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海外殖民，对德国来说是一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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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下半叶，主张进行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浪潮在德国国内兴起。

其背后则是部分轻工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家和以汉堡与不来梅等地的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推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影响迅速扩展，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普通德国人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传统上德国人对海外殖民的冷淡被冲掉了，海外殖民成为一种促进经济、促进社会，甚至促进整个民族上升的灵丹妙药，整个德国社会似乎都充满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渴望。

抵制海外殖民扩张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俾斯麦却保持了一种政治家的冷静。在他严格的现实主义眼光看来，殖民地对德国来说不仅没用，而且是个累赘。

所以，在1879年到1882年这段时间内，俾斯麦对于要求政府进行海外扩张的呼声和压力基本上都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方式，以免干扰德国的总体对外政策。在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已经很强的情况下，俾斯麦仍然视若无睹，拒绝了关于德国向非洲和其他海外地区派遣陆海军的请求。

但随着社会压力的进一步增加，俾斯麦也开始换用一种“抢先”的手法，就是用一种超出预期的方式来满足相关势力政治诉求，其程度甚至超越了后者自身的主张，然后再掉过头来对其加以限制，使之处于可控、“无害”的状态。

俾斯麦殖民政策的开始

1883年春，一名德国商人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佩奎纳建立了工厂，到5月，这名商人在工厂上方升起了德国国旗，从而引发了他与英国南非开普殖民当局的摩擦。按照以往的做法，德国政府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保护德国侨民和商业利益”。

但此次俾斯麦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于1883年11月直接向英国政府询问英国是否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如果有的话英国的依据又是什么。11月21日，英国作了一个非常含糊其辞的回复。于是德国在12月31日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正式照会中又重复了这一问题，而英国政府则继续拖延。

与此同时，英国在南非的开普殖民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干脆把从安格腊—佩奎纳到沃尔维斯湾整个西南非洲的海岸线全部纳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政府最终接受这一建议并通知德国政府。对此，俾斯麦的答复是一次单边行动：1884年4月24日，他电令德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开普殖民当局，安格腊—佩奎纳已经处于德意志帝国的直接保护之下。

英国当然不甘心放弃这块殖民地，其殖民大臣德比伯爵于5月16日在英国上议院宣称，即使英国没有准备正式将安格腊—佩奎纳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英国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来防止其他国家这么做。

6月初，英国开普殖民当局宣布，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来占领从英属南非直到沃尔维斯湾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包括安格腊—佩奎纳在内。

对此，俾斯麦表现得很气愤，将英国的这种做法称之为“非洲的门罗主义”。

为了向英国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他开始充分利用英国在埃及、黑海海峡等一系列问题上对德国的需求，要英国明确“是否愿意停止对德国人在海外的合法要求设置障碍，以便消除我们的怨气，换取德国对英国政策更大的支持”。

俾斯麦对德国驻英大使明斯特的表现也不满意，认为他“当时应该表示出惊诧，因为德国臣民进行贸易的权利在上议院的演说中并没有得到无条件的认可，相反，门罗主义这一国际法的怪物却被用来支持英国对非洲海岸的要求”。

为了将殖民事务与德国对英国的一系列战略性支持联系起来，俾斯麦还指示大使明斯特不要再与殖民大臣德比伯爵纠缠，而是应该直接去找英国外交部。

到了6月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英国的压力，俾斯麦将他的儿子——赫伯特·俾斯麦派到伦敦来加强明斯特的工作，向英国明确传达有关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并进一步强调德国可能在埃及问题上“完全改变”原先支持英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德国又在斐济群岛等地的殖民问题上与英国发生争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还介入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争夺。

19世纪80年代初，欧洲列强对非洲，特别是刚果河流域的争夺已经十分激烈。

1882年11月30日，法国大冒险家德·布拉察与刚果河流域的多位酋长签订条约。为阻挡法国的这种竞争，英国于1882年12月15日宣布葡萄牙“有权”将刚果河入海口地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于1884年2月26日与葡萄牙签订条约，将该地区“让给”葡萄牙，而英国则在葡萄牙的这一新殖民地中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一条约自然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这是自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导致英法“自由主义同盟”破裂后两国又一次严重冲突。这次俾斯麦并没有像在1882年那样小心翼翼地在暗中推动事态发展，而是高调加入争执，并且和法国充分合作，造成法德共同对付英国的局面。这与俾斯麦此前鼓励法国从事海外殖民的思路一脉相承。

面对德国如此强大的压力，英国不得不开始考虑让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认为，自己在埃及、黑海海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依赖德国，所以英国必须为德国的这种帮助“付账”，就是在德国的殖民扩张中保持默许态度。

1884年6月22日，英国正式承认德国在西南非洲占据的殖民地，6月26日又放弃了与葡萄牙订立的条约。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甚至表示，只要德国殖民地继续开放贸易，英国将“乐于看到”德国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因为法国的殖民地总是用高达50％关税壁垒保护起来，而德国殖民地的关税则低得多，符合“自由贸易”原则。

英国的态度使德国在殖民扩张方面进展顺利，到1885年，德国已经在西南非洲、多哥与喀麦隆、东非、新几内亚等地建立起一系列殖民地，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一战前德国殖民地总数的90％。

俾斯麦殖民政策的特点

和威廉二世时期相比，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它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总体对外政策，特别是欧洲大陆政策。对于俾斯麦来说，德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始终是防止出现一个反德的同盟，而万一防范措施失败，则需要保证德国在大国力量的组合中处于优势一边。正如1880年他对俄驻德大使所说的，德国必须注意“在欧洲棋盘上成为‘三个中的一个’的重要性……所有的政治都简化为这个公式：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五大国之间不稳定的均势主导的，那么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中的一个’”。

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英法关系严重恶化，这就给了俾斯麦一个争取与法国和解的机会，从而在缔结三皇同盟后再进一步降低法俄同盟的危险。而殖民政策正好有助于实现这一考虑，因为法德和解最适合的形式就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共同与英国争吵，这样法国将被迫依赖德国，而德国则可以要求与法国和解。俾斯麦就在1884年对法国驻德大使说：“我要你们像宽恕滑铁卢那样宽恕色当。”

为进一步创造“法德和解”的氛围，俾斯麦似乎有意使英德在殖民问题上的争吵更“响”一些，比如他明确指示驻英大使明斯特质问英国政府：“为什么德国被禁止拥有英国已经运用到极致的、进行殖民的权利？”

结果，“法德和解”在德国殖民政策的推动下确实出现了一些端倪，1884年7月法国的《费加罗报》和德国的《科隆报》开始公开讨论法德“结盟”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法德之间的很多矛盾暴露出来，所谓的法德联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特别是在1885年中法战争后，热衷于殖民的茹尔·费里内阁由于法军战败而倒台，法德通过殖民事务来实现“和解”的希望更加渺茫。

此时俾斯麦就理性面对现实，并且着手停止殖民扩张。这种服务于总体对外政策。

第二个特点是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存在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不能危害德国的安全。在时机选择上，1883—1885年是德国外部环境十分安全的时期：埃及的占领不仅破坏了英法“自由主义同盟”，而且使英国深陷其中并依赖德国的合作；三皇同盟顺利延长，俄奥在巴尔干问题上保持平静。

但即使处于这样的有利地位，俾斯麦在推行殖民政策时仍然保持了谨慎，在“度”的问题上尤其注意。他希望通过有限度的殖民地争夺与英国保持一种相互牵制、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从英国那里榨取的让步不能超过英国所能容忍的限度，从而使英德之间暂时的、有利用价值的麻烦不至于发展为持久的对立。

总体上说，俾斯麦推动“法德和解”也远远不是要拼凑一个反英的同盟，其目的除了尝试法德和解外，也是为了显示德国外交的空间和余地，以争取在对英关系中的主动。他本人就提道：“我并不想要战争……但要使英国习惯于这一想法，即法德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一封信中他又写道：“通过与法国的联合我们在英国那里只会得到善意，虽然同时英国人的牙齿会咬得格格直响。”据说他还在私下谈话中不断表示：“索尔兹伯利勋爵（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友谊对我来说比二十块非洲泥糊糊的殖民地有价值得多。”

所以，俾斯麦的殖民扩张也是有选择的，在西南非洲他可以和英国争吵，在刚果他可以与法国联合起来向英国施压，但在涉及英国核心利益的埃及问题上，德国始终躲在二线，而让法国打头阵。

第三个特点是，俾斯麦的殖民政策虽然有着很深的国内政治动机，但他对整个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控制和主动。

国内政治需要是德国1884—1885年殖民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俾斯麦希望争取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由于1879年保护性关税而受冲击的北部商业资本家的支持，以便确保在1884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另外也想借此阻止“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势力在德国上台。但是这些动机并没有使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变成国内政治压力的俘虏。

和威廉二世时期不同，俾斯麦始终主导着德国殖民扩张的进程。当他认为外部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继续夺取殖民地已经有损德国全局性的利益时，就果断中止了这一政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殖民政策也和他其他所有的政策一样，是灵活的、可进可退的，所以即使是历经艰苦斗争才到手的东西也可以马上用来进行交换。比如在1889年，俾斯麦就提到殖民地对德国来说是个负担，希望把德属西南非洲转交给英国。

这些特点使得俾斯麦能够在“驯服”国内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同时，保持了对外政策的稳定，进而维持了大战略的均衡。

结语

如果说“扩张必然导致反弹”是一种国际政治规律的话，那么德国在短短两年内就获得如此可观的海外殖民地而没有增加外部安全压力就属于一次罕见的例外。这可能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大战略的作用。

《参考文献》

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The Theories of Clausewitz and Schlieffe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erman Conduct of Two World War, pp. 37—38.

Bruce Condell, David T. Zabecki (edited and translated), On the German Art of War:Truppenführung, Boulde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1, p. 29.

Robert T. Foley (trans.), Alfred von Schlieffen's Military Writings, pp. 202—205.

Norman Rich & M. H. Fisher, The Holstein Papers: The Memoirs,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Official Friedrich von Holstein, vol. 1, 1955, pp. 15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