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文中标注的译为原翻，注为码字的加注。
作者斋藤邦雄本身是一个电影插画师，回忆录中所有的插画都是他自己画的。
第五十话：西伯利亚病（二）
在劳动营里西伯利亚病症状普遍最严重的，恢复地也是最慢的，反而是日军中的知识分子（苏联称之为“英特力戈恰”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
那时候和现在可不一样，国民的教育程度普遍都比较低。只要是上过大学的就能称之为知识分子了，当时100人里才有1个，比例只有百分之一而已。（注①）
那时候在日本，从中学到大学的学费是非常高昂的，普通的家庭根本就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所以能成为大学生的无不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们。
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们（当然并不是全都已经毕业了）在抵达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后，便成为了我们之中第一批患上西伯利亚病的，而且普遍症状都很重。而其这些重症患者们常常会伴有“无节操”的并发症，于是‘病情’自然就更加恶化了。
那会制盐厂里的俄罗斯大妈们的主食是土豆，她们每天都会把土豆带到工厂里，利用煮盐车间的炉灶将土豆直接烤熟了当午餐。
也不知道那些知识分子们是从哪里得知了，俄罗斯人治疗痔疮的偏方是土豆泥的。于是他们常常在一起工作的俄罗斯大妈面前，装出一副痔疮发作后痛苦的样子。然后便以治疗痔疮的借口，从俄罗斯大妈们那儿骗得土豆。
久而久之俄罗斯大妈们便知道了他们的把戏，眼见自己的善心被人利用，大妈们当然是非常生气，从此再也不给我们这些日本兵们土豆了。
我们就此向那些知识分子们抱怨过，可是他们完全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对于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
我在西伯利亚待过了好几个劳动营，无论在哪个劳动营里都‘有幸’见证了偷战友面包或物品的过程，而犯下这种罪案的犯人们往往是知识分子。
即便是被当场抓了现行，无论被战友怎么批评教育，他们丝毫都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省的意思。
总之他们的态度归纳起来就是：只要自己能过得去，其他人怎么样与我何关呢。
这就是日本兵中的知识分子们，西伯利亚病病发时的共同症状。
每次撞到这种情况时，都会让我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这些人在大学那座象牙塔里，到底都学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都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了，这些人竟然依旧还没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实在是让人没法宽待啊。
虽然那时在西伯利亚的每个人都整日被饥饿所纠缠着，总想着要找点东西去换吃的，却并没有多少人会因此打战友物品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