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感言三则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一级教授

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技术一级岗位，简称一级教授，当然是巨大的荣耀。初闻喜讯，我当然很兴奋、也很激动，可没过多久，就平静下来了。说实话，还有一点后怕。因这回评一级教授有年龄方面的限制，自己若早出生两三年，就与之擦身而过了。我熟悉的朋友中，就有好几位业绩突出但因超龄而错失良机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努力固然重要，偶然性或不可控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有时甚至更重要。

这么一想，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也就有比较公允平实的看法。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深切体会“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关系——起风了，不见得谁都能飞；但若风真的停下来，你再有翅膀也没用。我的同代人中，经历众多连续急转弯而没被甩出轨道，能笑到最后的，少而又少。

当初为“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提供书稿《压在纸背的心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我在序言中称：“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所以，我称自己的工作总结，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这句话，包含几多无奈与感伤，但总的基调还是乐观向上的。不信，请看我补上的这一句：“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这里说的是“心气”，而不是“学问”；若论专业成绩，当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十年前，在京与友人合办“‘中国梦’回顾与展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我在发言稿《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中提到：“说实话，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三十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你设定的标准……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获聘一级教授，我会继续努力，但不敢打包票，说以后必定能更上一层楼。这个场合，最好能“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可我做不到。有此奖励，很高兴；没此奖励，也会默默赶路，尽可能完善自己。小时候常听大人言，“尽人事而听天命”。这话一点都不消极，绝非“躺平”“缴械”的意思。重点在于，天命不可知，不可违，也不可测，作为普通人，你我能做的，确实只有“尽人事”而已。

年少时喜欢辛弃疾，动不动“梦回吹角连营”，雄心壮志冲云天；等到年长，阅尽沧桑，看多了云起云落，更倾向于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因此，说话多留余地。我的“表决心”，只能到此为止。

最后，谢谢学校及上级相关部门的关爱，也感恩一路走来不断给我掌声鼓励的亲人、师友以及学生。

（2023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聘任仪式上的发言）

关于钱理群学术思想

因时间冲突，我没能参加北大举办的“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十分遗憾。不过，老钱已经说了，今年4月15日参加在阿那亚举办的钱理群新著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我们要‘重读’与‘新编’”的朋友，就不用再来了。更何况，5月22日我专程赴南京，参加南师大附中“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颁奖仪式，并做了专题发言，也就是2023年6月3日“上海书评”推出的《我的师兄钱理群》。再加上两年前撰写《老钱及其“安顺城记”》（上海书评2021年4月24日），我关于钱理群师兄的业绩及风貌的描述，已大致呈现。

考虑到钱老师的友人及学生众多，排着队发言，我就不占用太多时间，只是略为介绍我这学期在北大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时，带领学生阅读、讨论初刊1993年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以及1998年出版的《1948:天地玄黄》的点滴体会。

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比较文学视野、文学史框架与知识分子探索，而这三重视野中，很明显，老钱真正超越时代局限、有可能影响长远的是知识分子探索。这也是作者后来将《1948:天地玄黄》这一原本属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文学史著作，与《岁月沧桑》《我的精神自传》合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缘故。我说过，老钱有明显的“三部曲”情结，历经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原本独立刊行的三书，2017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集合成套，其中《我的精神自传》改题《1977－2005：绝地守望》，且内容上大有拓展。这一次的“三部曲”改编非常成功，不仅荣获第十一届香港书奖，且有可能成为钱理群教授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阅读中，同学们感叹钱老师的著作生气淋漓，总结其写作特点有三：第一，擅长与急遽变化的时代对话；第二，论述时经常把自己摆进去；第三，兼及史识、洞察力与思想性。而所有这些，主要不是依赖理论或史料，而更多得益于人生阅历以及战斗精神。如此“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姿态及境界，对于今天的学生乃至教授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年后回望，老钱的写作很可能成为神话——不仅数量，而且高度。

从1999年创办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到去年成立北大现代中国文人研究所，钱理群教授都是这一事业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不仅出谋划策，且贡献很多沉甸甸的学术成果，让我们每年的表格都很好看。因此，我特别高兴能代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北大现代中国文人研究所，预祝“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获得巨大成功。

（2023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视频致辞）

关于《干部美育手册》

应邀参加《干部美育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12月）的编撰，对我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当初给我的任务是，用两万字篇幅，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既不能有重大偏差，又必须让人家有阅读欲望。这也太难了。须知今日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文学史知识，用不着你来唠叨；专家自认为很有心得的论述，又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若找不到合适的论述框架及策略，我实在不敢贸然应承。

“美育”当然很重要，但在举大旗的蔡元培那里，关注的重点始终不是文学，而是音乐、戏剧、绘画、书法、博物院、展览会、摄影术、公园、无线电广播等（参见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等）。原因是，文学乃读书人的基本修养，相关的知识及趣味，完全可以通过自习获得。相对而言，谈建筑，说工艺，道音乐，评电影，更需要专家的指引。官员政务繁忙，闲暇之际，稍有涉猎便能增加知识并提升审美趣味的，不可能是作为阅读底色的文学。正因此，《干部美育手册》的章节设计，不同于一般的“百科辞书”或“文化史”，明显地弱化文学，而凸显艺术，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经过一番不太艰难的协商，主持人同意我将题目缩小成《现代中国散文》（成书时甚至变成了“散文”），主要选择蔡元培、胡适、鲁迅作为案例，讨论“演说如何文章”、“学问怎样表达”、“杂感闯入文坛”这三大话题。如此千里走单骑，方才有可能深入展开，给读者留下若干印象。

谈的是“散文”，切入点其实是白话文运动以及晚清以降“演说”的迅速崛起，如何深刻影响近现代中国文章的走向。如此规划，除了我本人对此话题较有研究，更考虑此书读者的需求。

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先生曾预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治国平天下”，主要靠的是文章，而不是言语。晚清以降不一样，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运动，都会牵涉到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态势，同时影响文章体式。

关注“无边国事”与“有声文学”的巨大张力，凸显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文章变革的关系，在我，既是历史课题，也是现实关怀。在我看来，所谓“为政不在多言”，拒绝的是夸夸其谈，而非言语能力。官员看不懂绘画，或欣赏不了音乐，那其实没问题；唯独不怎么会说话，将是极大的遗憾。某种意义上，学会作为一种散文的演说，乃各级官员的必修课。

如此说来，我为《干部美育手册》撰稿，虽属“敲边鼓”的性质，也还是尽心尽责尽力的。

（2023年7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干部美育手册》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