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吴德曾担任天津市市长以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吴德被调到北京,先是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3年又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吴德是具体的参与人员,他向华国锋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两套方案,为粉碎“四人帮”作出重要贡献。1977年,吴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他主动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回归平淡生活。
晚年的吴德专门通过口述的方式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尤其是对1966年至1976年那段特殊的时期,有很多细致的描写。这本书的名字叫《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在这本书中,吴德专门回忆了北京的武斗情况,通过他的回忆,我们也得知了武斗泛滥加剧的主要原因就是江青的一句话。
1966年8月18日之后,“破四旧”逐渐加剧,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过,这场运动最终失控,甚至开始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给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伴随着武斗的加剧,慢慢开始出现流血事件,甚至还闹出了人命。1967年春天,为了解决武斗问题,吴德主动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根据吴德回忆,当时谢富治也非常紧张,他也认为必须要制止这种情况,两人商量一番后,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由公安系统与北京市委发布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吴德从谢富治那里返回后,立刻就组织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起草通知,想要阻止武斗的扩大化。不过,不久后,江青的一句话,就使得武斗泛滥,各地的情况又严峻起来。那么,江青到底说了什么话,导致各地武斗加剧的呢?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江青逐渐活跃起来,全国各地很多人都给江青写信,多的时候每天甚至都要用麻袋装,中央成立了“江青办信组”处理这些事,并给江青配备了一个秘书,江青也开始频繁接见各地的群众代表。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第一次提出了“文攻武卫”这句话,正是江青的这句话,使得各地武斗迅速泛滥。
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文攻武卫”口号也逐渐传遍了全国。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谈特谈“文攻武卫”。在这之后,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并迅速泛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967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与公安部下发了《重要通告》,在这份通告当中,明确说明了“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重要通告》虽然下发,但根据吴德回忆,实际上并不管用,因为江青“文攻武卫”这句话,各地的武斗依然频繁,直到1968年之后,“军宣队”、“工宣队”等组织成立,进入北京各个高校,逐渐控制了高校的形势,武斗也慢慢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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