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 评析全球经济治理的所谓“陷阱”

全球治理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研究了人类历史21个文明后，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挑战—应战”模型，即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反之，这个文明就会衰亡。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从两极走向单极，全球治理为政府、公众和学界所热议。如今，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再平衡再调整，尤其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

全球经济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全球治理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气候、冲突等各个领域，涉及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个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属于复杂巨系统。全球经济治理也属于复杂巨系统，但从属于全球治理巨系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生产、分配、消费、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理性分析全球治理的“陷阱”“悲剧”“困境”，有利于避免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其中。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源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城邦大国雅典挑战现存城邦大国斯巴达，而现存大国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当然，这个观点受到不少历史学人的诟病。基于这个观点，有着丰富政治工作经历的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抛出了有关“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同样，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艾利森杜撰的“理论”。

姑且不论艾利森所云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但其观点值得商榷。吾以为，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或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甚至金融战、科技战的根源所在。宽广的太平洋和地球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两个国家既彼此通商，又相互依存，一方以购入获利，另一方则以出售获利，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中美经济高度互补，中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享人类科技文明成果才是正道。美方应摒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中美完全可以实现“正和博弈”，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知名世界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国，但美国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全球经济体系衰退和世界大战。2017年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认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中国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事实如约瑟夫·奈所言么？约瑟夫·奈所言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个伪命题。世界已经从单极向多极方向发展，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方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履行大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伊斯特利悲剧”

“伊斯特利悲剧”聚焦有关消除贫困话题，本质上属于全球经济治理范畴。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2014年著有《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讨论有关“富人与穷人的权利”。伊斯特利认为，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第二个悲剧很多人避而不谈，即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伊斯特利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重视穷人自身发展权利不够，专家治国论者总是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以掩盖对穷人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悲剧。伊斯特利反驳了专家治国论者信奉的“白板论”，即一切均可重起炉灶，如有发展滞后等现象就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再来。伊斯特利认为，只有站在尊重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赋予穷人充分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自由，全球性的贫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避免“伊斯特利悲剧”发生，加快弥合全球经济发展鸿沟。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官员，应摒弃“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的错觉，综合施策，以消除绝对贫困和缩小国家间贫富差距。发达国家有义务继续帮助不发达国家共同发展，施以援手，甚至为不发达国家削减债务。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除了“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认清贫困从来不只是“给钱就行”的技术问题，应尊重并赋予穷人平等的经济发展权利，引导穷人尽快走出贫困。不发达国家除了“引资”“引技”“引智”外，还要加强自力更生，保障自身可持续发展权利。南南合作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谋求共同进步的重要渠道，能够促进落后国家有效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总之，“伊斯特利悲剧”引发人们重新认识传统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有利于人类破解经济发展鸿沟的难题。

“集体行动困境”

何为集体行动困境？即个人为集体付出时，有人会认为得到的回报较少，这就导致理性人，在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之后，不会为集体而行动。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1932—1998）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阐述了“集体行动困境”理论。奥尔森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不一定会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之下而采取共同行动。相反，每个人所具有的自利行为，甚至可能阻碍集体行动的进行，并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奥尔森推翻了所谓的“公理”，即“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一定会自愿、自动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

全球经济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世界各国在面对具有公共性质的全球经济治理时，有的国家把个体利益置于全球集体利益之上，以“搭便车”行为来分享全球治理成果。“集体行动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全球经济治理应摆脱国家利己主义的束缚，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徐德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