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
那时候我想，我总会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人，我觉得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冲淡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可当我与别人接触得越多，我就越发现，没人能像她一样。
一
安德烈老师是我在俄罗斯留学时候的大学德语教授。和他认识，始于大学的一次政令通知。
俄罗斯的大学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修第二门外语。本来按照要求我可以继续选择英语作为二外来修学分，然而因为疫情和各个院系的课程调整，我所在的教研室毫无预兆地发了一则通知，强制要求已经修过的语种不能在新学年学期作为二外来继续学习，必须选择新的语种，这就意味着，已经选了两年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我，在毕业季到来之前，无法修完学分。
看到这则通知的我顿时傻了眼，我给系里发了很多邮件，又打了很多电话确认这件事，并且试图为这件事争取一点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那时候的我已经在线上加线下上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课，重新选择外语课程很困难，因为很少有其他语种的老师愿意接收半路出家又零基础的学生。可为了毕业，为了学分，我不断地尝试联系外语系的老师，里里外外碰了不少钉子。外语系的大多数教授温和又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申请，言语间虽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都爱莫能助。毕竟，与同等有语言基础的俄罗斯学生相比，他们不愿意选择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我。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安德烈教授出现了。
他是我最后尝试联系的一个老师。那天我将所有能够联系的老师都联系了一遍，均无果后，我有些绝望地趴在桌子上麻木地翻着外语系的网页。直到，安德烈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开始我并未将他列在选择之列。因为有德语系的同学和我说过，这个老师虽看起来很和善，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十分幽默，但是挂起人来从不留情，让很多在他手下修习二外的学生苦不堪言。最吓人的是，在他手下选修二外从第一年修到毕业年限也无法毕业的人大有人在。但形势所迫，在众多老师拒绝我以后，我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试着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只是让我惊讶的是，他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拒绝我。在接到他邮件回复之后，我火速赶去了他的办公室。我有些忐忑地进了门，似是看出了我的窘迫，他礼貌地与我问好。他的俄语说得很慢，像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外国人，怕我听不懂。看到我搓着由于没戴手套冻红的手，他在与我闲聊的同时，细心地为我倒了一杯热茶。
他示意我坐到会客椅子上，没有看我的导师和教研室开具的函件，而是笑着问我，“为什么选择德语？”
我的大脑短路了一下，一路上打好的腹稿随着他这一个问句顷刻变成空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我想要毕业，想要修够学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才找到了您。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笑，笑得我有些发毛，他转身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一时无话，过于安静的室内让我有些喘不过气，等了一会，他似乎在办公桌后面翻着什么。我心想这次大概和之前的结果一样，正准备起身告辞，不想他却在我的身后叫住了我。
“我很欢迎您成为我的学生，但是您没有基础，我要求您要用全部的课余时间，来跟上我们现在德语课的进度。”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办公桌后，拎出了一打包着牛皮纸的书。
我愣了一下，没止住心中的疑问，“为什么？”“因为您有目标，不论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他笑了笑，说着拆开包装递给了我几本书，“这是我的书，您要保管好，学过之后可是要还给我的。”
那一天，在我激动的道谢声中结束。
二
和安德烈老师相处久了，才发现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不像许多老师一样公式化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是非常随心所欲地安排上课地点和内容。在他的课上，我们去博物馆看过丢勒的作品，去列宾美院听过美院老师讲述阿道夫·门采尔的画作，在下大雪的时候他又把我们叫到室外，一起赏鉴保罗·策兰关于雪的诗句。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我的德语水平从一个字母不认识，长进到可以蹩脚地磕磕绊绊阅读一些短文和短篇诗句。
这样的进步在我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在安德烈教授眼里还远远不够。所以他经常给我们布置非常多的课外作业，常常令我们叫苦不迭。
虽然在一起学德语的同学都在私下里吐槽过安德烈教授在课业上对我们过于严格，留下的作业比主修课程都要多且重，但没一个人说过安德烈教授在对待学生和为人处事上有任何不妥之处。
外语系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早年有个学生被安德烈教授挂到怀疑人生。那时候的俄罗斯刚脱离苏联独立不久，教学系统混乱，教师为了糊口，收受贿赂对学生成绩放水。这个被挂的学生也动起了这个心思。他深知安德烈教授不会收受贿赂，因此他聪明地绕过那时候还是副教授的安德烈，直接找到当时外语系的系主任，给了很大一笔钱。
这个学生得到了系主任信誓旦旦的保证：他一定能过这门课。然而在成绩出来后，德语课还是被挂掉了。他本想去找系主任理论，但没想到安德烈先找上了他。面对学生的惊慌失措，安德烈神色自若不紧不慢地表示，他已经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责怪这个学生走后门，而是表示只要他愿意学，他可以单独给他上课，直到他通过考试为止。
大家一直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有人觉得是编的，有人觉得是戏谈，可我却深信不疑。因为那一年我新年假期去滑雪摔断了腿，躺在床上哪也不能去。在收到我发送的邮件之后，安德烈教授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的陪同下，连续单独给我上了很久的课，直到我可以自由活动。
那时候，每次看着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喘着粗气爬楼，拎着皲了皮的公文包来给我上课，我都十分过意不去。但他却淡定地说，爬楼对身体好，他应该感谢我，是我给了他机会，让他不能懒惰，不然他就不会这般健康了。说着，还对我顽皮地笑了笑。
我很感激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发自真心地佩服他，即使他只是我一节公共课的老师。
印象里我从未见过他着急或者失态的样子，他对任何事都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态度，除了那一次。
那时候我被导师推去参加另外一所高校举办的学术会议。可不巧的是，我的肠胃炎在那几天闹得最凶。参加会议期间，我捂着肚子忍了再忍，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悄悄地在台上教授做报告的中途休息时间，一路小跑出了报告厅的大门。
不知在卫生间里待了多久，我扶着墙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去休息区接了杯水吞了药，休息了一小会，正准备回报告厅。就在我回去的路上，我发现在某个报告厅的门口，站着一个很眼熟的人。
鬼使神差般地，我向那个人的方向走去，直到走近，我才发现竟然是安德烈教授，他戴着一顶很厚的帽子，穿着外套，脸上戴着口罩。我心下狐疑，那会儿他因感染新冠肺炎，正在接受居家观测，连他极其看重的德语课都停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他似乎并未发现我，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室内。我想了想，摘下了口罩，上前和他问了声好。
出乎意料地，他似乎被我吓到了，连连后退，眼睛里泛出一丝惶恐。看清是我以后，他很快镇定了下来，但还是眼底还有掩饰不住的慌乱，和我说话的时候，他明显心不在焉，他的眼睛看似不经意地瞄着刚才他看着的会议厅室内。
我们没说几句，他便要离开。甚至我还没来得及询问他，他新冠感染后恢复得怎么样，他就语速很快地和我说了再会，然后快步离开了。我连再见都没说完，他就已经走出了很远。
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的惊慌失措让我很诧异。我好奇地看了一眼他刚才看的那个会议厅，台上是一个年纪很大但气质很好的女教授，正在用德语讲着什么。我有些不明所以，但很快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7月很快来临，几年没回国的我终于等来了毕业生可以乘坐回国包机的消息。在处理好了学校的事情之后，我给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感谢他们在这几年里的包容与帮助。在送安德烈老师的礼物时，他教研室的秘书却告诉我，安德烈老师因病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
我很快备好了礼物去医院看望他。他的病床前堆满了鲜花和礼物，可他整个人很憔悴，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全无往日光彩。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和他寒暄了一会，说了我准备回国的事，他似乎在想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对话。
看他精神不佳，我待了一会准备起身告辞，却被他忽然叫住，“你还记得你那次在x大遇见我那次吗？”我愣了一下，努力回想，然后点了点头。他忽然笑了，“她的名字叫喀秋莎。”
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而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着我说一样，“我给你讲讲关于我和她的事吧，虽然只是我的事......我怕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三
我第一次见她时，她26岁，我6岁。
那年她从东德回来。我的玛莎阿姨与她父母是邻居也是朋友，但她叫我的玛莎阿姨姐姐，总之，她辈分很高，所以在名义上她是我很大的长辈。可我从来都没有那样叫过她，从头到尾我都只叫她的名字。
说来可笑，我父母都说那时候我那么小怎么会记得她呢，可我就是记得，她很白，眼睛很大，娃娃脸，脸上总是挂着很温和的笑。
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我只记得那天下午，她陪我堆了很久的沙子城堡。很少会有人认真听一个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思绪，可她能，还会认真询问我细节，她讲的小故事诱人又有趣，我被她逗得哈哈哈大笑。在马上要与她分开的时候，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笑着告诉我，她叫喀秋莎，并反问我的名字。
喀秋莎，很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名字，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也记住了，她笑起来真好看啊。
只是很可惜，那以后我很久没再见过她。
四
再见她的时候，我17岁。
那时候的我进入青春期，接触的东西多了，整天看这里不顺眼，看那里也不顺眼，总想着自己可以干成点什么，实际上却又迷茫得很。我参加过几次学生的集会，被捕过，又被父母托人捞出。
那时我被花花绿绿的各色观点冲得头昏脑涨，想不出继续待在学校的意义，也不知道未来的自己该何去何从，因此每天打架斗殴，浑浑噩噩地过一天算一天，也不想再继续读书，常常让我父母头疼。
父母不想我这么混下去，想送我去当兵，那时候参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可我不想去，我厌恶没有思想的生活，可当母亲哭着问我以后自己该如何生存的时候，我又无言以对，只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和家里大吵一架，气急了的父亲打了我，我还了手，被我推倒在地上的父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内疚又愤恨地看着他，之后我赌气跑去了玛莎阿姨家。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她。
我也是那时候在大人的闲聊里才知道，她那么优秀，她考上了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大学，又去东德学习工作了几年，家里有很多荣誉奖项，今年她又得到了一枚奖章。现在她回到了首都，在一所大学里教书。
而她这次回来，是因为她订婚了，她带着她的未婚夫回到了她的家乡。
我支棱起耳朵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却无比认真地收集着大人嘴里关于她的信息。我讶异她的优秀，也在与她见面之后讶异她的脸和我小时候记忆里她的样子一模一样。令我更惊讶的是她居然还记得我。
我别扭地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含糊地和她打了一声招呼，便再也没有开口，但耳朵却像蝙蝠一样捕捉他们的闲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