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本文为真实案件纪实，旨在宣扬人间正义、杜绝犯罪发生！
温馨提示：本文为付费内容，前二分之一免费阅读
1933年4 月初，一则重大新闻轰动了古城南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从上海来到了南京，与政府当局交涉改良监狱条件等事宜，并到监狱看望被捕关押的一对外国政治犯夫妇牛兰与他的夫人汪得利曾。
宋庆龄一行在监狱中看到：被折磨得身体孱弱、疾病缠身的牛兰被关在第九病室，他的夫人则被单独禁锢在女监的一个号子里。他们生活很是悲惨，饮水污浊不堪，囚饭难以下咽，医疗得不到保证，活动受到限制，甚至在每天仅有的半小时放风时间中，也不许与其他犯人接触。
牛兰夫妇悲愤地控告说：这所号称“模范监狱”的监狱，对他们采取的这些策略和方法，实际上是在对他们进行慢性的谋杀，使他们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宋庆龄一行对牛兰夫妇的处境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斗争精神极为感佩。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表达了将继续对他们大力营救的决心。
临行，斐斯 冯杰恩以牛兰夫妇亲属的身份，交给监狱长100银元，备牛兰夫妇日常零用。
宋庆龄等人的这次南京之行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全国与全世界进步人士为营救牛兰夫妇所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自从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以来，从中国到全世界，许多著名的进步人士与文化学术界人士，如蔡元培、鲁迅、柳亚子、林语堂、郑振铎、郁达夫、陈望道、田汉、茅盾、斯 诺、史 沫 特 莱、蔡 特 金、德 莱 塞、高 尔 基、罗 曼 罗兰、杜威、爱因斯坦、萧伯纳等等，都表示了声援，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营救。其中，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与宋庆龄女士起的作用更大。
那么，牛兰夫妇是什么人 怎样被捕？他们的被捕又为何震动了世界、赢得了这么多著名进步人士的声援与营救呢？
牛兰，原名保罗 鲁埃格，波兰人。他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官员，担负对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直到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情报与联络工做。
第三国际远东局原设在苏联的海参崴。1929 年中东路事件后，第三国际与苏联当局为了加强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搜集日本与英、美、法等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情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资料，进一步支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命令第三国际的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上海。
牛兰 1930年3月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到达上海，担任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秘书。他实际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公开职务，就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牛兰手下有九名工作人员，夫人汪得利曾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他在上海租界里租用了几处不同的住宅，作为生活与活动的场所。他还用不同的假名，在租界里租用了八个信箱，作为对外联络之用。
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第三国际远东局，在来上海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保卫机构 “中央特科”密切联系与合作，多次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任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1931年初，他在香港建立了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分支机构 “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 负责人是印度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即后来的越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此外，他还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进行着有效的联系，定期向他们提供活动.
支那
正当牛兰夫妇及他们领导的第三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积极有效地活动时，不幸的事发生。
1931年 4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工部门逮捕，随即叛变。他竟以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各重要机关的秘密地点与中共各重要领导人员的住地向敌人邀功。他还向敌人提供了有关中共与第三国际活动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牛兰夫妇在华活动的情况。他供称“：第三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沪，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大知道。远东局之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做‘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国民党政府当局获得了关于牛兰夫妇的这个重要情报，立即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对牛兰夫妇加紧了搜捕。
不久，到了 1931年 6月 1日，远在上海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同马来亚共产党有联系的法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发现此人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的号码“：邮政信箱205 号 ，海伦诺尔。”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了上海租界的英国殖民当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便根据这一线索，对 205号信箱进行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牛兰。而且发现，牛兰还用不同的假名同时在上海租用了八个信箱。巡捕房密探对牛兰跟踪，查明他住在四川路205号，在南京路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
1936年 6月 15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猛扑牛兰在四川路的寓所，当场逮捕了牛兰；并在他的身上搜出了 3串钥匙，共27 枚；还在房间里搜出一封信。
巡捕房的警探们随即将牛兰押解至南京路49 号，在搜查得信封与报纸甚多；接着用牛兰的钥匙打开另一个小房间，里面除文具衣饰外，还摆着三个保险柜。警探们雇来铜匠，第三号保险柜，从中取出一、二号保险柜的钥匙，将这两个柜也一一打开。在这三个保险柜内，警探们共搜出 多份其中重要的有 份，内有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和远东其他国命运动的指示，有远东局向第三国际总部的报告。警探们还书桌上发现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上面写着：“我今天下午 半再来。”显然，这是某人给牛兰的留条。于是，巡捕房的警便狡猾地在房内守候，并将房门关上。
下午2 时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钥匙打开房门，径直闯入。警探们看到这是一位手提皮包的女人，便立即用枪逼住她。那女人见情况有变，佯称“走错了房间”，想要退出。警探们当即逮捕了她。她就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警探们打开她的皮包，搜出一张收据，得知她住在上海西部愚园路宏业花园第 74号。
巡捕房的警探们当即到宏业花园搜查，发现汪得利曾在上海还有一个住赫德路 号。警探们又到那里搜查，搜出了许多银行存折，存款总共达 万元。这都是第三国际准备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各国革命党的活动经费。过了一段时间，敌人通过其他途径，终于查清了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
先是在1931 年 6月22 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敌人逮捕。此人立即叛变，在供词中提到有关牛兰夫妇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捕房……”国民党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了牛兰夫妇的身份。
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南非的总领事馆向国内提供了一张照片，这是1927 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合影照片，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房对照片辨认后，再次确认被捕的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重要成员。
牛兰夫妇的被捕及他们真实身份的暴露，给第三国际在远东活动造成重大的损失。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瘫痪。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与第三国际远东局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不仅如此，此一事件还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敌人证实了不久前第三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 “南方局”。因为就在牛兰被捕前几天，英国警察在那里捕获了一名印度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
支那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第三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材料转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的追捕。因此牛兰案成了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案件。世界各国反动势力 称 之 为“ 赤 色 间 谋 ”“、第 三 国 际 阴 谋 ”“、苏 联 扩 张 ”等 等 ，乘机兴风作浪，迫害各国共产党人。而第三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以及各国进步人士，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声援与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
再说牛兰夫妇被捕后，被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两个月，秘密审问多次。牛兰夫妇坚不吐实。1931 年 8月 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正式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党政府。8 月14 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门将被引渡来的牛兰夫妇从上海移押南京，关入城南道署街（今南京瞻园路）戒备森严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兼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监狱。
国民党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竟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三次绝食抗议。世界各国进步人士专门组织了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外国进步人士都把营救牛兰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女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