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年没工作的他，想留在北京，组织部：青海云南任选一个

1977年，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来到了中央组织部。他曾在革命年代立下汗马功劳，但此时已经九年没有工作了，这次到组织部来也是希望能继续工作。

他表示自己想留在北京工作，但组织部领导遗憾地告诉他，北京已经没有多余的岗位了。只有两个选择，云南或青海，你选一个吧。

这让这名老人不免有些失落，毕竟他此时身体不太好，留在北京也是希望能顺便治病，但他终究要作出选择。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呢？为什么会九年没有工作呢？他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这位老人就是有着“红小鬼”之称的陈丕显，“红小鬼”是他刚加入红军时大家对他的称呼，毛主席也曾以这个外号来称呼他。因为陈丕显小时候就心向革命，早早就加入了红军。他13岁入团，15岁入党，在红军中年龄算是很小的，因此被称为“红小鬼”。

而陈丕显之所以这么早就加入革命队伍，也是因为早他就对旧社会的各种残酷剥削感同身受，意识到必须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1916年3月，陈丕显出生在福建长汀的一个贫农家庭，家里就跟许多普通农民一样，受到土豪劣绅和官府的双重压榨。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陈丕显无法上学，只能早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然而他却发现，尽管自己的父母如此勤劳，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收获的成果却大多都交给了别人。有的要交给地主，有的要交给官府，有的要应付各路势力的敲诈勒索，最后剩下的钱甚至还不足以让一家人吃饱饭。

如此残酷的现实让陈丕显早早就产生了反抗心理，因此在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队伍。尽管此时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只能做些辅助工作，但他的意志却十分坚定。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肆意屠杀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中，陈丕显的部分小伙伴害怕了，脱离了组织。而陈丕显却依然坚定，继续做革命工作，在国民党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并积极向革命组织靠拢。

1929年，年仅13岁的陈丕显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了共青团，并随红军四处转移。

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可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很可能会被视为“赤色分子”而遭到迫害，还可能要参加战斗，但陈丕显却毫无惧意。

红军战士们看到他这个年龄就有这样的勇气，也都感到佩服，于是陈丕显就得到了“红小鬼”这个称号。“小鬼”这个词其实是称赞陈丕显年龄小，但又很机灵。

别看陈丕显年龄小，可组织能力绝对非同一般。在入团后不久，陈丕显就成为了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后来更是成为了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1931年，15岁的陈丕显就入党了，可见他的能力有多么突出。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但长征可不意味着所有部队都离开了根据地，为了主力能够转移，就需要有部队留下来牵制阻击国民党军，并尽可能维持原有的根据地，陈丕显就是留下来的人之一。

因此陈丕显并未参加长征，但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尽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长征有名，但其中的艰难险阻可绝不比长征要少。

国民党同样也留下重兵对南方根据地进行围困封锁，陈丕显在项英、陈毅等人的带领下经过血战，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来到了赣粤边游击区。

在这里，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完全包围，几乎彻底成为“孤军”的情况下，陈丕显依然坚持了信念，坚守了三年时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

抗战时期，陈丕显在新四军工作，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边与日伪军斗争，一边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他曾参与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给予国民党顽固派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曾担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等职务，主要负责军队后勤。

淮海战役期间，陈丕显组织了上百万支前民工向前线输送物资，有力保障了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促成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陈毅曾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这些“小车”之中，也有陈丕显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曾在上海工作过很长时间。当时上海的秩序还较为混乱，许多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潜藏在暗处，试图破坏上海的人民政权。而陈丕显则组织了保卫物价和清扫黑社会等行动，有力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

1966年，在特殊时期的浪潮下，陈丕显也遭到了冲击，不幸遭到关押。尽管周总理命令要保护他，把他送到北京，但部分人却依然扣住陈丕显不放，这导致陈丕显的工作被迫中断。这些人给陈丕显扣上了种种帽子，还试图利用一件陈年往事将陈丕显打成“叛徒”。某些心怀不轨之徒甚至放出话来，说陈丕显“不是红小鬼，而是黑小鬼”。

哪件往事呢？原来，1930年，当地红军曾遭到国民党的“围剿”，被迫转移。当时才14岁的陈丕显正担任县宣传队分队长，随红军伤病员乘船南下转移，但不幸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拦截。有人跳水逃生，有人上岸突围，但陈丕显没能逃脱，不幸被俘，随后和十几名红军伤病员被关押起来。

但当时陈丕显做的是地方工作，穿的也是便装，并且年龄小，所以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身份并未暴露。后来陈丕显趁着敌人不留意逃脱，重新回到了红军。

当时中央调查组就曾调查此事，在经过多方走访后得出结论：陈丕显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叛变自首的行为，还了陈丕显一个清白。

也就是说，此事本来就已经有了结论，是结了案的。然而某些人却对此不满意，也可能是因为找不到陈丕显的其他把柄，所以强行把这个三十多年前的老案子翻了出来。他们要求重新调查此事，并炮制了种种“证据”，试图证明陈丕显曾经“叛变”。

然而陈丕显本来就没有暴露身份，再加上此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因此任凭这些人找遍各种材料，他们的“证据”也都是漏洞百出，站不住脚的。

最后这些别有用心之人找了好几年，也没能发现有力的证据，只能宣布审查停止，放陈丕显回家。

然而陈丕显虽然得以回家，工作却没了，原本住的小楼也被没收，家里只剩了一间房。祸不单行，此时陈丕显的身体也不太好了，患上了肿瘤，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后来在中央的关照下，陈丕显才得以被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住下，他在这里还见到了许多老战友，比如叶飞、谭启龙、江渭清等人。

到了1977年，陈丕显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也终于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中央组织部给他安排工作，问他想要在哪里工作。

陈丕显回到北京，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安顿下来了，而且北京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他本来到北京来就是来治病的，自然希望能留在这里。

但对方却遗憾地表示，安排不了，因为北京的岗位已经很紧张了。目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青海，要么云南，让陈丕显从中间选一个。

这让陈丕显有些为难，现在青海和云南风景如画，旅游业得到了很好的开发，道路也增加了许多。但那个年代青海和云南很多地方还尚未开发，交通也很落后，医疗条件也很有限。并且这两个地方都是高原，陈丕显如果去了那边，病情很可能反而会加重。

而叶剑英、粟裕等陈丕显的老领导在听说陈丕显的处境后，也纷纷表示关心。叶剑英更是请他留在军队中，这样就不用经过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了。

此时叶帅正是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军队干部调动是不需要通过组织部的，更何况陈丕显本来就是老红军，也完全可以在军队中工作。

陈丕显很感动，但思虑再三后还是拒绝了。他表示自己虽然很早就加入了红军，但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就长期做地方工作，对军队工作不熟悉。

因此还是希望留在地方工作，为人民多做些事。当然陈丕显这么做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被人说是挑三拣四，不愿意为党工作。毕竟他是党的干部，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应该服从安排，全力工作。

因此陈丕显最终还是选择了到云南工作，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不过他当时其实不是云南省的“一把手”，因为上面还设有省第一书记。尽管陈丕显来到云南后身体有些不适应，但还是全身心投入了工作之中，为云南的经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果不其然，他的突出表现让中央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老当益壮的“红小鬼”。1977年7月，他被调往湖北，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之后就长期在湖北工作。1978年开始，他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直到1982年被调往中央工作。

1995年8月，陈丕显在北京去世。他从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开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奋斗了六十多年，可谓功勋卓著。

但他并未居功自傲，而是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始终记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史将会记住这位“红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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