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翦灭百济的动机及其经略熊津都督府的得失

下文为《唐朝翦灭百济的动机及其经略熊津都督府的得失》，摘自《中国边疆学（第十六辑）》，由邢广程主编。

唐朝翦灭百济的动机及其经略熊津都督府的得失

董健

百济（前18～660）是汉唐时期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其发展历史深刻影响了当时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百济后期错误的对外策略，最终导致其于显庆五年（660）被唐所灭。关于唐出兵灭亡百济的战前争论与采取的军政策略以及对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的统治制度，学界多有涉及，形成了诸多见解和认识。基于上述学术认识，笔者将就唐朝翦灭百济的战争影响以及唐朝从熊津都督府撤兵的原因予以剖析，以探究唐朝对熊津都督府为代表的东北边疆经略得失情况。

一 唐朝出兵百济的缘起

618年，唐朝在纷繁的隋末动乱中建立，中原大地很快便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唐朝亦在逐步恢复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武德四年（621），百济王扶余璋便“遣使来献果下马”，与唐朝建立起藩属关系。此后，百济频繁向唐朝贡，并派遣子弟入学，接受唐朝的教化。然而，唐朝在处理新罗与百济矛盾争端的问题上，更加倾向于新罗，使得百济转向与高句丽结盟，加上其传统的盟友倭国，形成了一个对抗唐朝的联盟。丽济倭联盟的形成是唐最终确定以军事手段解决百济的关键，标志着双方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唐朝初期的百济在东北亚诸国之中实力已经相对较弱，为了再度崛起，发展国力，百济积极谋求来自外界的支持。此时东北亚大陆上除百济之外，还有高句丽和新罗两个强国，尽管百济与高句丽亦存在矛盾，但6世纪中叶新罗开始步入国力崛起的上升期，不仅夺取了高句丽汉江流域的十座城池，还侵占了百济东北疆域，高句丽想收回被新罗夺取的汉江流域的城池，百济想夺回被新罗侵占的疆域，在遏制新罗的问题上，百济和高句丽存在共同利益，故而逐步走向联合。

百济朝贡唐朝的初衷是希望获取唐朝对其攻取新罗疆域的认同，因此，百济朝贡唐朝的行为常与对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呼应。如百济武王二十五年（624）秋七月，“遣使入唐朝贡……冬十月，攻新罗速含、樱岑、歧岑、烽岑、旗悬、穴栅等六城”；二十七年（626），“遣使入唐献明光铠……秋八月，遣兵攻新罗王在城，执城主东所杀之”。百济与新罗的矛盾冲突，新罗讼至唐朝，唐朝基本都是站在新罗立场上进行调解，唐太宗诏令百济“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由此，百济放弃了唐朝在藩属体系中支持自己的构想，“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在政策上开始倒向高句丽，丽济联盟进一步予以巩固。

丽济联盟建立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围堵新罗，因此基于共同利益，联盟中还纳入了倭国。百济和倭国是传统的盟友，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新罗的侵扰。到7世纪中叶，百济与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时常互使确立通好关系。随着丽济联盟的确立，百济虽然未在公开场合直接对抗唐朝，但是在暗中积极配合高句丽对抗唐朝，如唐“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乘虚袭破新罗十城。二十二年（648），又破其十余城。数年之中，朝贡遂绝”。百济的这些行径，引发了唐朝对其的厌恶，最终导致了唐对其的军事战争。百济的亡国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其中错误的对外策略乃是其灭亡的最主要原因。

由于彼时唐朝在东亚世界的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先进性，使其逐步加快重新构建东亚世界“华夷秩序”的步伐，在此过程中，新罗成为唐朝在海东地区忠诚的藩属。在海东地区，因利益冲突百济与新罗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先是百济往伐高丽，诣新罗请救，新罗发兵大破百济国，因此为怨，每相攻伐。新罗得百济王，杀之，怨由此始”。因此，在新罗善德王十一年（642）“秋七月，百济王义慈大举兵，攻取（新罗）国西四十余城。八月，又与高句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归唐之路”。面对此种情况，新罗曾一度尝试结盟高句丽共伐百济，破坏丽济联盟。然而，此时的高句丽态度决绝，高句丽王对新罗说客金春秋提出“竹岭本是我地方，汝若还竹岭西北之地，兵可出焉”的要求，显然是对新罗请求的严词拒绝。在海东地区失去出路的新罗于是将求援的目标投向了唐朝，极力表现出对唐朝的赤忠之心，求助宗主国唐朝出兵海东地区，以缓解来自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围剿。由于百济在隋朝征讨高句丽时就采取观望的态度，到了唐朝征讨高句丽时更是明确了与高句丽、倭国结盟的策略，因此在新罗的献计下，唐朝制定了“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的战争策略。

二 唐朝翦灭百济及其叛乱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授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兵讨伐百济，“大破其国”。

面对唐朝的征伐应该如何进行军事防御，在百济内部产生了激烈的论战。佐平义直和达率常永就如何应对唐朝军队讨伐争执不下，义慈王亦犹豫不决，而佐平兴首提出的扼守白江、炭岘之策，亦未获得百济君臣的认可，严重贻误了百济防守的最佳时刻，错失了战机，故而唐军得以顺利通过白江、炭岘险要，百济只能在都城附近的熊津口临江屯兵抵御，仓促应战。陆地上，配合唐朝征讨百济的新罗军队亦从东侧出兵，大败百济大将堦伯，而唐军主帅苏定方临山布阵，百济再次兵败，最终唐军攻陷百济都城，消灭了百济。

袭破百济都城后，唐军俘虏了百济义慈王及太子、将士88人、百姓12870人，送于京师；对于其故地“乃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尽管此处记载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但是由于唐朝统治未稳，大军亦未返唐朝，加之随后的百济余众叛乱和倭、新罗势力的介入，因此所谓的“五都督体制”并没有真正予以执行，而是整合以熊津都督府统治百济故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与百济交战过程中，高句丽并没有直接派兵支援，有学者认为：“由于唐朝的持续高效压力，高丽民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内部各种势力的反弹也相当激烈，北部边境地区唐朝军队仍虎视眈眈，故而派遣军队救援百济并非高丽所能所愿。而高丽指导层对百济复兴军扶余丰排除异己后的前景并不看好，并且缺乏南下应当具备的强有力军事支撑，加之可能有坐收渔人之利的侥幸心理，故而在号称东亚世界大战的白江口战中默默缺席。”正是这种失策，既加速了百济的亡国，也为高句丽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倭国在接触中原王朝的过程中一直试图效法其世界中心的“天下观”，尤其是皇极天皇（即后来的齐明天皇）在位期间，随着倭国与唐朝往来的频繁，积极仿效唐朝制度进行律令制改革。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曾经以任那府为据点遥控百济和侵扰新罗，随着丽济倭联盟的形成，倭国极力争取联盟的主导地位，构建另一个独立于唐朝之外的东亚世界中心。齐明天皇元年（655），百济派出百人使团出访倭国，以巩固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此后，倭国与百济的往来异常频繁，百济使者频频向倭国天皇进献大陆特产，进一步造成倭国认为自己可以调整唐朝东亚“华夷秩序”的幻想。

尽管此时百济、高句丽与倭国交往频繁，但在百济亡国之前，倭国的军事重心仍然放在日本列岛上。如齐明天皇四年（658）四月忙于讨伐虾夷；六年（660）三月，忙于攻打肃慎（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少数民族），导致无暇顾及唐与百济之战；是年七月，百济被唐朝翦灭；九月百济残余势力福信遣达率等来到日本，转告唐朝倾覆百济，君臣被俘，其正在为百济复兴而继续战斗的情况；十月，福信派遣贵智等人向日本朝廷献上唐军俘虏百余人，请求援军，并且让皇子扶余丰回到百济。齐明天皇为帮助百济，命令出兵，并以礼相待送扶余丰归国；十二月，齐明天皇命令制造武器和船舶；七年（661）七月，齐明天皇突然去世；八月，中大兄皇子遣将领救助百济，送兵器和五谷；九月，先以蒋敷之妹许配给扶余丰为妻，后派遣将领率军队五千余护送扶余丰还于本乡。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三年（663）三月，以百济王善光王等居于难波。四年（664）二月，复以百济百姓男女四百余人居于近江国神前郡，给予耕田。对此，唐朝与高句丽等都表示关注，并派员前往询问。

百济亡国后，倭国安置了部分百济遗民，提供生活物资。由于广泛吸纳周边部族优秀人才，积累了相当的国家实力，逐渐成为东亚新兴的国家，又因为距离唐朝遥远，可以为百济提供应援支持，因此成为百济残余势力极力投靠的对象。倭国也欲借此时机染指海东事务，挑战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

唐朝翦灭百济之后，百济故地上的反抗斗争仍在持续，由于百济复国势力与倭国取得联系，很快迎回了在倭国做质子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其为王，作为复国运动的领导者。此时，在百济故地形成了以周留城为据点的僧人道琛、旧将福信，以及以任存山为据点的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两支较有规模的反抗队伍。但是因为内部争名夺利、互不信任，相继发生了道琛、福信与扶余丰之间的内讧，以及黑齿常之、沙吒相如被唐朝驻熊津都督府守将刘仁轨感召，率领其所部投降唐朝的情况，熊津都督府内的反叛逐步得到缓解。

尽管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内有残余势力从事反抗斗争活动，但龙朔三年（663）的白江口之战（白村江之战）则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倭国与百济长期以来都是盟友关系，因此倭国在出兵援助百济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派兵护送扶余丰归国即位，百济提出助战的申请后，开始积极做备战工作，打算攻打新罗，派兵助战。当刘仁愿、刘仁轨攻克了真岘城，百济王扶余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孙仁师率领的水兵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势力大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进，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帅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为丹”。这场战斗，以倭济联军惨败、唐朝军队完胜而告终。

白江口之战结束后，“百济王丰脱身奔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唐与百济之战能够快速获胜，归其原因有五。其一，唐朝和百济之间巨大的国力差距，注定了实力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唐朝一方。相比较唐朝而言，百济从疆域、人口、军队数量、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唐朝相比拟，因此，如果没有天险扼守和灵活的军事策略，百济的败亡是不可逆转的结果。其二，将帅勠力同心、关系良好、配合默契，不仅充分发挥了唐军的军事优势，更能够很好地组织协同战斗。在此过程中出现如刘仁愿甘冒得罪朝中权贵李林甫之风险，保护及重用优秀人才刘仁轨这样的情况，体现了唐军内部的精诚团结。其三，藩属国的配合作战，尤其是新罗的助战。新罗作为百济邻国，与百济有长达几百年的通交往来，深谙并熟识百济的国情及地理环境，因此不仅为唐朝的军事进攻提供精准的向导指引，而且可以为唐军进献百济国内详尽的情报信息。其四，百济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严重，长期政治内耗和官员腐败党争导致军备松弛、指挥不当，进一步加速了百济败亡的步伐。其五，丽济倭联盟并没有形成如唐朝及其藩属国一样统一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合力，三国联盟各有不同的利益目标，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反观唐朝藩属国新罗，则积极响应宗主国唐朝的军事指挥，不遗余力地全力配合对百济的战事。

百济与唐朝之间本没有深刻的仇恨，其对唐朝亦不构成严重威胁，然而，百济与高句丽对外关系上保持统一立场，这成为唐朝调停海东局势，尤其是保持东北边疆稳定的巨大隐患。百济与高句丽联合军事讨伐唐朝藩属新罗，且罔顾宗主国的调停，破坏中原王朝的宗藩秩序，注定了最后败亡的结局。

三 唐与百济之战的结果剖析及对东亚局势的影响

唐朝翦灭百济后，以其地设置熊津都督府，这是中原王朝在东北亚地区设置的全新行政建制，由此，唐朝东北边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外，就当时的军事意义来说，熊津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翦灭了高句丽的南部策应，对其造成了南北夹击的局面，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为后续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熊津都督府的设立，让这片土地上饱受战争戕害和百济腐败统治的百姓终于迎来了和平稳定的曙光。唐朝镇守熊津都督府的刘仁轨，在解决了百济余众叛乱之后，面对百济故地残破不堪的战后形势，妥善地安置百姓、发布良政、稳定局势，史载百济“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涂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由此“阖境各安其业”。同时，唐朝还册封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百济郡公、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令其还任故地，以稳定当地的百济遗民。

然而，随着唐朝翦灭高句丽、唐罗战争的相继爆发，最终唐熊津都督府未能在百济故地保持较长时间的统治，于仪凤元年（676）二月内徙于建安故城，因为唐在熊津都督府的统治并非羁縻，所以“从百济旧地内迁辽东，弃其土地，存其民人”。熊津都督府内徙的原因除了唐朝因忙于西线应对吐蕃的侵扰而主动撤兵外，在时任熊津都督刘仁轨给唐高宗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来，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刘仁轨言：

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之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是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因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

首先，唐朝留守兵力孱弱贫敝，人心思归。在大量唐军被调归西线之后，熊津都督府的驻兵尽为疲羸贫敝者，这些驻军无心驻守边疆，只想早日回乡，军心极为涣散。

其次，优赏政策缺失，严重挫伤了驻军的积极性。朝廷不再对死难者吊祭、追赠官爵或荫授子弟，造成赏罚不明的情况，极大地损害了驻军建功立业的热忱。

再次，官员腐败现象开始显露，对待将士残酷，不施以恩德，进一步造成了驻军消极散漫的风气。

最后，唐东征旷日持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导致军队后勤补给供应不足。后勤供应的不足是孤守熊津都督府这种飞地型边郡的严重弊病，在新罗与唐军协同作战时还可以依靠新罗的补给，但当新罗觊觎熊津都督府土地和人口，对其进行军事袭扰时，唐朝驻军的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内地渡海供给，而这种渡海补给不仅航路远，而且风险大，因此成为熊津都督府不能久存的最严峻问题。

因此，在孤悬海外、人心涣散、军备松弛、惨礉少恩、物资缺乏、官员腐败的综合因素下，唐军无法在熊津都督府长久驻守，最终在新罗的侵扰下，不得不施以内迁。

总体而言，唐朝翦灭百济、设置熊津都督府，对于7世纪中叶的东亚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熊津都督府的设置为此后翦灭高句丽提供了南部基地，最终灭亡了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海东地区形成了对唐朝极为有利的局势，唐朝威望空前提高，军队士气大振，后续对高句丽的战争优势益增，唐朝主导的东亚秩序更加稳固。归附于唐朝的百济遗民对唐朝怀有很高的认同心理，如百济入唐遗民祢素士自称其家族“自淮泗浮入辽阳，遂为熊川人也”，其曾祖祢真曾任中原王朝的带方州刺史，至其父祢寔进重新入朝为官，既证明了百济北部本为中原边郡带方郡的一部分，又彰显了很多百济遗民怀有回归中原王朝怀抱的思想意识。

第二，加速了高句丽灭亡的进程。许多高句丽勋贵以百济的败亡为前车之鉴，预感到高句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纷纷作出“矫然择木，望北林而归……携率昆季，归款圣朝”的决定。而这种举家归顺绝非孤例，甚至多有“遂率所部，效款辕门”的情况。可见，百济的灭亡，使得许多高句丽勋贵士族集团与高句丽统治集团进行了政治剥离，纷纷投向唐朝阵营，加速了高句丽灭亡的进程。

第三，间接促进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百济亡国，新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新罗引来唐朝援军的目的，就在于先征服百济和高句丽，然后驱逐唐军，最后完全兼并两国。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后来尽被新罗所占领，新罗在此设置了三个州，并实行了有效的治理。

第四，促使倭国认清了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差距，加紧了律令制度的改革。白江口之战的战败加深了倭国国内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不满，守旧派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其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唐朝巨大的差距，转而恢复了与唐朝的关系，并积极派遣“遣唐使”赴唐朝学习，加紧了律令制度的系列改革，完成了从“倭国”到“日本”的蜕变。

结论

唐朝与百济之间的战争，是百济错误的对外策略导致的结果，双方实力悬殊，注定了百济最终的败亡。战后，唐朝先是将百济故地设置为五个都督府，然后又整合成为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东北亚诸方势力角逐之地。唐朝翦灭百济之战在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亦具有重要意义，隋朝三征高句丽都未曾将其翦灭，唐太宗曾亲征高句丽，虽取得重大胜利，却未在有生之年亲见高句丽的灭亡。唐朝对百济战事的获胜，极大鼓舞了唐朝军队的士气，实现了战前的战略构想。唐朝翦灭百济后，对高句丽内部造成极大的震慑，许多高句丽勋贵士族预感到未来高句丽的败亡，纷纷与之进行了政治剥离，主动归附唐朝。事实也证明，在不久之后唐朝就取得了对高句丽战事的最终胜利，解除了来自东北方的军事威胁，使得东北边疆重新趋于稳定，增强了中原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而，中原文化也得以成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百济的覆亡对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日本加快律令制改革、促进东北亚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书籍简介

中国边疆学（第16辑）

邢广程 主编

2023年4月出版/198.00元

978-7-5228-1832-0

内容简介

《中国边疆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辑出版，本期为第十六辑。本辑选入有关边疆研究论文近30篇，包括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研究、东北与北部边疆研究、西北边疆研究、西南边疆研究、海疆研究、与周边关系研究、边疆调研等方面，另对研究述评与学术动态进行介绍，学术观点新颖，所引文献资料丰富，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史、边疆学研究的前沿和方向。

《中国边疆学》坚持首发原则，以推动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为己任，欢迎惠赐大作。

书籍目录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笔谈
关于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几点思考　许建英　刘志佳
论历史学在构建中国边疆学中的基础性作用　吕文利
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面临的现实困难及实施路径　周卫平
关于中国边疆学构建中学术体系发展的几点思考　侯毅
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宋培军
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　罗静

东北与北部边疆研究
唐朝翦灭百济的动机及其经略熊津都督府的得失　董健
渤海佛教的缘起与发展——以佛寺的营建为中心　王俊铮
关于深化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思考　朱尖
耶律善庆墓志所见耶律休哥与辽宋高梁河之战　周峰
山河之间：十六国北魏时期的五原城　翟飞

西北边疆研究
由近出伯硕父鼎铭论西周王朝西北边域之管控　王坤鹏
隋文帝、炀帝的西域认知及其西域经略观比较　侯晓晨
乾隆年间伊犁仓储研究　衡宗亮
民国时期新疆烟草业及烟草市场研究　刘煜泽

西南边疆研究
蒙古平大理后南宋西边“斡腹之事”考述　石坚军
元明清时期云南交通的东向发展格局及动力因素张述友　王世丽
康熙帝以怒江为《禹贡》“黑水”考　孔庆贤
记忆、认同与教化：清代广西平乐地方志的群体书写与边疆社会　秦浩翔
“王道”与“主义”：黄慕松涉藏著述研究　孙喆　明琦枫

海疆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法关于西沙群岛的交涉——以西沙塔台的筹建为中心　陈梁芊
1971年美国国会关于“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中的钓鱼岛问题　郭永虎　朱博

与周边关系研究
1689~1728年以尼布楚为起点的清俄互市　王天宝
中苏建交谈判中的王正廷签字问题考析
——兼论“顾王之争说”不能成立　陈景拴

边疆调研
在云南西双版纳田野调查　马大正

学术史及述评
马克思主义边疆理论研究述评（2019~2021）　李大龙　宋培军　罗静　孔迎川
学术与政治：中国边疆学会及其边政研究述论　王伟光
近四十年冀东明长城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唐百成　董劭伟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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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