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胶济铁路二三事 从民众到国家的胶济之争

□周车

济南商埠区二马路街景。

保护个人权益的抵制举措

在孔孟之乡修筑胶济铁路，首先面对的是民众在传统文化观念上的抵触和在切身利益受损下的抵制。

最初反对铁路的人提出，修筑铁路不会因为有祖先的陵墓和繁华的城镇而改变线路，不畏惧鬼神的报应，山川神灵心神不安就容易招致水旱灾害，视其为破坏风水的不祥之兆。随着铁路的修建，“迁坟移舍尤为乡民所不乐为”，铁路公司降成本赶工期野蛮施工，不修涵洞泄洪导致水灾，乡民复杂的土地产权关系，低于实际价值的补偿款，以及公司通事（翻译）私行诡诈，“为索人钱财，或吓由房宅，或吓经坟墓，多方凌逼”等因素，导致当地乡民积怨越来越深，最终在高密爆发了乡民拔掉铁路勘测杆，包围铁路公司办事处阻止施工，德军派兵血腥镇压的抗德阻路事件。

胶济铁路通车后，沿线商民针对德方通过铁路对山东内地资源和物产的殖民性掠夺，从最初的暴力冲突转变为通过经济手段与之对抗。

为了打破德国人在胶济铁路沿线30里地带的采矿垄断，中国矿主纷纷以一个曾在30里地带开采过旧矿井的名义开一个新矿，有的还使用了现代开采设备。就在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1904年，博山地区出现了三个使用水泵的新矿，潍县开了一个大的传统式矿井。甚至到1907年，中国人仍然在胶济铁路30公里内的淄川白菜园子、小吊桥子两处，利用中德双方订立《胶济铁路章程》前的旧井成功采矿。

20世纪初，随着济南的自开商埠，德国人在胶济铁路沿线的经济支配地位逐渐削弱，地方绅商参与发展的机会大大增强。自开埠到清末，济南民营工业共16家，再加上其他带有民营性质的近代企业约二十三四家。洋货在各地的倾销刺激着民族资产阶级引进设备和技术，设厂仿制“洋货”，以达到抵制洋货、振兴民族经济的目的。华商在济南设立的机器制针厂，使日本针的销路锐减。济南振业火柴公司没有被3家日本火柴厂挤垮，反而于1919年投资30万元在济宁设立了振业火柴公司第二厂，又于1928年投资30万元在青岛建起了振业火柴公司第三厂。1930年前后，济南棉织厂如雨后春笋，数年间先后设厂55家，其中成通、仁丰两纱厂资本额均达到150万元。此外，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的还有面粉、榨油、食品加工、机器五金、染料、烛皂、印刷、建材、卷烟等行业。

济南仁丰纱厂“蝴蝶美人”商标。

维护地方利益的遏制手段

胶济铁路修建前后，山东历任巡抚围绕胶州湾和铁路沿线利益与德国的争夺就不断上演。先是1897年试图军事对抗德国侵占胶州湾，后被革职的李秉衡；再是1899年支持义和团对抗德方修筑铁路被调离，后又发配处死的毓贤。直到袁世凯、周馥任上，与德方的对抗才转变为利用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遏制。

1900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签署《胶济铁路章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施工人员以往的野蛮行径。更重要的是，这一章程的签订等于德方承认了铁路处于中国管辖权之下，章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政治提供了一种对付列强经济渗透的方法。

周馥就任山东巡抚后，首先用前任巡抚张人骏筹集的12.5万两购买了300股铁路股票，做到了袁世凯任上想办而始终没有办成的事情。根据《铁路章程》，中国人购买铁路公司股票价值在10万两以上，就有权派人到公司参与管理。周馥一收到股票，就派他的代表去青岛找锡乐巴，要对铁路管理层施加影响。

1904年5月，就在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前夕，清政府突然宣布了济南、潍县、周村自开商埠的决定。为扶持本国贸易，促进商埠发展，山东省官府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不仅免、减、缓了多种税费，还专门制定奖励措施，鼓励中国人投资工商业，成为中方对抗外国殖民势力随铁路扩张的有效手段。

济南电灯房引进德国引擎式锅驮发电机。

胶济铁路通车后，德国铁路邮政和电报业务随铁路运营一同开展。针对德国对山东权利的侵害，山东巡抚衙门通过业务竞争和政治手段逐步破除德国邮政和电报的威胁。1905年，中德双方签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1907年，中国邮政在火车上加挂本国邮政车辆并配备中方人员，标志着德方山东铁路公司完全整合到中国邮政系统之中。

在胶济铁路沿线的采矿问题上，山东历任巡抚也是极力与德方争夺。袁世凯与德方签订《山东德华矿务章程》，凭借法律保障鼓动中国人开矿，详见拙文《胶济沿线煤炭二三事》“章程中的陷阱”章节，不再赘述。继任巡抚张人俊为抵制德方山东矿务公司，命商务局筹款3万两与原矿主合股接办。杨士骧就任山东巡抚后继续前几任的政策，与山东矿务公司订立《淄川附近土法采煤合同》，还试图在山东矿务公司的矿井周围设立厘金站，并阻止德国人在该区域内勘探新矿，最终迫使矿务公司放弃垄断权，以换取同山东巡抚衙门的友好关系。1910年7月24日，山东巡抚衙门与山东矿务公司签署《收回山东省各路矿权合同》，德方只保留坊子、淄川、金岭镇至张店三处矿区的采矿权。至1913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淄川、坊子、金岭镇三处矿权。

誓争国家主权的外交抗争

胶济抗争上升到国家主权层面，还要从胶济铁路成为中日“山东问题”谈判焦点开始。一战结束后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期待以战胜国的身份，一举改变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地位，以期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日本代表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要求。中国代表顾维钧不亢不卑地从山东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入手，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在随后的会议辩论中，顾维钧进一步阐述“中国在对德战争宣言中，已明确声明根据中德战争状态，两国间以往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视为无效。既然租借协定已被废除，那么作为领土主权完整，胶州租借地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类似权利和特权都全部归还给了中国……”此次辩驳，顾维钧发言依据国际法，持之有据，言之有理，扭转了中国此前外交被动的局面，迫使日本对山东问题“只字不提”转变为表示愿意归还。

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山东权利的说帖。

3月25日，顾维钧拜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称日本表示“可与中国直接交涉将租借地交还中国，而铁路则据为己有”。对租地与铁路两个问题，顾维钧进一步说明：“以租地与铁路比较，铁路尤关重要，因该数铁路皆于地理上占极要之形势，若铁路归日本人掌握，不啻以日本人之手扼中国之喉。”

历经数月的讨价还价，中国的利益一点点被吞噬。中方的要求从最初的直接归还，退到五国暂管然后归还中国。列强态度也从最初的同情中方，提出和会接管、五国处置，退到可以由日本接收。4月30日，所有方案均被日本拒绝，山东问题完全按照日方的意见作出裁决，中国关于山东的交涉，以失败告终。

消息传至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各阶层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民抵制日货、请愿游行、社会上层奔走呼吁的宏大阵势，不仅使当时的中国政府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也让日美等国对中国民众的力量刮目相看。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也成为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的重要原因。

1921年底，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提交到华盛顿会议，胶济铁路成为中日边缘谈判长期争执的焦点。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外代表。

1923年1月1日，双方最终达成日本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一切附属财产移交中国，中国偿还日本政府铁路财产价4000万日元，以国库券照票面支付，年息6厘，以胶济铁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价款未偿清前，胶济铁路车务长、会计长由日籍人员担任。

胶济铁路从修建之初几经抗争，建成19年后，中国首次通过外交谈判形式收回路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