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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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奴隶、隶农起义和日耳曼人入侵的内外交困中寿终正寝。随之，在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综合的基础上，5至10世纪西欧封建制度逐渐形成。

在这期间，作为西罗马帝国唯一残存的社会上层建筑，天主教会如何由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变成封建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它在中世纪西欧社会政治、经济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天主教会凭借其宗教上的影响力，着力宣扬君权神授说，从神学方面核准蛮族国王的统治，有力地支持了封建王权的形成，确立了教权与王权共同统治人世的政治同盟。

在法兰克王国，宗教信仰的趋于一致，促进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沟通交融，使得罗马大土地所有者和日耳曼封建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王权的周围。天主教会为更好地配合法兰克封建王国君主统治的稳固与扩展，再次搬出了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形成的程式——举凡权力皆为神授的理论。

他们宣扬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于是，封建君权俨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同时教权也开始与王权结合。

751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权，推翻了墨洛温王朝，创立加洛林王朝。在丕平登基称王之际，美国兹天主教会的著名大主教卜尼法斯不失时机地为他举行了敷圣油礼，接着西欧天主教会的最高首领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又亲自为他加冕。

这样天主教会就把篡权者丕平描述为一个圣经式的人物，“蒙上帝之恩”当选，象大卫一样，是神权国王。756年，丕平将意大利中部自腊万纳到罗马的一片领土赠给教皇，建立教皇国，以作酬谢。从丕平开始，法兰克历代国王均被渲染为天主在人间的代表，于是反对国王便是反对至高之神。

到查理大帝时代，教皇与国王更加默契配合，相得益彰。教皇立奥三世在拉特兰教堂安放了一幅镶嵌彩图，描绘圣彼得正在把披风送给教皇，把旗帜送给国王，祷文上刻着:“圣彼得把生命赐给教皇立奥，把胜利赠与国王查理!”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僧侣阿尔琴解释道，“上帝的权力就是用这两把宝剑(教权与王权)武装其左膀右臂。”

799年，教皇立奥在罗马教廷的一次政变中被推翻，狼狈地逃出罗马城。800年12月，查理大帝应邀亲自带兵把他送回罗马，帮他复位。于是这位教皇抓住一切机会报效查理。

当圣诞节查理跪在圣彼得教堂做弥撒时，教皇立奥突然把金冠戴在查理头上，宣扬“上帝为查理皇帝加冕，这位伟大的和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皇帝，万寿无疆和永远胜利。”这样，查理竟然成了古罗马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从而使查理的封建统治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大为稳固，其扩张事业也更为顺利。

查理大帝曾在给教皇立奥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这便充分地揭示了天主教会与封建君主互相结合，建立封建神权统治的实质。

天主教会的各级僧侣直接加入国家政权机构，与世俗统治者一起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大厦。

由于这些僧侣熟谙罗马《通俗法》和罗马帝国晚期的行政惯例，于是便在大量汲取罗马成份、确立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成了一支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与世俗统治者共同分享着某些行政、法律、军事等方面的职权。

在行政上，教会上层参与政府决策，兼管行政事务。在法兰克王国的宫廷中，时常有大批主教、高级僧侣为国王出谋划策，参与文件起草。587年贡特拉姆和希尔德贝尔特两位国王签订的安特洛条约就是由主教们酝酿制定的。

在地方上，主教们除管理自己的教会外，还负责赈济灾荒、组织学校教育、管理金库和修建城堡等一大堆行政事务。

从8世纪中叶起，加洛林王朝在地方行政机关设有巡阅使，巡阅使通常由教会和世俗贵族各一人担任，负责巡视一个伯爵领地，监视地方官吏的行为。查理大帝也时常“任用主教和住持充当外交官、巡阅使、甚至战争中的司令官。”

在法律上，教会在立法、审判、监察等方面享有很大权力。511年克洛维台集奥尔良宗教会议，制定宗教法规，该法规就具有国家法律性质，无论僧俗均得执行。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又规定，主教不但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而且有权处分舞弊渎职的法官。

7世纪初叶，法兰克国王制定法律时，须有王国的全体主教参加，同时法律第一条就规定:教会法规在各种场合均应贯彻实施，任何神职人员触犯刑律时，只能由主教按教会法规审理，国家法庭无权审理。在加洛林王朝，“教会的会议上也讨论过世俗事务并就世俗事务制订了法律。”

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教会不仅拥有审讯民事诉讼的权力，而且有权审理刑事讼诉。另外，按照法兰克王国惯例:只有主教或教会代表出席时，世俗法官才能审判泛神论者;国王缺席时，由主教负责监督审判程序;有关孤儿、寡妇的讼诉案件必须由主教监督审理;主教还负责管理监狱以及监护被释奴隶等等。

在军事上，教会贵族也要带兵打仗，参加国王军队征战。从查理·马特统治时期起加洛林王朝已形成制度，“即土地占有权必须附带着军事服役。”这样接受国王采邑赐赠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们就应向国王表示效忠，除提供一部分军费外，还要“提供一定数额的武装侍从，甚至跟随他们参加战争。”

在当时，教会贵族还时常成为南征北战的骁将。”955年，奥格斯堡的主教在对马扎尔人的勒赫斐尔德战役里，曾获得了猛将的盛名。”

天主教会运用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特殊影响，积极配合封建国王的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行动。

在查理大帝时代，赖姆斯教区和美因兹教区频频爆发农民起义，天主教会的僧侣们除密切配合国王的军队镇压起义者外，还利用其特有的社会影响，通过蛊惑宣传来麻痹起义者的反抗意志，促使他们放弃斗争。

查理帝国的极盛是通过查理大帝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而达到的，在征战的过程中，查理大帝除依靠武力外，还得到了天主教会的大力帮助。

8世纪后期，查理大帝按照宫廷中一批教会谋士的献策，每征服一个撒克逊地区，就建起大批教堂、修道院，通过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来训化当地居民，以巩固对撒克逊人的统治。因此，“查理曼的军队征服到哪里，教会的势力便扩张到哪里。”

总之，在中世纪初期，天主教会不仅执行了意识形态上的职能，而且积极投身于封建统治制度的创建、确立与巩固的实践事业。

就经济上而言，封建化过程就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展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进程。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早已成为大地产者的天主教会凭借它特殊的神权力量和政治地位，竭力扩大自己的地产，促进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与发展。

他们和世俗封建主一起，施展了各种卑鄙肮脏的手段，加速了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进程，从而在催化罗马制度与日耳曼制度相互影响的同时，与新兴的日耳曼大地主、残留的罗马大地产者一样，变成了新兴封建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作为罗马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天主教会就已拥有大量的田产。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位时，就从国有领地拨出大批土地赠与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教会。

当时教会拥有的土地甚至远达非洲与东方。324年的一本收租卷册中特别注明:“在意大利、非洲和东方的某些房屋、商店、花园和田庄是属于罗马三个教堂的:即圣彼德教堂、无墙垣的圣保罗教堂和圣约翰·拉特蓝教堂。”

在日耳曼人征服过程中，虽然有些地方天主教会的地产为哥特人、勃艮弟人、伦巴德人支持下的阿里乌教派所夺走，但立国伊始就已皈依天主教的法兰克王国基本上是保护天主教会田产不受侵犯的。

对于信奉天主教的罗马大地产者，法兰克国王们也采取同样的保护措施。他们在征服信奉阿里乌教派和其他蛮族王国时，还把那些被夺走的教会田产归还给天主教贵族们。6世纪初年，克洛维在进军普瓦提埃时曾发布一道谕旨，禁止部下侵犯圣马丁教堂的任何田庄与财产。

这样，罗马天主教会和世俗贵族的大批田庄和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以克洛维为代表的法兰克贵族们又在征服中攫取大量罗马皇室的财产。于是，原来的罗马教俗大土地所有者与新来的日耳曼大地主在天主教会的沟通下迅速结合，共同推动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

进入中世纪后，天主教会又通过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特权与宗教势力，在已拥有大量田庄的基础上，继继巩固、扩展着其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下面着重看一下法兰克王国的情况。

首先，历代国王的各种赠与或恩赐是天主教会获得土地的一个主要渠道。早期法兰克国王们在对西罗马帝国的征服过程中，占据了大量的国有土地。由于当时日耳曼人的农业生产极其原始，缺乏管理这些土地的人力和物力，国王们就把这些土地以礼物方式恩赐给其大臣、将军，也大量赠送给贪婪的主教、修道院长。

这样，他们既可在征服和统治期间获得教会势力的支持，又可博得“圣徒”的美名，以免除自己过多的“罪孽”。为此，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地最多。“在贡特朗(他是教士们的庞儿和奴仆)在位的时候，捐献简直是漫无止境的。

这样一来，被加上谋判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产，在被没收之后，大部分也变成了教会的财产。”天主教会僧侣们作为法兰克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相应地从国王那里获得当时物质财富的最普遍形式——土地，这是他们替国王服务的主要报酬。

“喀罗林王朝看到，他们在世俗事务里必须使用教士担任伯爵、巡阅使、外交官、甚至军队司令官、而在‘自然经济’流行的时期，只有一种可能的方法来酬报他们——就是说，以土地来赐给他们。”

由于天主教会积极充当法兰克国王扩大统治范围的忠实帮手，国王有时也把新征服地区的大片土地赐给天主教会，如查理大帝曾将被征服的萨克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分配给那些积极配合他征战的天主教会僧侣们。

其次，利用宗教宣传，引诱、欺骗世俗贵族与平民中的虔诚教徒施舍或转让土地，也是天主教会扩大地产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早在日耳曼人征服之前，西欧天主教会的僧侣贵族们已成为捞取宗教性赠与土地的能手。

进入中世纪后，僧侣们更是热切宣传教会财产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略性。在法兰克王国，特别当天主教“被承认为国教以后，它就已由立法保证享有承受损产权，获得赠品权及领有土地权。它不倦地灌输着现世慷慨解囊的人们将来在天堂上可得丰富报酬这一观念。它的口头禅是‘施舍将有好报’”。

于是，在天主教会的广泛“布施”下，那些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法兰克王国的贵族、平民们，为了能在死后进入幸福的王国，纷纷将自己的地产转让给教会。

另外，通过恐吓、利诱的软硬两手从法兰克自由农民那里榨取份地也是天主教会增加田产的又一重要渠道。这是与自由农民农奴化进程紧密交织、互为伴随的，因此我们将在下面具体论及。

通过上述种种渠道，到中世纪初期天主教会就已成为法兰克社会最大的封建大地主。“到了第七世纪，许多教会拥有了七千或八千处庄园;那些领有二千处庄园以内的教会，还只认为是小有产者。”

而到810年，亚琛宗教会议按照财富多少把僧侣分成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有三千到八千块保有地的僧侣，第二等是有一千到三千块保有地的僧侣，第三等是有不满一千块保有地的僧侣。当时天主教会僧侣贵族们所拥有的地产之多，由此可窥见一斑。

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中，一方面是教会与世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小农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自由农民向农奴的转化。作为封建主阶级的一部分，天主教会僧侣贵族也在加速农民农奴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其独特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教会封建主促使自由农民农奴化是与剥夺、侵占农民份地、扩大自己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互为交错的。在中世纪初期的法兰克王，教会封建主大致是通过两种途径推进自由农民农奴化进程的。

一是通过“庇护制”(或称“委身式”)的方式。

在中世纪初期，个体小农经济本来就经受不住天灾人祸，再加上当时法兰克历代国王们连年不断的外征内战和苛重繁杂的赋税剥削，广大自由农民不时面临着倾产荡产的威胁。

天主教会由于拥有特殊的豁免权及社会地位，不仅足以保护教会自己的地产免受暴力的侵犯，而且“许多小百姓们也都认为把他们的地产让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缴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少农民委身投靠邻近有权势的教会贵族，把土地交托给他们，乞求他们的“庇护”，而那些“保护人”(教会贵族)则对“被保护人”(农民)实行“有酬的恩赐”，即从农民的份地中拔出一部分“求得地”给农民终身耕种，条件是这些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并服劳役。

这样，这些农民原先所拥有的份地逐渐为教会封建主所侵吞，他们的子孙们通常演变为不折不扣的农奴。

二是通过威胁逼迫、哄骗引诱和伪造文件的手段。

在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许多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一样，得到国王颁发的特许证书。持有这种特许证书，教会封建主就得到了在自己所属领地上不受国王官吏干涉的财政权、审判权和军事权等。

于是主教、修道院长们利用这些在赋税、司法、军事等方面享有的特权，胁迫农民放弃自己的份地。

811年，查理大帝在亚琛公布的《关于出征队的诏令》中说道:“穷人愤恨不平地说，他们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来;他们受主教和住持以及其代理人的驱逐，……他们说，如果一个穷人不愿交出他的土地给主教、住持或伯爵，这些大人们就捏造出某种借口把他拖入法院;要不然，他们继续命令他充任军役，直至这可怜的人完全破产，不得不交出或出售他的土地。”

教会贵族们为了掠夺自由农民的份地，除使用残酷的暴力外，还施展了一切宗教上的恐吓哄骗。从描绘天堂之乐到渲染地狱之苦，从驱逐出教到拒绝赦罪，想方设法使农民乖乖地交出自己的份地。假造证件也是教会攫取农民土地的一个经常采用的手段。

总之，“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一旦农民的份地为教会封建主所兼并，农民也就丧失了独立自由的地位，沦为束缚于教会土地上的依附于教会贵族的农奴了。从9世纪初年的伊尔半农修道院长册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巴黎的圣日耳曼修道院的农奴剥削状况。

该修道院的依附农民中大部分是隶农，他们人数超过2500名，约占佃领地持有人总数的90%。这些隶农是该修道院份地的世袭持有人，耕种着该修道院1430块份地(修道院份地总数为1646块)，他们事实上就是农奴，处于修道院长私人管辖之下，要缴纳人头税和各种代役租，并履行徭役，每年还得缴纳一定数额的军务捐。

斯大林曾经说过:“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中世纪初期，作为西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天主教会对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展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的积极推进便是这一论断的真实写照。事实也证明了，这些手持圣经、身着道袍的天主教会僧侣贵族们是与世俗统治者完全一样的、不折不扣的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