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梁晓声：读《书生行》对于新中国之教育史，它具有省思性的文学性的补白意义和价值

梁晓声：读《书生行》对于新中国之教育史，它具有省思性的文学性的补白意义和价值

掩卷沉思，感慨良多。续读续思——对于我，《书生行》是代入感极强的长篇。

首先引起我很大的向往——一座有着120余年历史，3万余册图书馆藏书，却仅500多名学生的中学；作为这所中学的一名学生，当年该是多么的幸运啊！

因为藏书颇丰，便有由五间平房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虽是平房，却白墙黛瓦，古色浑然），还有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毕业的优秀学生舒甄好那样的专业管理员（并且她有一名是大专毕业生的助手），并且这所中学的老师，无一例外的是当年中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它当年的校长之干部级别比县长县委书记还高，因为他从资历上讲属于知识分子型的“老革命”。“校园占地面积够大，有坡地有水泊，各种树木错落有致，有大榕树、龙眼树、桂花树、紫荆树、木棉树，还有成排的小叶桉树，绿树掩映下的平房白墙红瓦和白墙黑瓦，校园里的分岔小径都有修理齐整的冬青……”

它的校门看去比北师大和武大还气派。

这样的一所中学，座落在广西沂山县之郊。沂山县非是虚构的县名，而是广西实实在在确有的一个古县。那样的一所中学亦非作者之桃花源式想象虚构出来的，也是实实在在确有过的一所中学——因为作者聂震宁便曾是那所中学的学生，还曾是班级读书会的负责人，他在小说中叫“宁镇扬”。

想想吧，多么令人向住的一所中学！当年的“宁镇扬”们的中学时代又是多么令人美慕啊！

我的第二个阅读心得是感动。在此书扉页，印有一行字是“献给我所有的老师们。”一整页白纸，仅印有那么一行字，也未加黑，我觉得比正文的字体还小些。“所有”令我心暖。

“宁镇扬”也就是聂震宁感念师恩的情愫通过那八个字内敛地流露尽净；而感念或曰纪念的最深情的方式，是文字的方式。

我这么认为。

作者肯定也这么认为。

故所以然，我又可以武断一点儿地认为——感恩是作者创作此长篇的初心，是创作之动力。“献给”即感恩的另一种文字表白；他要感恩的是当年“所有”老师们，他们在当年的沂山县被民间叫作“一中的书生们”；作者尤其要感恩的是理想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是沂山一中“所有的老师”之教育实践的初心，此初心充分体现在韦校长和秦子岩和他的妻子舒甄好身上——后二者是小说的主人公。理想的教育之宗旨非一言所能蔽之，但对于中学生，“爱的教育”是前提，是底色，当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在小说开始那一年，“爱的教育”之主张却不被当年的形势所认可。秦子岩助教就是在那一背景下离开北京师范大学，毅然绝然地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沂山一中甘愿做一名中学教师的。

他并不是被批判的风波吓着了。实际上当年那风波并没冲击到他身上，只不过多少影响到了他的心情而已——他在内心深处是同情被批判者的，亦对“爱的教育”颇以为然。

他离开北师大是要自己成全自己的爱情——他的爱人舒甄好已在沂山一中期待与他完婚。

为了自己成全自己的爱情，他离开了批判爱的教育的地方。当年，像他那样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常吟两类诗——一类是教育诗；一类是爱情诗。甚至也可以说，两类诗是他（她）们内心的两盏灯。人生之照明灯。而作者所感恩的沂山一中的文人型老师们，大抵是那样的老师。即使他或她们教的是数理化，是历史、地理、外语，人生底色或曰骨子里，却大抵是“文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或她们乃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教育的，于是教育在他（她）们的意识中，不仅仅是教学生知识的职业，同时是育人的职业。故所以然，教育在他（她）们那儿是诗性的事业。

我读《书生行》时，每联想到《早春二月》和《围城》——因为后两部名著的主人公们，年龄与沂山一中的老师们不相上下。但两类主人公们虽然都属于具有文人气质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虽然都是职业从教的人（《早春二月》亦全是，《围城》部分是），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除了萧剑秋，《早春二月》中的老师们，其实并不将教育之诗性当作信仰，也可以说“教育”二字在彼们那儿并无诗性可言，只不过是一种还算体面的职业。而秦子岩们，却是些几乎不计个人得失地守望教育诗性的老师。《围城》中的主人公们，特别是男主人公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油腻。所交流的话题，也总是绕不开男女关系。秦子岩们却不同，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心强，性格和心情都要敞亮得多，具有新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最主要的区别乃在于——《书生行》的格局颇大，在从1963—1964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背景中，充满了由“教育”二字引起的种种思想冲突，这些冲突在当年擦着“政治问题”的边线，会导致不慎者之人生的厄运，因而小说从始至终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隐性紧张感。

然而我的联想虽由人物类型的相似而生，着眼点却更在“笔调”二字上。在我看来，《书生行》的“笔调”多少有点儿《早春二月》和《围城》的意味。那两部名著必然是作者喜欢的。也必然的，在叙事文字方面对作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故我觉得，《书生行》是由两种文字“织”成的——五四前后中国文学的儒雅“笔调”与新中国文学的豪迈“笔调”的交织。作者笔下写的毕竟是新中国的新一代教师，无法不以更具时代特征的“笔调”来写，然五四文学的“笔调”亦是作者的范体，无法不在创作中运用。

两种“笔调”作者都得心应手，“交织”效果甚好，给予了我文学享受。

《书生行》是书卷气息盎然的小说，我喜欢。书与诗，不仅使小说中人物，亦使小说本身具有了绵长的脉脉含情的叙事美感。

《书生行》是写人物的，所有事件，都是人物因他（她）们的言行必然面临的，或曰是时代的必然运动，而非为了故事性才设置的。

从人物出发的创作，甚合我之创作理念。

在《书生行》的腰封上，印有“中国的《教育诗》”“当代的《倪焕之》”两行导读语。曾经，对于求知若渴，期待启蒙的孩子，特别是中小学生，教师又被誉为“点灯人”——点亮心灯与智灯的人。诚然，马卡连柯是优秀的点灯人，“倪焕之”也是。但两部著作所记都是单独的“点灯人”，照亮的也是有限的孩子们的成长路。《书生行》表现的却是群体的“点灯人”，照亮的是五百一批的孩子们的成长路。从这一点而言，《书生行》的文学格局更大，内容也更厚实。

该长篇的时间跨度一年多，不能以史性言之。但，对于新中国之教育史，它具有省思性的文学性的补白意义和价值。同类长篇甚少，其书卷气息浓郁的文学价值无需赘言。因为其所省思的内容直涉教育理念，对当下之中国教育现状具有叩问式的参考发问，补白意义大焉。

我相信，读过此作的人，当能解从前沂山一中那些老师们良苦的教育“冰心”。

我认为，“爱的教育”之“爱”，实乃大爱，当得起“玉壶”二字也。

愿中国的教育事业省思在路上！

【梁晓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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