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与国际海洋法：继承和发展

6月28日至30日，“《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研讨会由外交部、自然资源部、青岛市人民政府指导，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等单位主办。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在“议题一：BBNJ与海洋法发展”下做主旨演讲，肯定《协定》通过的重大意义，阐述《协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继承和发展、创新与完善，并就《协定》未来的有效实施、解释与适用提出建议。现刊发马新民司长讲话全文，供各方学习参考。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与国际海洋法：继承和发展

——马新民司长在BBNJ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苏亚雷斯副秘书长、武文忠总规划师、汤姆森特使、李陈惠菁主席、卡拉乔洛法官、乔伊尼法官，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在美丽的黄海之滨，探讨刚刚通过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首先，我愿代表中国外交部，对各位线上线下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研究基金会和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管委会表示衷心感谢！

女士们、先生们，

《协定》是各方经过近20年不懈努力，历经特设工作组、预备委员会、政府间大会等阶段达成的国际法律文书，是近年来国际法领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凝聚了国际社会坚持以多边主义应对海洋风险挑战的共识，为占全球海洋约70%的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进一步建章立制，是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启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新篇章。

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为《协定》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协定》确认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并在第十一条就该原则的具体内涵作出规定。《协定》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帮扶赋能，达成了平衡合理的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先期注资义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资金和机制保障。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积极参与《协定》谈判，始终坚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支持发展中国家正当合理诉求，为构建公平正义的海洋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协定》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坚持《公约》的基础地位。《公约》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基础性法律文书，为《协定》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制度提供了依据，《协定》是《公约》的执行法。《协定》序言强调需要尊重《公约》所载之权利、义务和利益的平衡。《协定》第二条明确规定通过有效执行《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实现其目标。《协定》第五条规定，其解释和适用应按《公约》上下文、以符合《公约》的方式进行。联大第69/292号决议、第72/249号决议明确《协定》应完全符合《公约》规定，不应损害有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领域机构。

二是坚持《公约》的国际法律框架。《公约》序言载明，“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现代海洋秩序是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陆地统治海洋是公认的国际海洋法原则。一国海洋权益源于其大陆和岛屿主权，尊重海洋权益是尊重主权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协定》尊重领土主权，其序言强调“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另一方面，《协定》尊重海洋权益，其第六条规定“不妨害各国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一般原则，第十八条明确海洋保护区设立应排除国家管辖范围内区域。

三是坚持《公约》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协定》明确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遵循《公约》规定的海域划分和适用制度。《协定》并明确写入公海自由、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两大基本原则，维护了《公约》的完整性，有利于保障海洋秩序稳定。

四是坚持《公约》确立的海洋环保原则和理念。《协定》继承了《公约》中有关环保国际合作、环境影响评价等规定，还借鉴了国际环境法中公认的原则和方法，如污染者付费原则、风险预防方法、生态系统方法、海洋综合管理方法、防止跨界损害义务等。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当代海洋法的最新发展成果，《协定》是对《公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立了海洋遗传资源活动的规范及惠益分享制度，填补《公约》空白。《协定》规定了缔约方在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科研、商业化等各个阶段活动以及公平公正分享惠益的权利义务,并实现制度性突破。一个重要成就是，《协定》规定发达国家明确的先期注资义务，以货币化的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技术提升，这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尚属首次。另一重要成就是，《协定》首次就长期讨论未果的数字序列信息及其惠益分享达成具体制度安排。

第二，确立了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标准和程序，强化各国在《公约》下保护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协定》在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首次为全球范围内设立海洋保护区创设法律基础，被视为《协定》最重要的“附加值”。《协定》规定缔约方可提出海洋保护区提案，经过初步审查、公开协商等程序后，经由缔约方大会决定可设立保护区。一旦建立，各缔约方将负有遵守保护区各项管理措施的义务，航运、渔业、深海采矿等活动可能面临更高的环保标准。《协定》规定缔约方大会应就海洋保护区事项与其他机构定期协商，有助于跨领域海洋环保活动协同增效。

第三，提升了环境影响评价透明度和国际化，细化了《公约》环评义务。《协定》的环评制度在遵循《公约》环评门槛以及“国家主导和决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阶环评要求缔约方以“大于轻微或短暂影响”为标准对活动进行初步筛选，达到《公约》规定的“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变化”门槛时应按照《协定》进行环评，促使海洋活动发起者更加谨慎对待环境影响。介入机制允许其他缔约方和科学技术机构对筛选结果或授权开展的活动发表看法或建议，以供发起活动的缔约方考虑，但最终决策仍由发起活动的缔约方作出，较好地平衡了国家主导和国际介入间的关系。《协定》还规定各方应考虑开展战略环评，倡导对相关海洋规划开展整体、综合评估。

第四，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和资金保障，推动《公约》相关制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协定》在《公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委员会，并设立了特别基金，为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提供了机制和资金保障，强调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利益和需要，强化对土著居民和传统知识的尊重与保护，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深海远洋治理的能力，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海洋秩序。

第五，创新发展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首次赋予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协定》在《公约》缔约方依据第二百九十八条作出三项排除声明之外，新增排除司法机构对国家管辖海域法律地位相关争端的管辖权。《协定》还确认无论是缔约方还是司法机构，均负有不妨害有关国家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主张的义务，以及不损害缔约方在其他机构和文书框架下所商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义务。同时，《协定》是首个确立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全球性法律文书，就提请咨询的主体、程序和范围等作出界定，并将涉及领土主权争端、国家管辖海域法律地位争端以及其他机构和文书框架职能的事项排除在法庭咨询管辖之外，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了咨询管辖的属事范围。

第六，创立了一系列新机制，强化了《协定》的遵守与执行。《协定》设立了缔约方大会、秘书处、科学技术机构、信息交换机制、获取与惠益分享委员会、执行和遵约委员会、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为《协定》的执行装上了“牙齿”，有利于其各项制度的全面有效落实。

女士们、先生们，

《协定》的达成不是终点，而是各国携手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合作的新起点。《协定》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各方善意、全面、准确解释和适用，有赖于各项机制和后续规则落地见效，更有赖于各方的政治互信和团结协作。为此，我愿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应平衡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均为《协定》的总体目标，两者不可偏废，须统筹兼顾。在解释和适用《协定》时，应充分尊重各国合法利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正当诉求。在划定海洋保护区时，应基于充分的科学证据，不能对海上活动简单一禁了之。在通过国际化提升环境影响评价透明度时，应尊重国家对计划活动的决定权，避免过度增加海洋活动成本。

其次，应兼顾各国利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各国，无论大小、地理位置和发展程度，均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我们要兼顾各国利益诉求，同时寻找最大公约数，维护好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要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求，还要顾及全人类的利益，包括今世后代人的利益。

第三，应在《协定》框架下坚持尽最大努力协商一致决策。各国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拥有共同利益和关切。只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才能获得各国的广泛认可，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各方应高度重视并充分考虑彼此关切，秉持善意尽最大努力协商一致推进《协定》实施，不应轻易付诸表决。《公约》1994年《关于第十一部分的执行协定》和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均规定了表决机制，但各方在实践中均维持了协商一致良好传统。这些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四，应妥善处理新规则机制与其他规则机制间的关系。《协定》是对现有国际规则机制的补充和完善，而非另起炉灶。现有规则机制已对航运、渔业、海底资源勘探等进行了有效规管，《协定》“不损害”其他国际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的原则贯穿始终，其后续规则制定和执行应继续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各类规则机制应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海洋挑战。

女士们，先生们，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作为海洋活动大国，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始终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海洋治理机制和规则制定，愿继续与各国携手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共同守护我们的蓝色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