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说:毛主席最强大的魅力，就是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信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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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鲁恂通过收集和考察关于毛泽东的大量材料，来挖掘出毛泽东心理性格中的某种一致性，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探究产生这种一致性的根源。通过分别对扮演私人角色和公共角色的毛泽东的考察，白鲁恂并没有停留在关于毛泽东是一个革 命浪漫主义者、意志力的执行者等众多表面化的标签上。

他从毛泽东与其母亲的关系入手，来谈谈毛泽东的婴幼儿时期的经历，对其心理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毛泽东的 母亲对毛泽东的强烈爱护和支持，使他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渴望，那便是力图重新 抓住某种全能感所带来的幸福状态。这样，他的心理动力就被迫转向了内在的自 我，这一经历并为其提供了某种自恋感。后来，这种自恋感就成为他超凡魅力型 权威的心理欲求与号召力的基础。但是，母亲后来对他的“抛弃”，使毛泽东认识到， 以后要时刻对自己的情感义务保持警惕，不把自己的感情指向身边的亲近人物或 者其他可能的目标。

一，毛泽东的情感

作者指出，“相反，毛泽东将自己的情感留给一些抽象的、遥远的事物，譬如革 命、世界性的政治力量以及历史进步等”。与此同时，母亲的“抛弃”也培养了 毛泽东对兄弟式情谊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拒绝扮演一个作为弟妹的真 正兄长的角色；另一方面，却被理想化的、兄弟式的同志情谊关系深深吸引。

在与父亲的接触和冲突中，毛泽东意识到权威会导致不公正，因此也应受到挑战，他“开 始轻视那些似乎拥有权力的人，同时却又试图引起那些人的注意”。毛泽东躲避充当自己孩子父亲的角色，避免处于“父亲”的立场和承担“父亲”的责任。“要理 解毛泽东作为一种革命精神的灵魂，其关键在于认识到他是这样一个人，即他的 生活并未因受到强力权威的约束而窒息；他不需要反抗过度的控制”。

二，毛泽东的反抗

毛泽东的反抗意识来源于他曾经的经验，和由此产生的对世界的愤怒感。他 “曾经体验过某种安全感、稳定感以及支持性的自我确信，但后来这种安全感和自信心却无法维持”。他认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像他 父亲”那样，对他的需求不会有任何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把他“自己的反抗要求和他 对人民群众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他理解人们对安全感、稳定感和认同感的渴 望，对某种社会或共同体的追求。对那些“因为所生活的世界不能持续维护其所 经历过的自信而感到愤怒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些共同的目标”。

作者把毛泽东与 当代西方激进者们联系起来，指出他们共同的“在反抗目标方面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在某种‘家庭’式的环境 中获得匿名感，这种‘家庭’可以为他们提供某种亲密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 一度曾由他们自己的家庭所提供，但现在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行与维持”。

由此，作为公共人物的毛泽东的行事风格，不仅是一个反抗者，还是一个安全感的提供者。毛泽东能认识到领导权和依赖感之间的联系，懂得每个人对自己婴幼 儿时期的安全感和喜悦之情，必定都有一种持久的迷恋和渴望。同时，毛泽东能把性 格中的“猴气”与“虎气”两种特征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能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 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个性。

作者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毛泽东“从童年时与父亲的冲突起，就总是采取某些行动，以便将他人诱入一种与他处于冲突性的、相互敌对关系的境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是如此。”这种关系模式以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为开始，随着与老师、校长的斗争这一模式变得更加明显，以及后来 与美国、日本、苏联的冲突关系。在进行这些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总能够采取的立 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角色对不同的观众都具有吸引力”。

这些心理学的考察，展示了毛泽东在动员人民的情感方面那非同寻常的超凡魅力 的神秘特性，而有关抛弃感的心理问题，使他不可能把超凡魅力的权威委托给任何同事和助手。

作者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 国带来令人惊奇的变革，恰恰是由于他认识到某种强制性的、类似于历史任务或 使命的力量。作者对毛泽东所作的心理学解释，并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 这一具体问题作出任何回答。相反，作者试图找出，“那些处于毛泽东个性特征 的核心”及其“真实存在的矛盾心理”。

三，毛泽东心理

在《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白鲁恂收集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包括 他人对毛泽东的回忆和印象、记者的采访、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的自述、文章、 语录和诗歌等作品，并加以相应的分析和考察，从渗透在毛泽东身上的无意识动 机的角度对其回忆录与自传作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这方面白鲁恂避免了以往的社 会心理学家只重视方法的运用，而不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证明这一特点。

白鲁恂较 为详细地考察了毛泽东在社会化时期的主要人际关系，并对他的一生及其思想进行了心理学上的分析，尤其重视婴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情感挫折对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的深刻影响。

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们不否认婴幼儿时期的经历对一个 人性格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白鲁恂在本书中过于强调了婴幼儿时期和弟 妹的出生时间和顺序对毛泽东性格形成的影响。

因为在传统中国，像毛泽东那样 作为家中的长子在出生时深受母亲的疼爱，但随着弟妹的出生，母亲的爱逐渐在 子女中平分的大有人在。他们都曾经历过婴幼儿时期的全能幸福感，可能也都曾 弟妹的出生感到伤害和被抛弃，但是否因此就能说“抛弃与被抛弃感”就成为了 他们生命中的一条线索了呢？

其实不然，因为那些像毛泽东一样作为家中的长子 而成长的人并没有形成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也并没有在政治上取得毛泽东那样的成 功。白鲁恂更多是从西方社会的经验中去推论婴幼儿时期对毛泽东的性格形成的影 响，而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个人的成长经历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是 肯定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影响而忽视了周围的环境等影响因素，那就是有失 偏颇的。

白鲁恂自己后来也指出这一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从领导人的言论出发，而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二是对于原因的探究范围狭窄，很少论及到社会 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有时忽视了事情发生的客观环境因素，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 在了人物的心理性格上。相关学者指出这一研究表现出了两种形态的还原 论：“一种是社会和政治事件被还原为心理的原因；另一种是成年后的经历被还 原为童年的原因。”

在材料的运用方面，白鲁询对于材料的分析和挖掘相当之深，但这同时也产 生了一个问题，即对有些材料的分析是一种过度的主观上的解读，如对于《祭母 文》中毛泽东的感情分析。而对有关材料的运用和推论也是较为牵强和站不住脚的， 如因为毛泽东很少提及祖父就认为毛泽东及其双亲都不太孝顺，把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泽覃被留 了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对家人的冷酷，都是一种主观猜测而不符合客观事实 的。

所以，应该看到，毛泽东的成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成功离不开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正如特里尔所说，对于毛泽东的性格的分析不能离开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关于这点韦政通的研宂弥补了白鲁恂这方面的不足。

与白鲁恂侧重于从心理方面进行解释不同，韦政通首先是对毛泽东的“体格 与生理特征”、“习惯与嗜好”、“气质”、“能力”、“态度”、“思维模式”、“理想”等七点性格特征进行分析和考察，并认为这些主要的性格倾向，都相当 一致地、共同凸显了毛泽东的斗争性与革命性。“当把这种性格与毛泽东青年时便具有的 ‘动’、‘斗’的宇宙观、人生观联系起来，不得不说，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天生的破革命家。”

毛泽东成长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和环境中，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异禀和 巨大的生命动力，从而激起了他的革命斗志和热情。而在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又使他坚定了革命信念与一生奋斗的目标。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产生了 巨大的革命能量，也成就了毛泽东那天翻地覆的革命事业。

在对于毛泽东心理的矛盾和冲突方面，韦政通持有和白鲁恂一致的观点，都 认为毛泽东既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同时又成功扮演着多重角色。毛泽东既是革命的现 实主义者又是浪漫的梦想家，既敌视传统又很封建等等。但如果因为毛泽东生命中充满矛盾，反映出了人性的阴暗面与复杂性，就认为毛泽东属于病态心理学上的多 重人格和恶性的自我迷恋的典型难免有失公正。

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说过，在正 常的情况下，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我迷恋，“自我迷恋是必要而有 价值的性向一一只要它是良性的并且不越过某种界域”。但是，心理学上对于自 我迷恋的良性和恶性的划分，并没有明显的或量化的标准。事实上，很多富有创 造性或取得一定成就的人，都具有一定的自我迷恋倾向。

四，毛泽东性格

对毛泽东性格形成的历程和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包括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 教育两方面。先天的遗传主要是赋予个体天生的倾向与潜力，而发展这些倾向与 潜力则主要依靠后天的教育。在这里，教育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成长过程 中的遭遇和经验对其性格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作者探讨了“湖南人的精神”、 “家庭”、“学校”、“传统”、“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可能将影响毛泽东性格形成的因素加以探讨。

通过从家庭、学校和社 会这几个主要方面来探讨影响毛泽东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时期划分上主要分为毛泽东的童年、青少年和青年这三个时期。可以说从这几个方面，去探讨 影响毛泽东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比较完整的。

心理学上也认为，人的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至关重要。由于父亲过 分严厉和刻薄的教养方式，导致了不健全的父子关系，尽管有母亲的温情，但也 未能丝毫平息毛泽东对父亲的怀恨。而进入师范学校后，虽有老师的嘉许和同学的爱 戴，但“在那个以叛逆著称的时代，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痛恨学校教育 的。”

作者指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家庭怀恨，对学校教育痛恨，对社会现实仇恨，这种种经验的不断累积，可能导致心智失常的危机。”生命脆弱、 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退缩、消沉，而生命顽强、敢于冒险者则会在这种苦闷与不 满中，激起了更强的反抗性的热情，并经由一种合适的管道即革命的道路去释放 和宣泄这种情绪，从而成功地脱离危机并迈向一个新的人生历程。但作者关于毛泽东对家庭怀恨、对学校教育痛恨、对社会现实仇恨的程度还是言过其实，至少 毛泽东在家中仍有母亲的疼爱，在学校也有老师的喜爱与赞赏。

不同于白鲁恂把毛泽东与母亲的关系放在考察毛泽东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形成的 关键位置，韦政通认为毛泽东与父亲的斗争、冲突关系对毛泽东后来的反叛、斗争性 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韦政通把毛泽东极其复杂的性格各层面做了相当的描述和分 析，包括其成长与学习过程中的性格塑造、环境时势下性格与权力争夺的动态历 程，以及革命理想与热情如何从萌发到炽烈等。但可能因为作者“对人性一一特 别是人性的负面或黑暗面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在对毛泽东的性格解读的过程 中，无意识地把目光基本都聚集在了那些负面的性格特征上，这点对于正确评价 和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有失公正。

不过，正如白鲁恂所指出的：“心理学只能 作为一面透镜，使不同个体的生命史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而无法作为一个望远 镜，以便预测未来。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最终地位，也不仅仅取决于童年时代的生 活经验对他以后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持久影响”，对毛泽东的心理学解释，并未给 一些问题如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提供任何答案。我们试图找出的，是那些处于毛泽东个性特征中“都真实存在的矛盾心理”。

结语

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待《毛泽东的心 理分析》和《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我们在肯定两位作者研究的精彩之处和重 要作用之时，也将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其中所具有的问题。从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微观的心理分析是对宏观的历史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有益补充。而且较 之中国学者来说，西方学者“由于不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也没有介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境，所以为毛泽东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新视角”所以 说，运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对毛泽东进行深入的心理与性格分析，是理解毛泽东 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角，也是毛泽东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