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始，台湾日占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抗日事件暴发

1915年7月6日，大明慈悲国△领袖余清芳，在台南西来庵宣布起兵反抗日本统治，因为策划起事的地点在西来庵五福王爷庙，故日方称以“西来庵事件”，起事的首领是余清芳，故又称“余清芳事件”；又由余清芳等人与日军在噍吧哖（今台南市玉井区）交战，故亦称“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这场革命起义发生于1915年，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也是台湾人（主要为汉族闽南人与原住民族大武垅族）第一次以宗教力量大规模武力抗日的重要事件。

注：大明慈悲国是1915年以余清芳、江定、罗俊三人为首，为武装反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建立的一个帝制政权，传二帝，历时约1年。

随着西来庵事件失败，大明慈悲国也迎来了它的灭亡。

1915年台湾人余清芳△、罗俊、江定3人以斋教为掩护，以台南市西来庵为根据地，进行活动，共同密谋组建“大明慈悲国”，并以宗教方式说服信徒，宣称日本据台20年，气数已尽，余清芳受防瘟之神五福王爷的谕令而登基，奉神旨来担任“台湾人的皇帝”，更宣称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将派北洋军支持台湾独立。并于当年7月6日，以这三人为首一同策动西来庵事件，建立“大明慈悲国”，武装反抗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同年8月，余清芳被捕而宣布退位，由副元帅江定继位，随后于同年9月被日本处死。江定在西来庵事件失败后逃入山中，继续游击抗日，至来年（1916年）4月始被劝诱向日本官方投降而放弃皇位，后被台湾总督府处死。

注：余清芳（1879年—1915年）又名清风、青芳，字沧浪，号春清、春芳。化名邱九、徐清风。台湾台南厅长治二图里大湖区后乡庄（今高雄市路竹区）人，1915年西来庵事件领袖、大明慈悲国开国皇帝，他所带领的西来庵事件为台湾日治时期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民变。

敦煌壁画中的唐太宗

︎西来庵事件的经过︎

事件的背景

清代时，中台湾与南台湾有数千家“自营糖廍”，自行买卖甘蔗且自产自销砂糖。也有许多小樟脑商，他们招募工人，带着工具，就自行上山开采。但在《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台湾甘蔗全被日本人的糖厂收购，并禁止私人开采樟脑。

因为日本人的蛮横占领和对生活的干预，很多台湾民间底层人士对日本不满情绪持续增加。加之1913与1914年期间，台湾爆发两次严重的台风灾情，白米跟砂糖价格都飙涨。剽悍的噍吧哖农民，本来就常练习宋江阵、舞狮等武术阵头，民间时常械斗，种下了举事的因子。

而作为台南厅后乡庄（今高雄市路竹区）人的余清芳，在“台南西来庵”借斋教及王爷信仰名义来宣扬其抗日行动。之后他认识了他里雾人（今云林县斗南镇）罗俊、竹头崎人（今台南市南化区）江定、大目降人（今台南市新化区）苏有志等，密谋组“大明慈悲国”，打算武力反抗日本殖民当局。

原西来庵旧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台鼠疫爆发，以台南、台北与鹿港最为严重，西来庵奉祀瘟神五福王爷，并主打“驱瘟”而香火鼎盛。尤其台南医疗资源稀缺，居然顺利控制疫情，比台北恢复还快。因此西来庵信徒更加笃信神灵，认为王爷的灵符比现代医学还有效，余清芳还在此时几次预言旱灾，轻松命中，成为信徒心中的偶像，余清芳于是联合庙宇的董事苏有志，鼓动信众。

事件的筹备

余清芳自称是明朝罗教罗思孚老祖的嫡系法脉，受到五福王爷的扶乩神示，担任“征伐天下大元帅”，可除却台湾总督府，由他本人登基成为“台湾人的皇帝”。

余清芳用利诱来拢络人心，只要捐献银钱者，就可得到灵符，将灵符佩挂于身，并且力行斋戒，一心颂念真言，就可以避免一切瘟疫、灾害，还可以刀枪不入，有点像义和团。

余清芳与罗俊等人设置了老鼠会机制，凡信徒转手兜售西来庵的灵符，可抽取每张灵符的三到五成价格，使得信徒乐于转手，且顺便宣传其教义。

余清芳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他允诺信徒，革命成功后，会采取土地改革政策，将把所有日本衙门土地没收，并赐给参与革命之人良田万甲。

余清芳也威吓信徒，说自己得吕纯阳祖师与刘伯温先师密法，有一“山中宝剑”，深埋土内，出鞘后见血封喉，杀人无数，可飞剑杀日本人，亦可杀阳奉阴违的信徒。而且宝剑一出，天地震动，风云变色，天公将派遣龙王降暴雨，风伯刮起台风，此雨毒若砒霜，风如利刃，大多数日本官吏会被毒死、刺死，此宝剑又能感召燕京的袁世凯，袁将派遣无数北洋军渡海，击杀所有日本官吏与背叛汉人者。还有，驻山东的德军也会乘势攻击日军。同时；还逼迫参与者在玄帝与玄女神像前发毒誓，背叛余清芳者，会遭到天谴而毁家灭族。

总之在起事前，余清芳已经通过宗教蛊惑，利益绑定和恐吓成功拉拢了大批的底层信众，可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民间基础，但回看他的手段，还是当年张角黄巾起义和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的套路，虽然允诺了土地改革政策，但因为自身底层出身限制，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有非常浓重的迷信和宗教色彩。

起事消息的走漏

在情报方面，余清芳保密工作不佳，各地起兵风声四起，日本占领的台湾总督府听闻，遂通令各地警方加强查缉，控管地方上不良分子。作战方面，余清芳之行动策划亦不够细腻，未建设好联络管道，也未管制手下作为，就派遣手下苏东海携带大量金钱，来往闽南厦门与台湾之间，行踪诡异，随即被基隆港警察逮捕。官方为查出幕后主谋，佯装不知情，纵容狱中的苏东海继续派人传递讯息，暗地监视，终于发觉余清芳、罗俊江△等人才是事件主谋，于是大举搜捕抗日分子。罗俊江走避不及，于嘉义竹崎遭到逮捕。

注：罗俊（1854年—1915年），又名璧，字俊江、俊卿、秀臣，台湾日治时期嘉义县他里雾区五间厝（今云林县斗南镇附近）人，西来庵抗日事件参与人。

1915年，罗俊与江定、余清芳等人一同发动西来庵抗日事件，武装起义，事泄，被总督府遣警察围捕，罗俊拼死抵抗，将警员拇指咬断，但寡不敌众，最终被捕。法院判决死刑，处决，享年62岁。

罗俊曾从台湾到过大陆，以夸张的方式讲述了北洋军的强盛，表示他们的法术将让北洋军效命，当西来庵党人起事时，袁世凯北洋政府将响应革命，来台湾杀尽日本军。

并且罗俊也知道德意志帝国当时与日本因为青岛的利益问题有所冲突，所以也说德军会配合来台，大杀日本人。

余清芳于事泄后即潜入山中，和同谋者江定△商讨对策。

注：江定（1866年—1916年9月13日），台湾日治时期台南厅楠梓仙溪西里竹头崎庄（今台南市南化区玉山里）隘寮脚人，为大明慈悲国末代皇帝。

1915年7月6日，江定、余清芳、罗俊等人一同策动西来庵事件，杀日本官吏、军警，建立大明慈悲国，余清芳自称“台湾人的皇帝”、“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帅”，江定称“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副元帅”。同年8月，事败，余清芳被捕，江定继承帝位。江定逃入山中，继续游击抗日，至次年（1916年）4月始被总督府劝降。江定于1916年4月16日出山接受招安，但随后仍于5月18日被日人逮捕，并判处死刑；9月13日行刑，享年51虚岁。

发檄文正式起事

1915年7月6日，在遭公家通缉下，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国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帅余”名义发表了《大元帅余告示文》，该文章多段同于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发动起事。7月9日余清芳、江定突击甲仙埔支厅（位于今高雄市甲仙区），7月14日江定之子江怜阵亡。

8月余清芳、江定奇袭多处警察厅，先是叫人假装邮差送信，警员一开门，他们就立刻冲入警察厅，屠杀警员。但在南庄派出所遇到困境，该所警员警觉性高，并未被骗开门，余清芳就劫掠附近的民宅，取得煤油与各种燃料之后，焚烧南庄派出所，袭杀众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属，逼近大目降（今台南市新化区）。8月6日日军台南守备队步兵、炮兵与宪兵倾巢而出，与其在噍吧哖（今台南市玉井区）交战，相较于日军的炮火猛烈，余清芳的部众只有两门旧式大炮与几把枪，大部分人的武器是锄头、斧头、镰刀等农具与宋江阵中的兵器，盖因他们认为手上有灵符，五福王爷等神祇会保佑他们刀枪不入，但并不灵验，因为当时立刻有数百人阵亡。余清芳只好退至附近的虎头山建设堡垒，与日军对峙，一时阵容有所扩张。

然而日军一方面仔细搜山，另一方面张贴告示，劝告投降者，有机会免于处死，但又对投降者实施报复杀害。

1915年8月22日，余清芳在王莱庄（今台南市楠西区），乡人设宴款待，却在酒酣耳热之际，将余清芳绑缚，送交日军。江定则至隔年（1916年）4月始被台湾总督府劝降，总督府派人向江定表示，只要他出降，绝不追究，加之粮食、武器匮乏，江定与部属272人下山向总督府投降。5月18日，总督府在受降完毕后，深夜出动大批警察将江定等272位受降者全部逮捕。

余清芳等人被押解经过台南停车场前

台南的台湾话俚语曰：“余清芳，害死王爷公。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阿志。苏阿志无仁义，害死郑阿利。”（“害死王爷公”或作“赶走亭仔脚王爷公”）就是在讲述此事。

事件结束后，西来庵以“邪教组织根据地”被总督府详细调查，在总督府的授意之下，原庙宇管理人蒋襟三与钱云樵于1916年3月“捐赠”给财团法人台南公馆，多数神像火化，有一些神像、法器则被没收，有的成为警校的教材、有的则被日本人捐献给其他佛教或道教庙宇。

事件后续

由于参与事件者遍布全台各地，据台湾总督府统计，被捕的人数多达1,957人，其中在台南开设的临时法庭中，被判处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罗俊、江定外，高达866人。之后，在日本国内与国际舆论压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东贞美总督以大正天皇即位为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为无期徒刑。

西来庵事件被告人

此事件后，日本设立的台湾总督府才开始整饬台湾民间信仰，以避免类似起事事件再发生。认为迷信不可取，台湾教育失败，总督府也因此事件，展开更深入的宗教“惯习”调查。

西来庵事件结束，亦使台湾人认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抗日起义举动断然不可行，民众开始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与自治，从此由武装暴力转型为以社会运动与政治诉求的政治抗争运动，所以西来庵事件也成为台湾汉人有纪录以来的最后一次武装抗日。不过在国际社会上，这事件虽然规模较大，知名度仍旧不及原住民抗日的雾社事件。有学者认为，宗教因素并非孤立本质，其实是台湾人不满当时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的自发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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