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和高岗之间的“矛盾”，从何时开始的？

　　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有关国家建设问题，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两个问题上，都进行过大量的论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中有一些讲话难免有失偏颇。

　　有人说刘少奇曾说过“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

　　但这是特定场合说的话，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更谈不上向资本家投降。

　　在东北富农党员问题上，刘少奇对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农业互助合作组织问题上，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批评山西省委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经济的观点是

　　“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的一系列批评，作为“东北王”的高岗自然不满意。高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但资格老，能量大， 他的许多主张都很受毛主席青睐，毛主席曾说：

　　“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他在建国前夕就曾试图扳倒刘少奇，只不过未能如愿。他有自己的一套整人“哲学”，诚如他向别人“传经”所述的那样：

　　“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刘少奇秘密访苏前，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高岗，临行前同当时在东北的苏联特使柯瓦廖夫谈话，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其心地之恶劣，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柯瓦廖夫作为苏联一个专家， 回国后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居然写道：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

　　报告还点名道姓地说：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

　　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转给了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却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以有及时解决。留下了后来高岗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向刘少奇“进攻”的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后，企业内部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如果存在，这种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怎样解决这种矛盾？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作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提出了工会工作的立场、工会要代表职工利益、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三个问题。

　　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刘少奇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后，对这一新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同时这份报告也引起我党高层领导的讨论。

　　首先引起了高岗的反对，组织人员写了一份反对的报告，提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的“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

　　针对邓子恢和高岗的报告，刘少奇也写了一份八千字的笔记，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问题的观点和认识。

　　同时，刘少奇在笔记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就是后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最早论述。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立三，也就党内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反映了争论中的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李立三明确表示支持后者，这与刘少奇、邓子恢的观点是一致的。

　　毛主席并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而且他还对李立三领导的全总党组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

　　一直参与此次争论的高岗，不能不对此有所察觉。而且，这对他一直想攻击刘少奇的居心，不能不说是一次“良好的契机”。

　　高岗从这个时期开始权力膨胀，他和刘少奇之间争斗后续是如何发展，有越来越多历史档案的迷雾，还让我们得以有幸去了解当年的历史，比如这本《红墙大事》。

　　《红墙大事》可让读者充分了解当年红墙之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本书作者张树德还曾接触了众多关于当年的档案和当事人，通过对历史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叙述进行提炼和整合之后，完成《红墙大事》，真实、客观重现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