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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准备小说时 想起无数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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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甘露 当代著名作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总策划。著有《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呼吸》等。从早期《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的先锋实验,到《千里江山图》中危机迭爆的飞速叙事,曾经的先锋派小说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恢复了其间语言真正的优雅,把个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打通,既保持了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又进行知识考古形成了一部“上海风物志”。它既是文学的,也是红色的;既是主题的,也是个性的;既是英雄的,也是日常的。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由著名作家孙甘露创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收获》长篇小说专号首发的《千里江山图》获奖。

  以“先锋派”闻名于文坛的当代著名作家孙甘露沉潜多年、精心创作的《千里江山图》自2022年4月出版后,第一时间就掀起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千里江山图》以险峻的故事情节、精确的世态人情和对人物性情的细致刻画、对人性隐秘的深入挖掘深深感染并震撼着读者,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神联系,不仅赓续了“革命上海”的书写脉络,也以其出色的文学成色被盛赞为一部青春热血喷涌、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的长篇经典,一部在文学艺术上大胆探索、迎难而上的传奇之作,是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的代表性作品。

  据悉,《千里江山图》纸书热销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不断试水破圈融合方式,注重开发《千里江山图》的电子书、音视频产品、影视剧等多元传播衍生品,同时策划《千里江山图》“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文学活动,《千里江山图》在融合出版、影视版权和版权“走出去”的推广工作中表现亮眼。《千里江山图》同名电视剧已公布概念海报。上海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侧耳团队8月15日也将推出《千里江山图》广播剧。目前,《千里江山图》已与沙特阿拉伯文学出版中心、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俄罗斯学术研究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达成版权输出意向,达成英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十余个语种的版权输出事宜,意大利语等10个语种合作也正在洽谈中。

  《千里江山图》创作谈 文/孙甘露

  写作不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过程,而是做减法  

  就《千里江山图》这本小说的写作准备和写作过程而言,我把自己视作一个初学者,一个新作者,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将其视为一次全新的学习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我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20年。当时我和一些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包括画家,在一起聊天,说起了绘画史的掌故。有历史上的、传说中的,也有关于上海的。里面有些内容,后来有写到这本书里去。那是很多年以前,但是具体要写什么,我没想清楚。

  大概在一年多前,正好出现一个契机,了解到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这是历史上非常秘密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这个故事的主要背景和情节发生在上海。我出生在上海,一直在这里生活。书中写到的很多地点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比如书中主角陈千里的弟弟陈千元的住址,实际上就来自我读书的路线。从澄衷中学也即我的母校开始,四年时间里我沿着现在的唐山路,在公平路/唐山路那个路口上,一直经过下海庙,然后是提篮桥监狱的那个围墙,再一直经过书中描写的陈千元租住的地方,穿过霍山公园,一直到临潼路、到榆林路回到自己家。那个时候没有分初中、高中,就是中学,中学四年我每天来回一遍。虽然都是很简要地写,但我对这个环境非常熟悉。

  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朋友都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我得到了海量的材料。但因此也遇到一个问题——怎样把你的经验和可能有的材料聚拢起来,使它变成小说的一个部分。这实际上经过了漫长的考虑,不仅仅是写作过程中的考虑。我觉得写作,关于历史的想象也好,历史材料的运用也好,它不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过程,而是一个减法——怎么样越来越少。实际上大部分的东西它只是提了一笔而已,像陈子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其实就是一个名字,三个字,跟他谈论了半天,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  

  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关于“红色主题”,这个题材的写作当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前辈作家们写了很多,比如我们知道的《红岩》就是一个示范性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作品虽然主题非常好、非常突出,然而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些吃力。我觉得要突破一种比较概念化的写作,在形式上找到一种比较特殊的、跟这个小说的故事内容比较吻合的方式。我在想,中央特科和国民党党务调查科这么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以我们通俗讲的“谍战”这样一种类型小说的方式来写作,应该是非常契合的。当然它不仅仅是为了这样而这样。回到根本上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个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让你想起来就很激动。有的作品可能是通过家庭、通过爱情、通过一些人生的变化来写,而我觉得这样一个大时代进入到写作——当然也因为它压缩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切面:人物的个人遭遇、经历成长以及感情,实则都是通过引述,像一个背景一样被带出来了,而不是放在最前面来写的。所以,所有这些人物仿佛都生活在公共生活里面,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秘密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刺激人的想象的。

  谍战小说里边的人物是非常多重性的。当然《千里江山图》这个小说最核心的东西并不在这里,它讲的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理想的选择: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的信念和道路的?换句话说,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严峻的人性考验,这跟我们说的谍战故事结合在一起,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从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意图的方法。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思想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有时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其艰难的时时刻刻。

  从根本上说,百年来,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也正是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获得一个契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一次机密的行动,也是一次返乡之旅,一次对未来的展望之行。通过小说的叙事旅程回溯时代的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对大变革时代的拥抱和体悟。旗帜飘扬,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

  这部小说涉及了上海、南京、广州三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故事的上卷,遥想如果未来有下部的话,还有一条隐含的复杂线索也许会在武汉这座城市展开。彼时,这幅画卷方才完整地合拢吧。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久远,其旨意正是内在于文明的结构之中,江山千里,绵延不息,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擦拭汗水时,当会心怀感念。(因版面所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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