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事近十年医务工作，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足浴店门前，等一位“小姐”。
偏偏她，是决定我这一“单”成功的关键。此时，几个穿着清凉的妹子，隔着玻璃门，在暧昧的红光里，一边打量我，一边窃窃私语。而我要等的小琴，横眉冷对，抿紧双唇。
我咬咬牙：为了拿下“单子”，豁出去了！我给手机插上充电宝，在对面仓库杵立。累了，就厚着脸皮在店家的水泥袋上坐一会儿。
我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几天前，19岁的快递员小宇，在某写字楼派单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幕墙玻璃砸成脑死亡。小宇的亲人们都通情达理，同意捐献他的器官，唯独堂姐小琴激烈反对。我来，就是为了劝小琴。
天降横祸
小宇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孩子。高空坠物，向来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他们追踪小宇，发现他更多令人唏嘘的身世。
小宇的家乡在西部农村。不满一岁，他父亲母亲跑货运时，从山崖上翻了下去，留下一屁股债。小宇由爷爷奶奶拉扯大，他没读过什么书，几个月前，刚来到这座城市送快递。他勤劳、细心，已然是那一片区的“单王”。记者们去小宇的出租屋探访，发现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正在准备自学考试。
这样的人物故事，自然是媒体青睐的。那几天，我打开本市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小宇的报道。
小宇的家人，除了年事已高的祖辈，七大姑八大姨，陆续从天南海北聚集到这里。他们住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每天都要来看小宇，还有人试图唤醒他。小宇自然不能再回应他们，只有他的心脏，还在砰砰地跳动。
接下来，就是我出场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小宇的出现，让我“如获至宝”。我知道，脑死亡的患者，器官的质量相对更高，他这颗年轻、强健的心脏，也将能用来救人。
我没有表明身份，静静打量小宇这一家人，厘清人物关系。记得刚入行时，我冒冒失失——器官的质量，可能随时间的流逝递减，因而我顾不上等家属心情平静，上来就劝人捐献器官，这样一来，白眼、谩骂没少吃，还有人揪着我的衣领，差点开打：“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摘他的器官，安的什么心？！”
小宇的家人之中，有个镜片老厚的高个子，是他四叔，看上去憨憨直直的，在村里教书和务农；矮矮墩墩的中年妇女，是小宇的二姨，在南方替人当保姆；还有个30来岁的，说话语速很快，是小宇表哥，他是泥瓦工，看起来非常精壮。
“唉，归根到底，都是命，”他们探视完了，在走廊长椅坐下，四叔摘下蒙上雾气的眼镜，叹口气，二姨也跟着掉眼泪。
我看时机合适，就走上前，先表明自己是医院办公室的，再问小宇的病情，陪他们同样叹了几口气后，我进入正题：“可能这么问不太礼貌——你们愿不愿意捐献他的器官？就是他的心脏、肝脏、双肾和眼角膜这些，都能拿来救人。”
不出意外，空气在一瞬间凝滞了。我听到小宇表哥浑浊又尖利的声音：“你说什么？这人还有救，你们就打他器官的主意？”
我只好硬着头皮，耐心解释器官捐赠的意义，好在，小宇四叔按住了其他人。
“大哥，您别急！我们医务工作者，都把器官捐赠称为生命的礼物，这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我继而小心翼翼地抛出，小宇会因为捐献，获得一笔“人道主义救助金”。这句话，又点燃了炸药包，小宇的表哥重新咆哮起来，“我们像是图那钱的人？我们再穷，难道能卖他的器官？”
我再次耐心解释——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有一套“话术”。对一些人来说，谈钱可能会被激怒，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提的“救助金”，说不定会像一颗种子，在他们内心偷偷发酵。
果然，看起来，先是小宇的二姨有点松动。我继续放缓语调，“当然，这肯定不是钱的事情，器官捐赠，是一种崇高的行为。我看大哥大姐，也是明白事的人，一个患者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你们可以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你们也有家人生病，急需器官移植呢？很多患者，都是在等待器官的过程中，无奈含恨离世的……”
第一回合谈话下来，我有了信心。
反水
傍晚，我下班，拎着几袋水果，去了他们住的小旅馆。楼道里，烟雾弥漫，我隐约听到，他们也正在讨论这事。有人说了句，“这是个好事，说不定人家还给他个啥称号。”我走近，他们看有外人来，一下子噤声了，我赶紧套近乎，“我来看看，大哥大姐这儿有啥需要帮忙的。你们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咱们这里口味清淡，不过附近有几家川湘菜馆，改天我请你们去搓一顿吧！”
气氛渐渐缓和，四叔给我递了烟，我平时烟酒不沾，但为了融入他们，也假装抽起来。
“小伙子，你跟我们列举了那么多，不会骗我们吧？”小宇的二姨发问。我忙不迭地说，“这肯定是个大好事！整座城市的人民都会记住他的！”我从刚刚的只言片语里感觉，这家人似乎挺好面子，在意名声，于是我就抓住这一点，打动他们。
谈话到后来，几个主要的亲属都点了头。我心情一阵轻松，赶紧卸下双肩包：那里面，例行放着几份器官捐赠同意书，我摸出签字笔，“你们先看看这份文件，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我好了。”
“不能签！谁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正在这时，小宇的堂姐小琴，从隔壁打开门，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我记得小琴。在小宇一众淳朴憨直的亲人中，唯独她，浓妆艳抹，指甲还贴了一堆blingbling的水钻。虽然看得出来，她眼泡哭得浮肿，烟熏妆都花成一片。她和小宇一样，都在这座城市打工，听说，他们从小就一起玩，一起上学。小宇出事，也是她第一个赶来。
如今她的反对，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诶，这孩子，可能跟小宇感情太深了，舍不得，”四叔打着圆场，几个亲属把小琴拉回隔壁房间，做她的思想工作。
我尴尬地立在门外等待。小旅馆隔音不好，只听门内，传来争吵声、哭泣声、拍桌子的声音，不一会儿，表哥夺门而出，砰地甩上门，小琴高声说，“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表哥扭头回了一句，“你这个卖*的，脑子进水了！”
我这才明白小琴的身份，面孔发烧，尴尬万分，只得悻悻然地告辞了。
第二天早上，我给小宇家人打电话。果不其然，四叔抱歉地和我说，“小伙子，我们不捐了，小琴那丫头，死活不同意，做了一宿工作都没用！”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家属临时反悔也是常态。我曾经接待过一家人，妻子弥留之际，把我们找来，说要捐献器官，但她丈夫死活不同意，捐献就这么黄了。我们这一行，也有不成文的守则，比如，我们很排斥别人把我们简称为“器官劝捐员”，因为捐献要自愿，不能靠“劝”。但眼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临时杀出的“程咬金”，让我格外不甘心。
电话里，我和四叔聊了几句，得知小琴的身世。原来她读书成绩挺好，但家里穷，供不起，她只好来城市打工，后来“误入歧途”。直觉告诉我，这姑娘心眼不坏，可以努一把力。
四叔说，小琴“上班”去了。巧了，我查小宇的家属信息，小琴竟然留了一个地址，我背上双肩包，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足浴店的堂姐
没想到，这个地址，是一个城中村建材城。面对四周的瓷砖、水泥、铝合金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灵机一动，拽住一个店家问，“你们这附近哪儿有洗脚店、按摩店？”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满脸写着“兄弟我懂的”，给我指了方向。
我终于找到了小琴。午后，生意清淡，在一众浓妆艳抹，或刷短视频、或打斗地主的的姑娘中，小琴竟然捧着一本《人类简史》在看。我做好充足的心理建设，才鼓起勇气，推开门，和小琴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