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贵：从心学到身学的历史转向

　　王艮(1483—1541)是明代著名平民思想家，父亲是江苏东台安丰场的盐工。因贫穷他早年就辍学经商谋生，虽自学刻苦，却没有科举功名，终生为布衣；但他创立了泰州学派，成为阳明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弟子说他“不立文字”，以讲学、对话或歌谣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其思想表达的形式不仅日常生活化的通俗易懂，其思想内容更是有着强烈的世俗性和人文气息。如他晚年反复申说的“明哲保身”论，就是这类观念的一个著名代表。它肯定每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都具有无上的价值，因此活着最重要，自我保全最根本，人人都应“敬身、安身、保身”，对自己当妥加呵护与保全。对此“明哲保身”论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意义，学界已多有研究，不过，对于王艮为何会宣扬这一主张？却少见深加留意者。其实任何思想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映现，也是时代需求的表达，王艮之所以竭力宣扬“明哲保身”论，自有其历史的理由。

一、“保重”与保身

　　“明哲保身”说，散见于《王心斋全集》中语录、书信和诗歌中，而集中表现在他写给同门的临别赠言，其间有代表性的一篇文字就是《明哲保身论》，副题“赠别瑶湖北上”。瑶湖即是王瑶湖（1493－1552），名臣，号瑶湖，江西南昌人。他曾从学阳明，后为泰州太守，“会诸生安定书院,礼先生（王艮）主教事，作《安定集讲说》”。彼此密切交往，疑义相析，情谊很深。嘉靖5年（1526），他升任邢部员外郎，北上赴任离别之际，王艮作文送行。内称：

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就此失脚，将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

故孔子曰“敬身为大”，孟子曰“守身为大”，曾子“启手”“启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嘱临别者，必曰“保重”。保重，谓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与人未忠者也。吾与瑶湖子相别，而告之以此者，非瑶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瑶湖子告之于天下后世之相别者也。是为别言。

这一年王艮四十四岁。据《年谱》所述，是激于“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谴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因瑶湖北上，作此赠之。”从上述王艮所送的“别言”看，他确实心忧宦途的“失脚”、即危难，其所举述的“烹身割股，饿死结缨”正是这类事例的历史显证。在王艮看来，这些都是未能“安身”、甚而毁身的悲剧，所以他反复引证孔子的“敬身”论，孟子的“守身”说，以突出“安身是本”。可见，王艮之强调“保重”，诚如其弟子所论，是有鉴于“宦途”，或“谏死”或“谴逐”的凶险。

不幸的是这类凶险在王艮身边不断发生。其切近的例子是同门邹守益因“议大礼”而遭遇迫害。有经历此事的大臣事后仍不无余悸。此种大臣大规模受辱情形，想自称为“东西南北之人”的王艮，不会不知情。在“议大礼”过程中，同为王阳明弟子的邹守益，在奏上《大礼疏》后，引得明世宗非常不满，遭受酷刑。邹守益之后虽被贬广德，仍励精图治，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曾延聘王艮来讲学，王作《复初说》答之。想有这种亲切的交往，王艮当然会知悉邹的因谏而蒙祸的事，而对此事也不能不有所忧悸。

身边同志的遭遇如此，他所敬仰的老师王阳明，更是一生多危难。阳明早年因抗旨救戴铣等人，触怒了刘瑾，被廷杖40，贬谪贵州龙场为驿丞。后来阳明创立心学，但却不断遭受权贵们的指责、讽刺，有抨击他不守师法，背离程朱理学；有讥刺他的“心学”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只不过是求新奇的“新学”；更甚的是诋毁其学是应查禁的“伪学”。王阳明虽有平定漳南、横水诸地匪祸的功劳，还有平宁王宸濠的叛乱之功，但朝廷对他有功不赏，只空予个“新建伯”封号。老师的挫折与险境，作为登堂入室的弟子王艮，当然是会有所了解的，王艮《语录》载：“门人歌：‘道在险夷随地乐’。先生曰：此先师当时处险时言之，学者不知以意逆志，则安于险而失其身者有之矣。”这段话表明，王艮对老师王阳明当年避险安身之大勇大智的由衷敬佩。

宦途是危险的，而面对这一危险，王艮并不主张一死报君王的愚忠，而是倡导明哲的保身，他认为自我的安危是首位的，身在才能人事修齐治平。如他对殷商三仁的态度，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王艮认为比干惨烈牺牲，箕子多苦难，而微子提早全身退出。对微子“保身”之举，显然王艮最为赞赏和推崇的。王艮语录中还有这样的议论记载：“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就此失脚，将或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文意是说必须先保身，然后才能保天下国家，保身是基础和前提；如果碰到暴君（如商纣王），不应学习比干，而应学习微子、箕子，尤其是要学习微子，因为他“知几保身”。要之，现实和历史的宦途危机，突出了臣子之“身”始终面临着的政治权力戕害的巨大风险；而如何规避这一风险，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严峻话题，显然王艮的“明哲保身”论，正是针对这一话题的忧患之声，也是对专制时代宦途凶险的历史反映与主动规避之的历史自觉。

二、“保孤”与保身

不过，细绎《王心斋全集》还可以看出，触发或者说强化王艮宣扬“保身”说的，还有其它一些特别的缘由，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阳明身后“保孤”的急迫，是王艮力主“明哲保身”说的真切而隐微的心念。

王阳明过世时，王艮曾远道迎丧，并倾心料理老师的后事。在此过程中，王艮强烈感觉到老师的突然病故，使其家庭关系一下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尤其是老师年幼的遗孤，其安危与成长令人揪心。阳明生前，正室诸氏一直没有生养。诸氏过世后，阳明续聚张氏，嘉靖五年(1526)生子正亿，次年阳明即奉命南征，他辞世时，幼子仅只有4岁。据弟子黄宗明回忆，阳明对家中后事已有所预断，“嘉靖丙戌，继室张氏生子名正聪（亿），未及一岁，辄有两广之命，当将大小家务处分详明，托人经理。”另一位弟子薛侃，也回忆阳明先生离家前“凡百家务，维预处分。”但是，阳明先生的生前安排，并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弟子们的观察是：“殁几一载，家众童僮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无悔乎？”而家众“欺正聪（亿）年幼，不知遵守”。失去了阳明的呵护，正亿母子“离仳竄逐”，担惊受怕。为了正亿母子平安，众弟子竭力维护，创制了下述种种保全措施：

一是制定5方协议。这一方案在弟子黄宗明主持下制定。阳明葬礼甫结束，他就召集阳明亲众，协议处理所有后事，并形成文本，官家盖印存档，相关亲属各持一本，以照守执行。

二是设定托孤看护方案。这是在弟子薛侃主持下完成。宗旨是“酌之情礼，参以律令，以保孤安寡为先，区区田业，非其所重。”要义是“正聪年幼，家事立亲人管理，每年轮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诸叔侄不得参扰。——轮年之友，亦具报四方同门，咸为转达”，并附有实施的具体条款。其关键是每年轮流有2位弟子前来协助照看老师遗孤，而家族中其他亲友不得干涉。

三是为正亿办理“门壻”。这是众弟子协助黄绾，共同成就。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黄绾，与王阳明友善，后拜阳明为师。他对阳明有功不赏、有勋的不录的遭遇深为不满，对其遗孤更是心忧。阳明在世时，曾与他约定儿女亲家，即为正忆定了娃娃亲。眼见阳明身后正亿处境困窘，遂有成亲之举，以更好保护正亿，即意味让正亿成为女婿后，则可名正言顺的养护了。经过大家不懈努力，正亿终于在嘉靖11年九月，被带到金陵黄绾的身边，时年6岁。王艮在其间不辞奔波劳苦，亲行聘礼，可见他为保全正亿的一心一意，亲力亲为。

在此期间，仍发生了许多令人担心的事情。虽然订立了五方共守的协议，也商定了二位弟子轮值看护，但实际上远不如人意，正亿仍时时处在不测之中。

一是因家族矛盾，正亿被作为筹码被藏匿，以致看护的弟子一个月都不得见，生死两茫茫，令人焦愁，“正亿外侮稍息，内衅渐萌。深居家扃，同门居守者或经月不得见，相怀忧逼。”二是由于朝廷打压、政敌陷害，使得乡里恶势力有恃无恐怖的欺侮，“于是同门佥事王臣、推官李逢，与欧阳德、王艮、薛侨、李珙、管州议以正亿趋金陵，将依舅氏居焉。至钱塘，恶少有蹑其后载者。迹既露，诸子疑其行。请卜，得鼎二之上吉，乃徉言共分胤子金以归。恶党信为实，弛谋。有不便者，遂以分金腾谤，流入京师。臣以是被中黜职。”恶少公然欲行衅滋事，为保护正亿，王臣佥事还受“黜职”处分，可见世情之险，正亿处境之恶。

经历阳明后事料理和正亿保护周折的王艮，与同门一样，心焦老师的后事，而他的草根出生，生活煎熬，使他更倍感人生的不易，对老师的遗孤遗孀，尤加深虑。在写给同门薛中离的信中，这种担心倾泻而出。在此信中，王艮讲在阳明生前，他曾再三向老师提议立夫人为“众妇之主”，以主持家政，料理家务，也好护佑幼子；但阳明认为夫人“德性未定，未可轻立。”后来可能也有建议立家族中的“吴夫人”为“诸母之主”，但她“性刚无容”，也未能上位。王艮后怕，若吴夫人当家，正亿母子必将进退维谷。幸赖有正亿的外舅黄绾、阳明的几位弟子，为不负先师，合谋协力强行将正亿带到南京抚养。文中所谓“拯救至南都”，“遂拔正亿出危难险”，“后无魔障可也”等表述，都刻画并凸显出正亿的困境与危险，以及王艮与众弟子的焦虑、担心。

而在写给另一位同门欧阳南野（欧阳德）的信中，王艮更是流露出强烈的保护“先师一脉之孤”的意愿：

“贵乡里曾双溪至，知久庵公丁忧，正亿弟随归。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势，不知果能终其所愿否也？过越，恐伯显老夫人相留，未知如何处之。望兄与龙溪兄扶持，豫谋万全之策，以保先师一脉之孤。如何？如何？”

文中“以死保孤”云云，是引用欧阳南野的话，信中一再道及此，也是意在强化和提醒对正亿的保全是何等重要而紧迫；而欧阳南野有如此决绝的表达，也显示出同门们对正亿的险境，都有切身的体认和感觉，而且也确实比较危急过，所以才会有“以死保孤”的话。而王艮所谓的“以保先师一脉之孤”，正是力图化解正亿面临的威胁和危险，身离险境，安身而保身，如此方能真实而真切的实现老师血脉绵延。设若正亿万一有不测，身之不存，则阳明先生血脉安在？出于对老师的忠诚，对老师遗孤的悲悯，果真如此，王艮等弟子是无法接受的。

前面说过，阳明原配没有生育，到54岁才由续弦生了个儿子，是可谓老来得子，故对这个孩子抱有很大的期待，也是关爱有加，虽然戎马倥偬，仍然无限倾情眷念。可能是去世那一年返乡途中写给大儿正宪的家书中，就两次提及幼儿正聪（亿）。一是讲到已将正聪托付给可靠的人看护，“聪儿已托魏廷豹，时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当能不负所托。”二是关切襁褓中的正聪（亿）“吃奶、穿衣”问题：“婴儿吃奶、穿衣，不宜过于饱暖”；又：“聪儿近来抚育如何？一应襁抱乳哺，不得过于饱暖。”如此细致的叮咛、关切，足见阳明对幼子的无限深情。想王艮等弟子是能感知老师对自己唯一血脉的挂念的，所谓“恤遗孤以弘本”，所谓慰“先师在天之灵”等护孤自觉，上述种种护孤的设计安排，以及为让正亿早成黄绾“门婿”而受到保护，王艮等远赴台州说媒等等，都表明弟子们是深察先师舐犊情深的。这种理解加之对“先师在天之灵”的报答与忠诚，必然会召唤出强烈的“护孤”冲动；而客观上正亿的种种窘迫与险境，无疑更燃化了这种“护孤”激情。这些都应是王艮力倡“明哲保身”论的至情所在，当然也是其系念所向。

三、保民与保身

“保孤”的现实急切性，给王艮的“保身”警醒和刺激，是具体而真切的，当然它也是微观的；而作为那个时代来自民间，又富有革命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灶民这一最为底层的劳苦大众的非人处境，则是他提出“保身”说的更为宏阔与深刻的原因。

王艮出生于泰州安丰场的“灶丁”、即专事制海盐的盐民之家。其初见阳明诗“孤陋愚蒙住海滨”中的“海滨”，即意指此。据王艮年谱记载，“父灶丁”，父亲是“煮海”的盐工，家庭贫苦，王艮“七岁受书乡塾，但十一岁时，“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所谓“理家政”，大概就是身为“小灶丁”的角色，辅助父亲做一些制盐的活。盐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还是国家重要财赋来源；安丰场所属的两淮盐业，在明季更是国家经济重镇。但吊诡的是，创造盐这一重要财富的盐工，却社会地位却极其低下，而且过着非人的生活，近代实业家张謇曾有断语：灶民所过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这种苦有很多表现。

一是社会地位卑贱，盐工侧身贱民。古代士农工商四民外，又有所谓“三籍”，分别为军籍、匠籍、灶籍，灶籍就是煮盐的盐民，世代因袭，地位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还常发配罪犯为灶民，这一政策到明中叶还在实行。虽然灶民不都是罪犯，但将盐场视为罪犯发怒处，将犯人充抵灶民，可见古代盐丁的近乎奴隶的身份。三吴移民，多受此牵连，困辱为灶民。据王艮《年谱》，其祖居吴地，后迁入安丰，大概其祖先也是属于明太祖“迁恶”之民也受此之累，北迁“困辱”为灶民。这种历史记忆，或是王艮关注、同情灶民遭遇而吁保其身的隐微深因。

二是承受双重剥削。灶民除了承担国家“盐课”外，还要上缴“赋税”，国家的盐政当局和官府分别压榨灶民，“有司与盐司分为两家。盐司曰：吾之灶也，知督盐课而已；有司曰：吾之民也，知征赋税而已”。盐课、赋税的两重压力和盘剥下，灶民的户役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民间户役最重者，莫如盐、军、匠三户。三籍之中，尤重且苦者，莫如盐户。”

三是非人的劳作处境。两淮盐场濒海而设，生产环境非常恶劣，春夏秋冬，都是露天作业，风吹日晒，雨雪冰霜、酷暑溽热；而劳作的强度又特别大，特别艰辛。史称海盐的制法“有煎、有晒”，前者是用燃薪锅煎熬盐；后者是用沟滩之法，靠日晒蒸发，结晶为盐。无论是煎是晒，灶丁都是如牛如马。到明代中叶，灶丁的处境更有“生计”之危急。明弘治2年，刑部侍郎彭韶在巡视沿海灶户后，发现“庶民之中，灶户尤苦’，于是上奏《进盐场图册疏》，其中不无忧急地写道灶民有“六苦”。后来嘉庆年间《东台县志》，则揭橥灶民有“七苦”：“藜藿粗粝，不得一饱”的“居食之苦”；“欲守无人，不守无薪”的“积薪之苦”；“刮泥汲海，伛偻如豕”的“淋卤之苦”；“煎灼垢面变形”的“煎办之苦”；“鞭挞随之”的“征盐之苦”；“春贷秋偿，束手忧悸”的“赔盐之苦”；“秋潮忽来，飓风并作”的“遇潮之苦”。灶民的这种种“苦”，王艮不仅有所闻，更有所见，因为他父亲就是“灶丁”。据王艮的《年谱》，有一年严冬，他亲见父亲因“户役早起，赴官家，方急取冷水盥面”，内心“深以不得服劳为痛”。

四是灶民蒙受残身之害。曾长期与泰州安丰场灶丁生活在一起的诗人吴嘉纪，曾悲叹灶丁被伤害：“斯人身体亦犹人，何异鸡鹜釜中煮”。诗是叹煮盐时灶丁被火燎；其实无论是煎、是晒，因其劳动环境极为恶劣，对盐丁身体都有极大摧残。晒盐之场，冬夏赤脚在盐池劳作，易致柔化伤骨，特别是冬天取盐时，因“阴寒下中”，往往导致痿痹，即下肢痿缩残废，故“晒盐之户多跛骨”；而煎盐，如前引“六苦”文中所形容，“烧灼薰蒸，蓬头垢面，不似人形”，更因长期火燎烟薰而导致目盲，“煎盐之户多盲目，烁于火也”。跛骨和目盲是有形而直观的身体伤害，它对王艮的刺激，当是直接引起对“身”的高度关切。

最后，灶民之苦还体现在生命之虞上。灶民靠海吃海，也最易受风暴海潮的侵害，而历史上这种侵害屡见不鲜，文献上有成千上万的灶民在海潮中溺亡的记载。如洪武23年，“溺死吕四等场盐丁3余口”。正德7年7月，泰州遭受大海潮，“淹没场灶庐舍大半，溺死以千计”。嘉靖8年的大海潮，更是溺亡二万多人，“海溢，高二丈余，溺死民灶男妇二万九千余口。”

综上，灶民这一群体是苦难的群体，也是被牺牲的群体。他们极其卑微和悲惨的生活处境，意味着他们始终面临着深重的生存危机，随时可能被天灾人祸所侵害、所吞噬。这种性命之虞，正强烈凸显了这个群体身无所依、身无所安的危急。王艮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不能不同情，也不能不焦虑广大灶民的这种不人道的状况。王艮《年谱》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正德六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九，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见日月列宿失序，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梦中求救的众人、欢舞的众人，无疑也应当包括他熟悉、且处困厄中的灶民，因为这是一群亟需救助、也必须帮助安身立命的人。王艮也自誓以此为己任，他说过：“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可以说这一梦境隐喻地表达了王艮救世济民的志向。

事实上，王艮也是竭力纾解生民之厄难。据《年谱》记载，他关心盐场贫富分化所造成的“贫者失业”，并尽心帮助协商解决。“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划，二公喜得策，一均之而事定。”所谓“一均之而事定”，显然是使贫者获得了公平的对待，生活和生产状况有所改善，实质上也就是享有了更好的安身保身的资源和机会。

这些都生动显现出王艮视民如伤，以苍生为己念的仁者情怀；而关切生民冷暖和安危，自不能不问生民之“身”，因为他们的“身”正面临着严峻而沉重的危机。因此，王艮之倡“保身”说，也正是有见于这种危机，更欲求减缓这一危机，进而改善灶丁穷民的生存状况。可见王艮“保身”说旨在“保民”，含蕴着浓郁的为生民呐喊的人民性。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映现。从历史的视域来观察“明哲保身”说，可以发现这一主张背后所隐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社会状貌，它们共同酝酿、结蒂出了“明哲保身”论；换言之，这一主张宛如一个棱镜，在历史的叙事下，分别呈现出了明代仕宦的风险，家族利益冲突下的遗孤之虞，灶民的悲惨境遇；它们或微观、或宏观，但都指向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细节，在此历史的镜像中，不仅有利于更好理解“明哲保身”这一观念本身，也有利于更深入、更恰切的把握王艮思想的平民性和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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