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的“学术纣王”们，才是我国导师制度的症结

前两天沸沸扬扬的“学术妲己事件”大家都看到了。

起因是有网友曝光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答辩视频。

视频中，一位苏姓女博士答辩时，来自暨南大学的评审教授现场直言：

“不过没事，顾老师一定会给你安排在高校工作，以后的人生会往上走。”

事件发酵后，华南理工大学出面表态，已启动对相关事件的调查，对学术不端或师德师风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

调查结果尚未出炉，苏某与导师顾某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不端到何种程度，无法断言。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只是学术圈的“桃色绯闻”，不会上升到全民关注的高度。

网友之所以群情激愤，是因为据爆料，以苏某名义发表的多篇论文，实际作者都是顾某手下的其他学子。

本次事件真正的核心，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学术腐败”。

在学术纣王与学术妲己成双入对地享受快意人生时，是无数青灯黄卷的学子，被剥夺了学术资源和晋升渠道。

正如人大代表蒋胜男所质疑的：是先有学术纣王，还是先有学术妲己？是学术纣王多还是学术妲己多？学术风气是败于纣王还是败于妲己？

所谓学术纣王，是指那些在学术领域控制丰富资源、人脉，具有显著影响力和话语权，却无法正确运用自身权力的“导师们”。

我们不应该忘记几年前的杨宝德和陶崇园事件。

2017年，29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因不堪忍受导师长期骚扰和剥削，当年圣诞节当晚，在冰冷的灞河河水中自溺身亡。

在此之前，他频繁被女导师要求一起吃饭、为其挡酒，并长期为其代办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日常琐事。

出身寒门的杨宝德将读书视为阶级跃升的唯一绳索，原本计划博士毕业后在高校谋求教职。然而与学术无关的杂务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使其科研进度陷入停滞，他说“这导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2018年3月26日，因遭受导师长期人格侮辱、经济掠夺和限制发展，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在宿舍楼一跃而下。

在此之前，陶崇园和杨宝德一样，在导师的要求下，为其代办多项日常家务。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导师还要求陶崇园称呼其“爸”，并在聊天中许诺“爸我永远爱你”。陶崇园获得的各项补助与奖学金，也在导师要求下“捐”出来用与项目组共同花销。为了摆脱控制，陶崇园曾试图放弃读博直接找工作，被导师发现后，他又写下一份个人说明，承诺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并继续为导师领导的足球队和项目组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

陶崇园死后，另有其他同学爆料说，跟着这位导师求学，还有一个隆重的入门仪式，即向他下跪、作揖。

现代社会，而且是高等学府中，还存在着变种的奴仆关系，令人何其惊讶。

而这些时间和地域跨度极大，看似毫不相干的学界丑闻，背后都笼罩着同一层阴影——不受监督、无限膨胀的导师权力。

国际上，导师制有两种。

一种是欧洲模式，类似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学徒制”，在小规模的学术团体中，导师通过言传身教来传道授业解惑。

一种是美国模式，又被称为“老板制”，导师担任一个大型科研团队的领导，用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中硕士博士及其他辅助研究成员的开支。

而我国的导师制更像是这两种模式的杂糅。

一方面，受传统尊师重道思想影响，我国学子对导师天然存在一种伦理敬畏，服从被视为美德。另一方面，在项目制的科研体制下，导师的学术资源和与其能争取到的科研项目挂钩，学生作为项目团队的一员，老师就是他们的“老板”。

这就造成了我国硕博学子被“双重拿捏”：

既要在经济和资源上依赖导师，又要在礼仪和精神上服从导师。

我们高校里不同老师的学生，会以不同“师门”自居。

张教授的叫“张门”，刘教授的叫“刘门”，陈教授就是“陈门”。

这种说法，带有浓厚的江湖武侠色彩，也将一个学术团队塑造得如同“帮派”。

既强调了师生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结，同时也暗示着不同“帮派”间激烈的资源竞争。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还认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有“拟亲属化”特点。正所谓，一生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类似家庭的氛围，很容易导致师生之间行为边界模糊。

比如什么事情是学生应当老师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老师应当为学生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缺乏明确标准。

这就导致，无论导师要求是否合理，只要学生拒绝，似乎就是对“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的背叛。

当然，这么说有些绝对，毕竟还是师德崇高的老师占大多数。

但不得不承认，导师事实上享有着这份权力，运用与否，完全依赖于个人品行。

导师权力过大——这是针对此类事件的共识性结论。

但权力大小，用什么标准衡量？校长的权力远大于导师，为什么我们不会认为“过大”？

其实，可以用行政法中的“权责一致原则”来解释。

权力只有与责任匹配才是合理的，高于责任的那部分权力，就是“过大”的部分。

传统上，我们认为导师负责着对一个青年学子的人格栽培和学术教导，故而应当享有较大的权力。

但按照目前的学制，硕士研究生22岁入学，仅用两到三年便毕业；博士研究生25岁甚至更晚入学，学术能力基本已经定型。

导师对硕博学子发挥的作用，重，但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重。

大家平时所以为的，本该是硕博导师制度核心的学术训练，实际上非常稀薄。一般来说，在面向全体学生的授课中即可完成。

学生对自己的学术发展自己负责，即使未能达标毕业，也会被视为是学生自己的责任。

导师掌握着对学生学术生涯的全盘掌控权，实际上却并不需要为其学术生涯的终止或失败负责。

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权责不一致，也即，导师权力过大。

当然，不得不说，这种生态某种程度上是导师和学生共同造就的。

大多数硕博在拜入师门时，更仰重的，并非导师的治学能力，而是其对简历的“镀金能力”。

哪位导师手里掌握着更有重量级的课题？哪位导演的实验室经费更充足？哪位导师的推荐信更有分量？哪位导师在学术界的人脉地位更广泛？跟着哪位导师学术前景更好？

学生选择导师的第一考量，与其说是为了得到历练，不如说是为了获得“身份”。

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畸形的学术资源分配体系。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介绍道：

一般性的教授博导们，他们除了要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要面临种种硬指标的考核，尤其是科研任务的考核。于是，正如杨宝德的导师所说的：教育、科研领域严重官僚化，作为一个学者，不得不陪人吃饭喝酒拉关系，否则就得不到经费，因为经费掌握在这些当官的人的手里。虽然研究工作是博导工作的应有之义，但在火热的学术大跃进中，那些咄咄逼人的考核，使得很多博导也是整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在这种情形下，孙立平教授继续写道：

在读的博士生就成了最好的劳动力。在许多学校，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演变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可以说，有时甚至还不如老板与雇员，因为这当中连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一些基本契约关系也没有。这些年不时发生的导师性侵女学生事件与此也不无关系。

而导师拿走学生的论文，冠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同样受“形势所迫”。

我国不少院校，尤其是理工专业，硕博毕业时中都有发表若干篇文章的硬性要求。

然而刊物的编辑也有考核指标。

他们的KPI往往根据所选文章的引用率和下载率来定，而大家写论文时为了增加说服力，倾向于引用学界泰斗或学界大拿的观点。

这就导致，大多数编辑选稿时，会向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知名教授倾斜。

这种发刊模式下，连有教职的青年教师压力都很大，更别提还在求学的硕博们了。

为了完成发刊指标，他们只能选择让导师以一作身份署名发表，尽管文章从实验数据到谋篇布局全部出自自己。

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是给已经身居高位的导师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加剧了导师之间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导师对自己学术前程的控制力。

学生越是离不开导师，就会越来越离不开导师；导师越是有权力，就会越来越有权力。

发生在导生之间的，还是这种矛盾的初级阶段。

而这种矛盾发展到终极形态，就是饱受批判的“学阀”——形成的稳固、秘密、排外、垄断利益和资源的小圈子。

学阀横行之下，资源分配的标准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人脉和派系。

最典型的，莫过于疫情期间饶毅教授举报裴钢等教授学术不端事件。

裴钢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良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有一个同事：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舒红兵，舒红兵去了自己的学生王延轶，王延轶担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

疫情期间，这段盘根在学术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随着饶毅教授的一封邮件曝光，引起巨大争议。

饶毅教授在给舒红兵的一封邮件中直言不讳地说：

您夫人确实不适合领导武汉病毒所。她的专业差得太大、水平也比较差、年资也太低。

2020年9月22日，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

该建议提出：“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

而教育部则表示：该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教育部将充分采纳此条建议，并进一步开展工作。

如今的导师权力，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这意味着，即使学生如期完成课业标准、达到论文发表要求、毕业论文出色精彩，理论上，导师对学生毕业，仍然享有一票否决权。

当然，导师作为最了解学生的人，掌握至高否决权，有合理性。

但这条规定的可行性，建立在一个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上：即，导师具有崇高师德，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因个人偏私而影响学生前途。

或者，即使导师师德有亏，损害学生权益，学生也有畅通渠道反映不公，导师权力能够受到良好的规范和监督。

而上述两条假设，在现行制度下，都是不现实的。

学生成绩不佳，后果由自己承担。导师享有巨大权力，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权责不匹配的体制之下，这部分“过大”的权力一旦被自私贪婪的人掌握，便会异化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这不仅存在于导师和学生之间，而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铁律。

症结找准，解法也就有了。

要么压缩导师权力，或将导师权力置于监督和约束之下，使其规范运行；

要么提高导师责任，使其权责匹配，真正肩负起科研指导、学术教育的责任。

否则，在权责不匹配的导师体制之下，只要有学术纣王存在，学术妲己便会源源不断地被制造 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