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多英杰：唐才常的自立军与黄兴的华兴会

也许同样复杂的，是孙文与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革命者的关系。

比孙文小8岁的黄兴是湖南善化人；家境殷实，早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2岁中秀才，受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影响较深。

1898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认同维新变法主张，1902年两湖书院毕业后，派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留日期间与人创办《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辑社”等，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

1903年于留日学生反俄运动期间，愤而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是年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回乡时途经武昌，返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并将随身所带的 4000 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引起反响。

1903年11月，以其30岁生日为由，邀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胡瑛、张继等12人，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

1904年2月，反清组织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

华兴会在新军、学生、秘密会社（哥老会）和湘军后代中招募会员并设立分会，会员一度达到500人。受此鼓舞，黄兴变卖祖屋和农田筹集资金，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在湖南6城市起义，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引起响应，曾协助唐才常1900年起义的吴禄贞，此时在湖北新军中服役，他领导的新军中的反清力量，准备在湖北配合黄兴的行动。

但由于风声泄漏，起义未发动即遭清政府查禁，黄兴逃往日本。

1905年黄兴再次回国策划起义，失败后再逃日本。

1905年7月，他和宋教仁经孙文的日人朋友（宫崎寅藏）介绍结识了时在日本的孙文，经多次会商后，双方同意在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就是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孙文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长，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文的领袖①。

比黄兴更早的湖南革命者是唐才常。

唐是浏阳一个穷教员的儿子，1897年贡生。

唐在成为贡生前已是个颇有声望的读书人，并是两湖书院的优材生。

在强学风潮影响下，唐才常1897年在浏阳与弟弟一起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一个算学馆和一个群萌学会，后与谭嗣同成为同道好友。

他们在1897年秋一同移居省城，在湖南巡抚陈宝箴资助下，编辑出版《湘报》。

此时湖南人、江苏学政王先谦回到湖南，执掌岳麓书院，他建议陈宝箴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学监。

梁启超于1897年南下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一个以士子和士大夫为主体的团体成为推动湖南维新事业的中坚②。

就在他们全力领导湖南的维新事业时，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使他们意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由梁启超向陈宝箴提了出来：“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③

梁启超给陈宝箴信中的表白，尽管颇为大逆不道，但梁启超认为，针对所有各省将被割让的黯淡前景，这样的准备是必须的。④

梁启超的见识的确证明了其才学和作为维新变法领袖之一的当之无愧。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鼓励学生更大胆地就代议制、民权、民主共和、社会平等、专制与暴政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必然引起年轻人对满清的唾弃情绪，对新思想的热情。

1898年，当谭嗣同等六君子因参与康梁变法而被害后，唐才常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决心为谭嗣同报仇，遂离家东度日本。⑤

在日本，唐才常再次遇到梁启超。

梁在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并邀请以前的长沙学生入学，在这所学校的20名学生中，有11名时务学堂的学生，其中包括唐才质和蔡锷，唐本人也经毕永年介绍拜会过孙文。

唐于1899年春天回到上海，创立正气会，希望将社会清流、诗礼传人、武学世家、将相子弟、新军军官、甚至无家可归的贫民聚集在一起。

由于1900年发生了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本意推翻满清的唐才常暂时放弃了推翻清廷的计划，转而支持康梁的保皇政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

他在6月底在上海发起了一个“中国议会”，将不明就里的容闳、严复、章炳麟等名流吸引在一起，并形成了一份许诺建立一个立宪政府的议会决议。但真实的目的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名堂而将已经策划中的起义合法化⑥。

不管怎样，这个名堂不小的议会会议结束后，唐才常还真的到武汉寻求张之洞的支持，希望张之洞支持光绪在南方建立一个独立政府。

当所有的尝试都被证明无法有效时，唐下定了武力起义的决心。

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其实一直在进行中。他在武汉为募集义军而发行的“富有票”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8月时，已经有2万人在安徽大通（前军）、安庆（后军）、汉口（中军）、湖北新堤（右军）、湖南常德（左军）集结。

除左军外的其中四路义军，由唐才常的从日本归国的伙伴领导。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司令，将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⑧。

起义像孙文在1895年策划的广州起义一样，还未开始便因出现组织问题而陷入混乱，导致混乱的是康有为答应的资金和武器没有按时送到。

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在长江领域和两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骚动和影响。

唐才常、傅慈祥和林圭等20余人被捕并被杀害。吴禄贞幸免于难，后来任职武昌普通学堂，不久调任练兵处监督，武昌起义前任第六镇统制（驻京），武昌起义后曾密谋武装起义，为清室和袁世凯察觉，便令其出任山西巡抚并命其去攻打山西革命军，1911 年底企图与山西革命军联合进攻北京时，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唐才常领导和发动的这场震动两湖地区和长江流域的起义，其主要依靠力量是秘密会社成员和年轻的读书人。这与孙文策划和组织的那些失败的起义大致上一样。

湖南和长江领域的哥老会组织早在湘军崛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湘军的大部分被曾国藩解散后，湘军兵勇为相互救济而部分加入哥老会，遂使哥老会壮大。

除湘军兵勇外，哥老会成员还包括小贩、搬运工人、商人、失地农民、大土地者、差役、甚至纨绔子弟，其中以湘军遣散兵勇为主的散兵游勇约占三分之一。

这些哥老会成员大多具有侠义精神，反清是基本宗旨，反洋人特别是传教士是原则，但严谨盗攘平民。

构成唐才常义军的那些主要骨干人员，有22名秘密会社头领，5名军队中人，34名读书人和3名教员；读书人中，有15名留日学生，8名国内学生，11名有功名的人，而15名留日学生中，有6人出自湖南时务学堂，6人出自张之洞所办的湖北新式学堂⑨。

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读书人中的中下层成员，一旦受维新思想或革命者的影响，便不会再轻易成为满清政府的同盟者，而且他们的激进言行必然地会引起保守士大夫的责难；对社会变革的敏感性区分了读书人对于变革的态度，而不是出身和经济立场决定他们成为革命者还是守旧者，恰恰相反，家境富裕的士绅甚至会较那些需要为了家族的名望去博取功名的寒门士子，更容易参与社会变革的事业，至少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即便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及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也大致上是如此。

其二，士绅和秘密会党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在革命问题上的鸿沟，或者说，读书人的革命性并不会必然地高于秘密会党，或者相反；而秘密会社成员提供给革命者的支持，也并不表示他们是无产者或者农民的组织，在哥老会那里，因所有的成员在堂内是平等的，出身和身份并不会必然构成彼此之间犹如兄弟关系的基础，作为成员平等关系基础的是会党之间的相互救济和侠义精神。后世革命者通常按经济地位确定个人革命立场的做法，显而易见不符合辛亥革命期间的事实。

【本文完】

注释

①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71 页。

②这个团体包括梁启超（举人）、陈宝箴（巡抚）、黄遵宪（1848－1905 年，按察使）、徐仁铸（湖南学政）、谭嗣同（候补知府）、唐才常（贡生）、熊希龄（1870－1937 年，校长）等，蔡锷此时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③引自：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 页。有关唐才常及湖南维新人士的有关活动，见该书第 13－15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④梁启超在《戊戍政变记》中说：“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强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湖南志士，人人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之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可以不亡。”

⑤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第 18－19 页。

⑥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第 30 页。

⑦因义军发行“富有票”而被官方称为“票匪”。该票专为在长江流域秘密会社中募集起义军而发行，用很低的价格出售给持有人，承诺在义军成事后可凭票兑换 1000文，或富有票可作为在太古（郑观应创办）、怡和公司轮船的免费通行证，该票还可保证持有人家庭的安全，并作为与正在京津地区攻击洋人的义和团相区别的标志。

⑧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第 32 页。

⑨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第 22 页。在唐才常五路义军首领中，吴禄贞和傅慈祥出身士绅家庭，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沈荩出身商人家庭，为试用县丞，毕永年和林圭为留日学生，毕还是贡生，陈犹龙是拥有廪生身份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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