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艺术万年史-099》犍陀罗艺术和贵霜艺术（上）

犍陀罗艺术和贵霜艺术（上）

犍陀罗地区在古代印度的西北部，原为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后又受波斯、希腊和大夏等国统治，其区域包括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历来是印度联络中亚的枢纽。丝绸之路开通后，这里又是印度东连中国，西达安息、波斯和罗马的要道，犍陀罗地区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它的艺术也是印度艺术中国际色彩最浓的一支。

犍陀罗曾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吸收了波斯的文化和艺术。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希腊联军灭波斯后，犍陀罗归希腊人统治、又涌入希腊文化和希腊艺术。孔雀王朝时期，犍陀罗一度恢复印度统治，佛教传入，成为印度西北部人文昌盛之区。孔雀王朝衰微后，希腊化的大夏王国蚕食其他，但大夏国王却接受了佛教信仰，佛教典藏中有《米兰王问经》一书，此王便是有希腊血统和希腊姓氏但在犍陀罗活动的大夏国王，此时的犍陀罗艺术更有融印度、波斯、希腊、大夏诸因素于一炉的色彩。其后贵霜人取代大夏而进入印度，建贵霜帝国，贵霜统治一直深入恒河流域广大地区，但它在印度的主要立足点仍是犍陀罗地区，其国都富楼沙(今白沙瓦附近）便位于犍陀罗境内，与其省会蜸叉始罗(今拉反尔品第附近）并列为北印两大文化名城，也是贵霜艺术西北一系的两大中心。在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完成了其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个任务，即参与佛像的创造，而它制作的佛像带有较多的希腊艺术影响，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和贵霜统治下的恒河流域艺术中心马图拉创立的纯印度风格佛像并肩而立，成为贵霜艺术最重要的两大流派。从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我们当可想见犍陀罗艺术斑驳陆离但又独具一格的特色。

早期的犍陀罗艺术以蜸叉始罗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主要代表。此城在公元前4世纪时已是西北印度最大城市，但这时及以后的孔雀王朝时期遗物仍很稀少，较丰富且很有代表性的文物属于公元前2-公元1世纪间，亦即大夏和贵霜统治的初期。此时在旧城西北营建新城，遗址称锡尔开普，街道和坊区皆按希腊城市规划布局，出土文物希腊色彩较浓。例如，在锡尔开普发现的希腊风格石刻梳妆盘多达33件，盘内浮雕表现男女嬉戏、酒宴、希腊诸神以及海马、葡萄等图案，皆属摹仿希腊艺术之物，但刻工拙朴又带本土气息。此外，锡尔开普还出土有希腊神像的浮雕、陶塑以及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柱头雕刻等等，希腊化的程度和大夏其他都城相仿。此时的佛教遗物则在印度传统风格上杂揉希腊因素，例如此地的达磨拉吉卡佛塔的石刻吊钩上刻有印度仙女(可能为女药叉之属）的形象，造型有印度特色，但是却以希腊式涡卷花草纹为装饰。这种印度、希腊混合艺术实为日后犍陀罗佛像的制作袭取希腊样式开辟道路。

到贵霜帝国盛期(1世纪中叶至2世纪中叶），犍陀罗艺术也汇入总的贵霜艺术的洪流中，但其希腊式佛像制作仍保留了鲜明的犍陀罗色彩。现存最早的佛像尚非圆雕而是浮雕中的佛的形象，其年代大约也在1世纪中叶。

前已指出，从帕鲁德到桑奇浮雕中凡需佛出现之处皆以象征物象代替，犍陀罗的早期浮雕亦循此例，但从1世纪中叶开始，象征物便被取消而直接表现佛的形象。这些犍陀罗最早的浮雕有现存于白沙瓦博物馆的《释迦牟尼初访婆罗门》和《奉献束草》等图，其中佛的形象不仅和身边的众商人相类，而且都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陀头部雕以光轮以显其神圣。应该说犍陀罗艺术家是想用他们常见的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和希腊哲学家之类雕像以作塑造佛像的参考，但限于当地手艺水平，他们刻出的人物造型仍较粗拙，头部过大，构图亦很简单。到公元1世纪末，佛传故事的浮雕已相当普遍，现已出土者即达百件之多，造型亦较精细，比例协调，姿态高雅，希腊古典风格更见明显，而构图也均衡平稳，表明雕刻技艺已臻成熟。和它相伴的是，立体的佛像雕刻也随之出现，现存这类最早圆雕佛像出土于犍陀罗的马尔坦(现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约作于1世纪末或2世纪初，佛陀的面容、衣衫宛若希腊神像，但神态肃穆沉静，又颇具印度精神，应该说是融印度、希腊风格于一炉的已非草创的作品。因此又有人推测最早的圆雕佛教的刻制大概要比此像还早一些，可能是随佛像浮雕的开展就自然产生雕制圆雕像佛的要求，并开始了最初的尝试与探索，其时当在1世纪后半叶。

犍陀罗佛像在贵霜时期的发达不仅由于大乘佛教的传播，也和贵霜统治下西北印度的经济文化繁荣有关。当时贵霜王迦腻色迦(约78-120年在位）东征西讨，使帝国版图囊括从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到印度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贵霜帝国遂成为和中国、安息、罗马并驾齐驱的世界四大帝国。迦腻色伽既提倡大乘佛教，亦信奉波斯的拜火教，还热心于希腊罗马文化(这时直接从丝绸之路传到贵霜的西方文化已是罗马帝国的文化），加强了文化艺术上的兼收并蓄的特色。这时犍陀罗佛像造型的通例是脸部取希腊的阿波罗神像模式，身段着罗马的托加长袍(亦称罗马袍），神情则浸透印度佛教精神，手势又遵循佛教艺术早已确定的程式。具体地说，其头部脸型椭圆，五官端正，眉毛细长而弯，眼窝深、嘴唇薄，笔直的鼻梁与额头连成直线(这是希腊艺术从公元前5世纪便已确立的模式，通称希腊鼻子，实际上是古典美的理想化，一般希腊人并不如此），这样构成了一个多少有点经印度简化的希腊天神般的俊美面容。但是，他半闭的眼睛和平淡、高贵、宁静的神情却强调了沉思内省的宗教气氛，这就是印度精神统御希腊体态的表现了。在身形方面，一般分立像坐像两类，衣着则一律披以通肩式袈裟，这也是一种多少有点印度简化的罗马袍，襞褶厚重，衣纹交叠、毛料质感清晰，与印度本土的薄衣轻纱有别。除佛像外，犍陀罗也有菩萨像的制作，其姿态更见生动多样，佳作如巴黎基梅博物馆藏的《王子菩萨》，表现未成佛的悉达多太子，潇洒英俊，衣饰华丽而风度翩翩，但未尽的尘缘仍无碍于佛祖圣哲本质的显露，他的手势和光轮便弥补了入世造型的不足。从体型看，这尊菩萨像也是融希腊印度理想于一身的杰作，甚至使人感到他确实在血统上是个印欧混血儿，因而犍陀罗艺术东西方联姻的特色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贵霜佛像的制作，除犍陀罗一系而外，还有印度本土的马图拉一系。其地位于恒河支流朱木拿河西岸，历来是恒河流域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贵霜时期，这儿是王室驻留的重镇，迦腻色迦在此建有王宫，它出土的一尊《迦腻色伽立像》是留存极为稀罕的贵霜国王雕像。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强调迦腻色的身着中亚地区的服饰，长袍高靴，仗剑傲立，可见马图拉地区在贵霜治下也有其国际色彩。大约与犍陀罗同时，这儿也兴起了佛像雕刻，现存最早的一尊马图拉佛像是在萨尔纳特出土，名为《巴拉佛像》，因其铭文称供奉人名叫巴拉，且由其题"迦腻色伽3年制"而可定其作于公元81年。若这年代可靠，似乎马图拉佛像雕刻略早于犍陀罗，但究章谁早谁晚，学术界争论很多，甚至连伽腻色迦在位年代也有多种说法，但认为两地大约同时兴起佛像雕刻则比较合适，因为两地在贵霜治下条件大体相似。这尊《巴拉佛像》完全是按印度本土的雕刻传统制作的，可以说这是屡见不鲜的那种男药叉与供奉人像的合璧，但也应佛像的要求在服饰手势上作了某些改动。从历史上看，与民间信仰密切联系的树神药叉土地精灵之类雕像在印度有悠久的传统，佛教雕刻中也常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例如，在帕鲁德、桑奇的雕刻中都看到男女药叉的形象，女药叉之像尤为杰出；另一方面，和这些神灵雕像相伴，印度也有世俗日用的雕刻创作，装饰于宫廷官署和各类高档用具中，当需要创作较大雕像的时候，这些技艺也能派上用场，有时还和药叉神灵像制作结合起来，例如在佛教雕刻中常见的供奉人像就是从这类世俗雕像演变而来，前述迦腻色伽立像也可列入这一类。以巴拉佛像为代表的马图拉最早的佛像就是这两类本土雕刻技艺的结合，它那种薄衣透体，强调强健裸露身姿的肉感浓烈体形是从药叉雕刻承袭而来，而纠纠武夫、骠悍粗犷的神态则来自世俗的王族贵胄的雕像。正因为如此，它在表现佛祖圣哲英明、沉思默想的宗教家和思想家方面远不如犍陀罗那种希腊式佛像成功，但却具有热烈强劲的印度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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