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记录了传承数千年的祭祀典制

北京城内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是著名的古迹，也是现在重要的旅游景点。

最开始的时候，这“四坛”其实都在“城外”，是明代皇家“郊祀”的最重要祭所。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用兵，是国家最大的事情。

中国上古先民的祭祀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一万年之前。现在“群团”中进行，又在部落和部落联盟中进行，再在“古国”“王国”中进行。

先民所有祭祀活动中，最主要的，是祭祀天地日月和祖先。

《五经通义》载：“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

这说的，是“王权天授”观念产生之后的状况——帝王是天帝之子，称“天子”，所以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尽为子之道而祭祀天地。

日、月，为“太阳”“太阴”，也是最重要的自然之神，尤其对于从一万年前进入农耕时代的中国先民来说，授时制历，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此要隆重祭祀。

新石器时代的祭祀，从考古发现看，虽然有庄严的祭坛，但显然是在“露天”举行的。

（地坛）

至晚在周代，这种“露天”的祭祀天地日月的典仪，就被称为“郊祀”。

《春秋繁露》说：“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

就是说，即便古代帝王有国丧，可停祖庙祭祀也不能擅停、更改对天地日月的祭祀。

祭天仪典，于每年冬至日在天坛举行。每年的正月“上辛”日，皇帝还要在这里的祈年殿举行“祈谷礼”仪式。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诏令“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敝壮丽过之”。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郊祀”庙所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天、地坛完工。

明朝中叶，在原来都城外面加了一圈外城墙，天坛被包在了外城之内。

但当时，实行“天地合祭”。直到嘉靖年间，嘉靖帝认为此种祭祀不合古代礼制。于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明太祖“天地分祭”制度，并实行了对坛庙祭祀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了左祖右社、四郊分祀、先农、祈谷并举的新祭祀格局。

地坛，祭祀“皇地祇神”，每年夏至，皇帝在此举行祭礼。

清袭明制，作为成法实行了明嘉靖朝的祭祀制度。

《明史·礼制三》载，嘉靖皇帝旨谕：“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眀，坛当与夜明坛异。且日月照临，其功深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义所不安。”遂兴建日月坛。

日坛，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羿年完工。从嘉靖十一年（1532年）起，皇帝于春分日在此朝拜“太阳神”。

月坛，亦名“夕月坛”，营建及使用同日坛。也是从嘉靖十一年起，皇帝在秋分日在此祭祀太阴“月神”。

（月坛秋日）

天地日月“四坛”，祭祀的时间恰好是“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先民大约在至晚距今七千年前，已经测定了这四个日期时刻。战国时期的楚帛书上，已经体现了古人认为分管“二分二至”的“分至四神”，是女娲的四个儿子。

《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始终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恰好分置于南北东西四个位置——天属阳，居南；地属阴，居北；日月二坛之东西，也体现的是“阴阳长短”，“以致天下之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