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阿者科计划：不靠招商引资，村民如何变身“万元户”？

日前，位于云南红河哈尼世界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的“网红”村落——阿者科迎来第八次分红。本次分红金额共计517080元，其中100%分红户分得9300元，户均分红7955元。与年初第七次分红累加，今年户均分红10022元，首次突破年户均分红万元大关。当天，连日来的阴雨骤停，艳阳高照，仿若老天都被村民们的喜悦所感染。

今年以来，旅游业稳步复苏，乡村旅游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期。近期，广东省委部署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文化旅游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抓手之一，日渐受到重视。

具有可复制性的先进发展模式何处寻？相比高举高打、大干快上的传统发展模式，高校帮扶乡村的机制正在彰显活力。“阿者科计划”，曾入选教育部第四届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被教育部誉为“全球旅游减贫的一个中国解决方案”，从何而来？如今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它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带来哪些启示？记者近日赴阿者科展开调研走访。

1 旁观者的疑问：发展旅游，为何不招商引资？

“为什么不引进外部资本？这能快速提高阿者科的旅游收入，也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流。”

在听过保继刚教授3个小时的讲座后，一位在职研究生提出疑问。

7月6日晚，在阿者科附近一家为数不多可容纳上百人的宾馆餐厅内，餐桌变课桌，课件PPT投射在墙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本科生、MTA在职研究生以及来自全国高校旅游帮扶联盟的师生共济一堂，聆听阿者科计划发起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讲述阿者科计划的来龙去脉。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在这里看到了乡村原本的模样。”当天上午，来自高校旅游帮扶联盟成员单位新疆大学的研究生王帅在走访阿者科村后，如是感叹。然而亦有一些有着丰富文旅一线工作经验的在职研究生认为，以目前的模式来看，门票经济难以为继，阿者科的旅游商业配套并不完善，市场运作尚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作为全球旅游减贫的一个中国解决方案，曾被写入高考试题，近年来“阿者科计划”声名鹊起。这一次，由发起人亲自带队走访并详细讲述，是首届高校旅游帮扶联盟阿者科计划研学夏令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为本院学生专门安排的一次案例地实践教学。

这并非保继刚第一次完整讲述阿者科计划，更不是第一次面对质疑。“几乎每次讲完，都会有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聚焦在阿者科计划的模式上。”杨兵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作为第一位驻村的中山大学研究生、阿者科计划的执行者之一，杨兵自2018年7月起驻村，一年半后回校读博，一直参与阿者科计划至今，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阿者科计划模式，即村民以旅游吸引物入股占70%，政府出资300万占30%，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中山大学提供智力援助，村民按照民居分红40%、梯田分红30%、居住分红20%、户籍分红10%的“4321”比例进行分红。

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村民入股比例高达七成，而按照过往经验，这一比例普遍不超过30%；二是坚守四条底线，即坚守传统民居不租不售不破坏、不引进任何外来社会资本、不放任本地村民无序经营、不破坏传统。

“保证村民利益和保护遗产，是阿者科计划的初衷，也是开展工作的前提。”面对外界对于不引进任何社会资本这一前提的不解，保继刚坦言，发展与保护是旅游发展难以回避的话题，然而当资本下乡，旅游发展，而大部分利益被精英俘获，当地村民以低价出让其土地所有权，被迫搬离原住地，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中并不鲜见。2018年，当保继刚受邀为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做旅游规划时，经过数月的实地调研，他带领团队将规划范围锁定在遗产区内一个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的传统村落——阿者科。

“这是在元阳哈尼梯田，学龄前的农村女孩日出之前就拎着鸡蛋去观景台门口，一个一个地敲着游客的车窗，推销自己家的鸡蛋。”课堂上，保继刚指着一张照片谈到研究的缘起。游客因壮美梯田而来，而这恰是小女孩的父母或祖父母辛苦耕种出来的，而游客在这里的所有消费几乎与这些村民无关。“我想，如果这些村民得到了自己应得的收益，可能就不会有学龄前儿童天不亮就去卖鸡蛋了。”本着帮父老乡亲争取属于自己权益的心，保继刚教授团队开启了“阿者科计划”的编制，并坚持每年派驻博硕研究生驻村，进行技术援助，至今中山大学已派出10批共计20名技术人员。

这一坚持了5年的社会实验还在继续，其正在不断论证一种“+旅游”，而非“旅游+”的新模式和新理念——发展乡村旅游，未必需要依靠招商引资的传统路径，大资本进驻开展“创造性破坏”，有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适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援助，以社区主导的保护性开发为原则，能够带动当地居民参与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

2 学者的思考：如何为村民谋求利益最大化?

随着阿者科计划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关于其可复制性的争论无止无休。早在2022年3月份的一次公开讲座上，保继刚曾就此公开回应称，“阿者科计划”的成功的确存在其特殊性，但高校扶持乡村的机制是可复制的。

去年，由中山大学与新疆大学共建的新疆历史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吐峪沟工作站正式挂牌，该工作站与当地政府签订“吐峪沟计划”协议书，旨在科学合理布局旅游业发展，实现旅游开发、文化保护和富民增收。该计划恰是对“阿者科计划”模式的沿用。

公司组织村民整治村庄，经营旅游接待，公司收入归全村所有，“阿者科计划”内源式集体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村民是旅游吸引物的创造者，理应把权利还给村民。”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保继刚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亦在阿者科计划的实践中一以贯之。

然而，无论理念还是实践，其复制过程并非如理论推演般顺利。尽管依托“阿者科计划”的实践，保继刚教授团队对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做了实践探索，但要以旅游吸引物权为当地村民谋求利益最大化，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尤其是在旅游吸引物权尚未立法的前提下。

早在2012年，保继刚、左冰等学者就发表论文呼吁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其研究表明，旅游吸引物权，指的是由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之所以需要被确认和合法确立，就是明确国家、集体、个体在使用旅游吸引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而这尤其对改善旅游收益分配格局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面对资本下乡，产权被少数投资精英掌控的情况下，‘旅游吸引物权’就是合理维护村民权益的理论依据。”在新疆吐鲁番吐峪沟驻村帮扶的工作实践中，王帅同样面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博弈，向当地政府和利益相关者阐述何谓旅游吸引物权，是让“吐峪沟计划”落地的关键一环。

然而村民以旅游吸引物权入股的比例可以达到多少，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谈判。“阿者科计划的复制，不可能是完全照搬。”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逸在“阿者科计划”模式下衍生设计出另一个旅游减贫实践案例——凤庆计划。“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的先天条件远不如阿者科。”面对外界对“阿者科计划”可复制性的质疑，刘逸直言，任何一个照搬成功案例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想想，结合自身实际，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3 驻村学子的体悟：“看到了青春更多的可能性”

“你们走了之后，我就没有最好的朋友了。”8月5日，在结束了第八次分红大会后，13岁的马芬跟着驻村博士生杜晓朦回到阿者科游客接待中心，倚靠在其身旁。她知道，还有几天姐姐们就要结束驻村工作返回广州了。

两位驻村姐姐分别是2022级中山大学博士生杜晓朦和吴诗雨。有着相似海外留学经历的她俩，今年年初主动选择驻村，至今已逾半年。半年来，她们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知，亦与村里的孩子们结下不解情谊。

“孩子们容易亲近，她们平日里帮我们翻译，甚至帮我们与他们的爸爸妈妈沟通交流。”吴诗雨说，除了驻村书记，孩子们成为了研究生（作为外来者）与当地人沟通的桥梁。

在杜晓朦看来，与当地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已经在前几任驻村研究生的工作基础上逐渐成熟。而她驻村的日常从早上8点开始，接下来便是“迎接变数”。对拥有景区运营管理经验的人而言，这些“变数”其实稀松平常，但对从未接触过这项工作的研究生而言，无疑是一挑战。

今年春节是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旅游旺季，阿者科一天就接待上千人次，村道挤满了来往的人群。维护村落秩序、帮助游客解决问题，即便是这种看似普通的旅游公司日常运营，也让吴诗雨起初感到“崩溃”。

“乡土中国”里复杂的人情社会，令其感到十分陌生。“很多事情就算有制度保障，也需要相互博弈和拉扯的过程，制度的执行原来不是简单的从A到B，曲折似乎是必经之途。”吴诗雨说，这些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形成收获课本以外的知识、经验和体会。

除了打理村集体公司琐碎而繁杂的运营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陪伴村里的留守儿童，一周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活动，或学画画、放电影，抑或乡村徒步。会爵士舞的吴诗雨还会抽空教村里的阿嫂和孩子们跳舞。

今年暑假，中山大学MTA在职研究生叶俍苑也主动申请进村支教。7月下旬开始，她几乎每天带着葫芦丝、二胡等民族乐器在村里的迎客广场演奏，吸引了众多村里的孩子围观。“孩子们觉得新奇，就主动拿起乐器来，这时教学就可以开始了。”最近叶俍苑感到最得意的，便是跟她学习不到10天的小姑娘普丽娜，成功在阿者科第八次分红大会上演奏了一曲《月光下的凤尾竹》。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搞教育的，主要还是行为引导。”杨兵回忆道，5年前，村里的孩子们会伸手向游客要钱，如今这种现象不再发生。为了鼓励村里的孩子读书学习，今年暑假，5名成绩优异的孩子受邀来广州参加杨兵博士的毕业典礼。

“我觉得自己应该多去看看世界，多一点见识，正如一个人连世界都没见过，不会有世界观一样。”“我看到毕业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也想到未来的场景，老师帮我拨穗。我暗自立誓一定要上大学，享受我的青春。”孩子们写下此行感悟，令杨兵等驻村学生颇感欣慰，“种子”种下了。

派驻学生驻村，是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循环过程。保继刚说，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并不是一句口号。“如何正确认识与恰当处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发现真问题，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旅游学界下一阶段应该着力的方向。”他直言，找到“真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往复，而实践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然而这种做法需要承担不小的风险和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有多少高校可以做到连续多年派驻研究生驻村半年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坦言，驻村半年除非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否则对于面临就业的研究生而言，驻村半年意味着错失“大厂”的实习机会，就业压力也会因此更大。

即将进入博二的杜晓朦，大概率不会将阿者科作为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它不妨碍拓展科研或日后工作的思路，甚至拓宽了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角度，让我看到了世界更多面，看到了青春更多的可能性。”谈及半年来的心得体会，她说，当见识越来越多，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多面，也许未来的路能越走越宽。

4 未完成的实验：智力援助之后还有下半场

8月5日，今年考上高中的马松从中山大学校长高松手上接过奖学金证书，他将领奖照片分享到了亲朋好友的群里。在中大驻村研究生的影响下，其舅舅东青近年来学业亦突飞猛进，今年考到了年级第六。

“我在村图书馆看到了驻村学生为村里孩子们组织的一系列学社活动的照片，孩子们天真、热情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阿者科第八次分红大会上，高松特别提到，在阿者科计划实施的五年中，阿者科村民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他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在中山大学迎来阿者科的新生。

“感谢中山大学，感谢保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东青妈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按照分红制度，东青妈妈一家可获得100%分红，今年分红收入过万。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乡村，即便是“万元户”，亦存在因病返贫的风险。

据保继刚透露，他和团队正在研究进一步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引入商业保险的合法路径。实际上，这已经超越了乡村旅游传统发展模式所需要考虑的范畴。“阿者科计划实际上是从产业振兴到乡村治理所进行了一次探索与尝试，我们希望能为高校助力乡村振兴创造更多可能性。”当外界对阿者科计划执行过程中“跨越边界”的做法感到疑惑时，保继刚毫不讳言地说，这场乡村社会实验还在继续。

27岁本地村民马有德，是多年来首位返村就业的大学生。如果说阿者科计划的上半场是智力援助，下半场则是实现村民自治，吸引更多本地大学生回村就业。本科是旅游管理专业的马有德对阿者科村集体公司的运营工作很快上手，并负责日常的政务接待、翻译和员工培训等工作。尽管对未来尚未有更长远的打算，但“想为家乡干点事”的心，令原想要在外闯荡的马有德留在了阿者科，为这座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相较之下，村里40岁左右的中年人则是阿者科旅游公司运营管理的中坚力量。作为业务主管，已经在公司干了近5年的高美华对旅游接待已经驾轻就熟。她感到日子会越过越好，因为“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有家”。

杨兵说，接下来他想要尝试运行体验预约制，在阿者科的旅游体验上做文章，提高运营效率的同时，亦可以解决村民灵活就业的问题。“旅游旺季时，村民们可以带体验团，做家宴，卖手艺品，淡季时农忙耕作，让保护与发展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来源：南方+记者 周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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