如1954年更改了一批云南境内对少数民族含有歧视意味的县名，彼时曲靖专区的宣威县改名为榕峰县，这使得当地人的地域身份变为了榕峰人，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也相应地变为了“榕峰火腿”，外人不知其名导致火腿出口锐减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于是1959年恢复宣威之名，这一更名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即当地居民已非古代土司之民、地方已经和地名融为一体并借助宣威火腿声名在外、当地人在500多年的地名使用中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并基于地名习得了地方情感。当然，恰当时机的地名变更也会让人们重构基于新地名的情感认知与地方感，如云南省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在藏语里意为“心中的日月、人间天堂”，其含义与中甸县古城藏语地名“尼旺宗”相一致。后经由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传播影响，地名言辞的隐喻作用使“香格里拉”被赋予了人间天堂、世外桃源的多种含义。因此，该地名为“中甸”时一直寂寂无闻，但在更名为“香格里拉”后，伴随滇西北片区旅游产业的崛起而声名鹊起，与此类似的还有普洱茶重要产区普洱市的更名。可见，适当的地名转换使外地人产生了对地方的美好想象与向往，在后面的实际体验中就更可能促进地方感的形成，也即“地方在一定社会情境之下会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地方由此被符号化，承载了一系列的情感、价值与意识形态”。

此外，地名具有社会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对地名的演化起到支配作用，不同地名会传达不同的政治意味、情感指向与感情色彩。昭通自西汉至唐初称“朱提”，在乌蛮部族的迁移与分化过程中其后裔部族乌蒙部逐步壮大，而部族分化状况影响到政区的设置和命名，于是乌蒙在宋代以后演变为了正式的地名。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云贵桂总督鄂尔泰曲解“乌蒙”为“乌暗蒙蔽”，便奏改为昭通，取“昭明宣通”之意。乌蒙的更名，是改土归流这一权力转换在地名上的表现，也反映出主流民族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使得基于原地名的单一民族记忆被重构为民族融合的新地方记忆，当地人在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逐渐接受了新地名，也逐渐把以往的地方感与新地名联结起来，在新地名的使用与社会实践中重构地方情感。而对一个传统地名的新解释，也同样可以是经历着各种社会记忆的新建构，被赋予和最初命名时不同的地方情感甚至国家认同记忆，如张轲风在《从此滇波不倒流》一文中指出云南的别称“滇”，从“滇池倒流”之说到“滇池，以居全国之巅得名”的诠释，传递了王朝体系下云南内地化过程中重塑国家认同的表征。

四、地名所传达的地方感

地名指示具体的地方，“对特定地域的命名、以地名文本表征地理空间，是地方的社会生产的重要实践”，即地名出现在对地方的实践与营造过程中，并“反映着劳动人民开发这个地区的功绩，记载着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物”，因而地名不仅是一种文化表征符号，也是情感表达文本。当地人将自己的地方经验和情感通过地名传达出来，地名的特指性引导了他们的怀念、向往、依恋、认同等地方情感的空间指向（图2），并使这些情感归流到特定的地方上。因而，地名透露了人们对地方的某种情感，在静止性的地方体验下深化为地方感。“地方感”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包括了人们对地方的感受、情感依恋与认同，以及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地名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它的形成可归因于心理认知、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透过地名的种种镜像，可以看到地方文化的投影。人对地方的感知有情感、认知、意动三个维度，而地名作为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的一种表现，是有温度的，它是文化的镜像，也是地方感的表征。

（一）形容词性地名的地理想象

西施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用这个人名来称呼他人是对其容貌的高度褒扬，如曾经爆红网络的“猪肉西施、卤肉西施、包子西施”，这一历史人名就从名词转化为了形容词，地名也是如此。地名在命名时常用到一些带有美好情感的字词对地方进行形象塑造、描写与宣传，因为“名词会很枯燥，然而地名一旦变成了形容词，便拥有了独特的景观、声音、气味以及独特的历史意蕴，因而中国的地名更具有形容词的特征”。如大理、丽江便是被形容词化的地名，这种形容词化是基于其地方独特、优美、古朴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与现代性社会相异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在旅游宣传和大众文化媒介的影响下，人们会对大理、丽江进行地理想象，塑造起对地方的“空间意识”，即把大理想象成风花雪月的浪漫之地、产生出苍山洱海的空间既视感、构想出古城散漫和悠闲的生活氛围等，“大理”一词便成了这些情感与事物的代名词，正如当地推出的旅游宣传口号“有一种生活叫大理”，便是借用地名来形容这一逃离了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同样，人们把丽江想象成宁静、古朴、安逸的地方，与“慢活”的生活形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对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外地人把大理、丽江构想成能逃离现代性的异域空间，能逃避喧嚣、寻求慰藉的乌托邦式的地方，有着“我想去看看”的憧憬与情感投射并产生出对地方的向往之情。在潜移默化中，大理、丽江从单纯的名词性地名实现了形容词化，容易使游客进行地理想象并激发出积极的地方情感。

（二）人的地名“标签”

人种的分类和民族的分布都是基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居住地是人的生存空间，也是人情感的归属处。“无论在哪里，当我们去呼唤类人群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他们的‘家乡’，并且是带着最甜美的意味去谈‘家乡’这个词”，所以当我们认识某个人时，都会怀揣着一种美好、亲切的情感问候他是哪里人，并告诉对方自己是哪里人，对“哪里”即特定地方的表述是抽象且含糊的。而文本具有驯化空间的强烈倾向，人们通过文本的形式去理解一个地方，用地名将地方准确的表述出来。“我是哪里人”传达出了人们的地方感，也流露出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地方认同强调‘地方’是表征人的身份的一部分，代表一种归属感”，人们在无形中用地方“标识”了自己，也被故乡烙上了地名“标签”。

移民后代割断了与祖先来源地的联系，但谈及家族起源时都会说起自己“祖上来自哪里、祖上是哪里人”。虽然时过境迁，对“发根地”的各种事物已然忘记，或者模糊了其地理位置，但它作为血缘的来源地，仍有着对其微弱的情感归属与认同，使得对这一地名的记忆能够代代相传。这种怀旧性质的地名标签，也有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情感；部分原因是想通过追溯家族的起源来延长自己的过去，把“我”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来放大自己的背景，获得一种“祖上也曾阔过”的自我认同感。云南的大多数汉族都说他们祖上是从“南京柳树湾”充军过来的，据有关学者考究“柳树湾”是明朝应天府皇宫东南角的一个地方，在今天南京市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柳树湾是当时军队的驻地，也是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讨云南时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六百多年后云南汉族移民后代早已忘记了家族的发展奋斗史，但仍然记着他们祖上来自柳树湾，一直记得自己的发根地在哪，地名标识了祖先的迁出地，表明了自己的血缘归属与情感指向。

（三）地名触发的认知与认同

对故乡的依恋、宗教圣地的崇拜、自然风景的迷恋、文化底蕴的归属是地方感产生的四个原因，而故乡地方感主要源于对故乡的依恋和文化底蕴的归属。人们对故乡这一地方的情感意向最为强烈，并有着深刻的地方性认知，当接触到该地名时，会通过“大脑意象、心理知觉、经验集结建构成一种特殊的地方情感”。地名有着对地方感的触发作用，是因为地名作为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是有内涵的，透过地名能了解到该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或社会文化事项。地名指示特定的地方，环境的地方性是地方感产生的本质，地名与地方感都有具体的地方指向，因此地名所引导的地方感是人们对地方的一种心理认知反馈。当接触到某个地名时会有“通感”反应，由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建构起关于该地方的想象，萌发出某种认知与情感。

回不去的童年、割舍不了的乡愁，乡愁有着人们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归属。不管离家多远、迁居何处，当人们接触到关于故乡的事物时，亲切感、依恋感、怀念感油然而生。“外部环境的刺激作为触发乡愁的基本条件”，可以是家乡小吃、方言口音、手工艺品、乡土音乐、历史街区、地标建筑等事物，而地名作为故乡的语言文字符号与烙印在身体上的标签同样会触发人们的乡愁，引发出人们的地方认同。迁移不会降低人们对地方的依附，甚至移动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地方感，漂泊在外的人通过地名认识到同乡人时，会产生老乡心理效应，这种涉及认知、情感、行为意向的心理过程可以追溯到社会认同，也是一种地方认同，即我们共同来自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对同一个家乡有着相近的地方感。这种地方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共同作为家乡的一份子，“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就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五、结语

人们用具有地方性且有重视度与情感附着的事物或社会活动来命名空间，把家乡地名作为自我的一个身份标签，又借助地名符号表达出对地方的认知态度和情感联结。因此，地名不仅具有文化底蕴，能承载地方记忆，更有情感体温，它的温度来源于人对地方的认知与实践，并在历史进程中慢慢升温。当人们经由听觉、视觉或意识链接到某个地名时，会不自主地进行地方想象，并在地方经验的影响下牵引出对该地方的某种情感。以云南这样一个地名文化丰富多样的省份为例探究地名所承载与反映出的命名者、当地人、外地人的不同地方感，有助于拓展地名学的研究范畴与关注点，弥补以往地名研究中对情感关注的不足，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案例佐证。同时，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理论应用于地名学研究，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应用、学科间的理论借鉴和交叉研究，以期对地名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留住记忆，记住乡愁”，而基于地名的记忆与情感温度作为乡愁的一个影响因素同样需要关注。在今天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弃用老地名而追求“大、洋、怪、重”的地名，为追求经济利益和提高知名度盲目地更改了赋有文化价值、历史底蕴、情感依恋的地名，这种更名不但导致了地方文化的混乱，也弱化了当地人的地方归属感和乡愁情结。因而，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地方理论来分析老地名的遗失对人们的地方认同、乡愁情感的影响，当地人又是如何主动与新地名建立起情感联系并通过新地名来延续社会记忆。近年来地名文化遗产研究渐入视野，冠以文化遗产的地名除了其文化价值与历史意蕴外，也要深入研究其所承载的情感温度与社会记忆，从情感认知上进一步挖掘地名文化遗产的价值。

此外，在今天人口快速流动和无地方蔓延的时代，处理移民变迁、社区改造、城市建设、地方形象塑造、社会记忆延续等一些社会问题时更需要将地名考虑在内，因为生活中地名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景观它又和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如住址、地域身份、车站名、机构名、收货地址、商品的产地及地理标志产品等都涉及到地名；而人扎根在地方上并通过命名的方式来认识与指代地方，简单的看地名即地方，正如“我是张三、张三是我”一样在表达中名字与实体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容易区别出两者。因此，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需要考虑地名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要转变将地名视为一种简单的语言文字符号的传统观念，把对文化的关注延伸至地方感、地方性、社会记忆、乡愁情结等层面，以此充实相关的研究。

作者：赵帅，郑寒

来源：《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贺雨婷

审订：耿 曈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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