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给了我许多温馨故事，也让我逐渐成熟

“川办”往事

孙晓芬

成都一环路南四段X号，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简称：川办），在我生命的地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承载着我青少年时期太多太多的感情和记忆。

当年，这座位于城郊西南一隅农田菜地旁的军队大院，矗立在院内的办公大楼，在我眼中格外高大雄伟。如今，孤影雄踞的气派早已荡然无存，在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楼群中显得陈旧而老态。

因未带证件，不让进入，我只能站在门外朝里观望。看那座具有标志性建筑的办公大楼，看道路尽头被宣传照壁遮挡的后楼屋顶，看留存在记忆中的门诊部，篮球场，机关食堂，服务社。即便一堵斑驳的矮墙，道路两侧的行道树都会唤起我的记忆，让我陡然“看见”昨日的景象…

1962年，父亲从西藏调到川办工作，我有了生命中第一个家，结束了10年留守儿童的生活。每隔一周回到父亲身边过一个短暂温馨的周末。那时的生活路径就是从学校回家，家到学校，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学校和川办就是我眼中的全世界。

在长身体的清贫年代，最关注的就是吃。母亲不在的家，一日三餐全靠食堂。父亲工作忙，下班回来常过了饭点，食堂菜卖完了，他嚼个干馍就算一顿饭。他教我们在米饭里倒点酱油，挑点儿猪油拌匀，没想到这“酱油拌饭”居然成了我们的最爱。

我家隔壁是金荣功伯伯家，金伯伯是川办副主任，老红军。在八一校听过他给全校师生作“继承红军优良传统”的报告，对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声如洪钟，浓郁的河南口音，慈祥可亲，德高望重。父亲和金伯伯外出开会，经常很晚回来，张华阿姨就会叫我去她家吃饭。她让乐萍和我把洗衣服的大木盆翻个底朝天当饭桌用，我们围坐在别具特色的餐桌旁吃着，说着，玩儿着。由于年龄相近，性格相投，我和乐萍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最喜欢张阿姨做的疙瘩汤，香喷喷热乎乎的面汤里一坨坨的面疙瘩，一片片鸡蛋花，那个香呀，令人胃口大开，不忍释筷！母亲调到川办后，就再没机会去乐萍家吃饭，疙瘩汤便成了藏在心底的念想。直到多年后出差河南，当听说那有一家疙瘩汤很出名，立马前往，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当年那种鲜美的味道。如今，吃过多少美味佳肴，却依然怀念酱油拌饭和疙瘩汤。

暑假，我们在小会议室写作业，玩游戏。鲁萍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做手工。最记得她教我和乐萍唱她自己编曲作词的歌曲：“桃花红，梨花白，小鸟枝头叫……” 我们跟她学唱了几遍，她不满意，说修改一下再教我们。就这样教了改，改了教，老师创作精益求精，学生学唱破锣哑嗓，一首新歌被生生唱成了“永叹调”，她生气的说：你们唱的啥子嘛？花儿都唱谢了，鸟儿也吓跑了，太难听，不教了！我们面面相觑，转而一想又一阵高兴，不唱歌就可以出去玩啦，立马像放敞的野马，跑菜地里挖蚯蚓、捉蚂蚱，找蚂蚁洞，乐此不疲。

上四年级时母亲调回成都，我们终于有了完整的家。暑假，她把姐姐和我一前一后搭在自行车上，去青羊宫逛街看电影。我坐在车的前杠上，母亲不停地对我们说: 坐稳了，很快就到了。我腿咯麻了，可一点都不在意，唯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找不到语言来描述这是一份母爱的亲近，一种快乐的享受。从川办大门外没有树荫只能被暴晒的水泥路到青羊宫约半个小时，晒得汗流浃背。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那种咸咸的感觉让我知道，幸福竟然是有滋味的!

不记得谁出的馊主意，烤大蒜吃。大家立刻响应，跑到门诊部楼背后墙根处，捡几个石头垒起灶，把大蒜放在点燃的干树枝上烤，烟薰火燎下大蒜烤得黑黢黢，塞进嘴里又烫又软，不甜也不香，还有一股蒜糊味。正烤着忽听头顶窗户里有说话声，悄悄伸头一看，哇，不好！妈妈正在里面上班，吓得赶紧转移阵地。由于怕被发现，蒜还没烤熟，就慌忙往嘴里塞，结果手上黑乎乎，脸也被抹成了大花脸，胃里还火烧火燎。可事后想起来感到很开心、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因为那是我们自已亲手做的“美食”。

会议室换上了新沙发，这可是当年稀有的奢侈品。大家争先恐后抢占沙发，享受它的柔软舒适。不尽兴，索性脱掉鞋在上面疯狂乱蹦，正玩得忘乎所以，突然耳边一声怒吼，紧接着屁股生疼，扭头一看金伯伯正虎着脸，抡起胳膊挨着个打屁股：“这么好的沙发怎么不知道爱惜呀”！他震耳发聩的声音吓得我们慌忙往下跳，自知理亏的站在他面前，他见一个个耷着脑袋不知所措，转而消了气给我们讲道理，大家争先恐后向他保证：坚决改正，绝不再犯！

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天凉了，楼下的几株无花果树缠上了厚厚的稻草，像黄澄澄的稻草人，真招人喜爱。上前摸摸发现树干很有韧性，就顺势坐了上去，随着树干上下摆动像荡秋千似的好玩，不知不觉稻草人被压趴了，怎么扶也扶不起来，无奈之下赶紧逃离现场。金伯伯下班回家看见无花果树倒了，气得高声喊道：哪个小兔崽子干的？听见他的喊声，我们赶紧关上门，趴在地上从门与地面之间的缝隙朝外看，看到他的脚正站在门外，吓得大气不敢出。过了好一阵听不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脚，以为他走了，悄悄开门出去，没想到他突然神兵天降出现在面前，我们哇哇乱叫夺路而逃，还未等回过神来，他已气定神闲用两只大手把我们一个个拎了回来，得意又严肃地说，“犯了错误还想跑，明年还想不想吃无花果啦？我们一听赶紧承认错误。他说，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便叫来几个战士拿铁锹帮着我们一起把小树扶正。来年夏天，看到无花果一天天长大成熟，想起被金伯伯“欲擒故纵”抓个正着的狼狈之事，心里暗自好笑。

从小远离父母，没有家的概念，没有姊妹亲情，连自己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过生日。最记得金伯伯50岁生日那天，他满院子招呼人们去他家。当看见他被大家簇拥和爱戴，看到他沉浸在亲情的幸福中，想起他们一家人细水流长的温馨，我忽然感到有家是多么幸福，过生日是多么快乐！这一幕让我心生羡慕，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变老，也当回寿星过个生日。暗自一算，50岁好漫长，好遥远呀。今天再回首，早已走过青春，度过了70个年轮，人生竟如此短暂！

办公楼后面是蓝球场，后楼的孩子和前院的干部战士常在那里打篮球，我和好友秋梅也在球场学会了骑自行车。操场上每周放电影，那时候看电影就是平淡生活中最奢侈的精神享受。若是那天有电影，早晨一睁眼就感觉像过节一般，无论干什么心里想着它，一分一秒都很愉快。《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在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上甘岭》《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独立大队》《铁道游击队》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依然津津有味。还有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以革命的名义》这些热血铸就的经典之作具有持久的感染力。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人物性格和特色语言，沉迷于电影的世界里，日常生活中总是脱口而出引用电影中的语言。当称赞别人时就竖着拇指说：高，实在是高！请求帮助时就说：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向别人炫耀时就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烂西瓜算什么？安慰别人时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推御责任时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摔坏东西就为自己开脱：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放映《武训传》那天，简直成了盛大的节日，大家奔走相告。之前“批判电影”必须是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从没我们的份儿。在我眼里，电影加上“批判”二字就变得神秘莫测，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我们掩饰着兴奋的心情，模仿大人的表情装作严肃的样子，这种严肃随着剧情发展，早已变成了忘乎所以地笑，情不自禁地哭。电影结束，操场上此起彼伏响起我们一群孩子模仿武训山东口音的乞讨声：“你出钱儿，我出力，办个义xio(学)不费力”。“ 打一拳给个钱儿，让天下孩子能读书。” 至于批判什么，不清楚。但从中知道了清末年间有个叫武训的人，行乞38年，为的是用乞讨来的钱，让天下孩子有书读。主演赵丹是我们这代人崇拜的明星，他把武训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想到这里，便在网上搜索这部电影，让我不敢相信，这部六十多年前的电影，表达的内涵超出今天许多电影的深度和高度。当了解到孙瑜导演和赵丹为此片付出的惨痛代价，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佩和尊重。

夏天，我们到川办后面的肖家河游泳，男生将两条红领巾一前一后系在腰间，再在裆下一系，就成了完美的游泳裤。我们女生钻进河边小树林换上游泳衣，跳进水中，凉爽的河水一激，让人兴奋不已，无师自通地模仿别人的泳姿在水中胡乱扑腾，凭着求生的本能划来游去，也不知呛了多少次，喝了多少水，仍兴致盎然，不愿上岸。虽然最终连“狗刨”都游的不正宗，但那是我们最恣意，最自由，最美好的青葱岁月。

老房子要拆，我们搬家与同学方小召家成了邻居，他父亲方其顺叔叔是川办副政委，母亲赵明阿姨在“西南民族学院”工作。记得我参加学校红卫兵去北京大串联，半个月后回来，铁将军把门，进不了家。我蹲在家门口不知怎么办，赵阿姨下班看到，她低声问我：你不知道你爸妈去哪儿啦？我摇头说不知道，她沉思片刻，欲言又止，从她谨慎的态度我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她关切地说：天色已晚，就和方甦住一块吧。那晚我与方甦睡在一个床上，津津乐道地向她讲述串联中的所见所闻，分享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自豪，丝毫没有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和迹象。

“川办”给了我青少年时期许多裹着暖阳的温馨故事，也在猝不及防的劫难面前，让我在懵懂和迷茫中逐渐成熟起来。

多少个清晨，父亲被抓去批斗。头戴高帽，大木牌用铁丝吊着深深地嵌进脖颈，屈辱地低着头游街，人的尊严被这顶帽子和划着大X的牌子残酷而真实地撕裂了。

办公大楼，是我仰慕的地方。好几次我想跟着父亲进去，都被他以“办公重地，小孩不能进入”为由，让我止步楼前。

一个冬日的午后，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这座大楼。父亲已近两天没回家，母亲焦急地四处打听，当得知他因拒绝写交待材料，被关押在办公楼，不准回家、不准吃饭、睡觉。她立即叫姐姐和我去给父亲送饭。听说去办公楼，我想起几天前父亲一瘸一拐回来，帽沿下依稀可见额头上缠着渗有血渍的纱布。他见到我们被怔住的样子，自责地说，是他不小心摔的。顺手把眼镜递给姐姐，让明天一早去帮他修理。夜深人静，门诊部孙素月医生悄悄来为父亲检查伤情，才得知他是在办公大楼被数十人围攻，从三楼楼梯跌至二楼，膝盖摔伤，额头磕破。听后一阵唏嘘，心在颤抖。瞬间，办公楼似地狱般令人恐怖！

姐姐提着饭盒，我胆怯地紧跟着她向办公楼走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家到办公楼一两百米的路，竟走得如此艰难！一进大楼，整堵墙壁铺天盖地贴满歪歪斜斜的大字报，大标语，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被划着大叉，“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千刀万剐，永世不得翻身！”杀气腾腾的血腥场面真实而直接的扑面而来，让人不寒而栗。循着门牌找到父亲办公室，他异常惊奇地瞪大眼睛问：你们怎么来了？！显然，他没料到我们的到来，更不愿让我们来。那一刻，我难过得喉头哽咽，他爱抚地把我们拉到跟前，轻声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怕。” 话音未落，我眼泪奔涌而出，姐姐将饭盒递给他，让他赶快吃饭。可他并未接过饭盒，而是将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间不时“咔咔”作响，像是骨头碎裂的声音。这注定是一个沉重的时刻，正在遭受劫难的父亲与悲伤无措的女儿，承受着世间最痛的辱、最沉的重。我低下头竭力掩饰着管不住的眼泪，偎依在他身边，从他起伏不平的呼吸声中，隐约感到一种愤怒的情绪弥漫在空气里，似乎要和办公楼同生死共存亡。这感觉深深嵌入每一个毛孔，那么决绝，那么压抑。一阵沉默后，父亲让我们赶快离开，回去告诉母亲，不必担心。我一步一回头离开办公楼，心里只有一种感觉，“痛”！

机关食堂，是我们一日三餐按时报到的地方。每到饭点，从那飘出的香气常勾起我馋涎欲滴的遐想和回味。然而，我却在那里看到了刺痛心扉的一幕：食堂里比肩接踵，连饭桌、长凳和窗台上都站着人。一根麻绳依次拴在父亲，周子平伯伯，方其顺叔叔和董世民叔叔胳膊上，将他们捆在一起，作为批斗对象站在食堂最前面。首先是父亲背诵“老三篇”，嘈杂的食堂顿时安静下来，当他背诵完，我一颗心刚落地，忽然耳边传来：“孙治平，你篡改“老三篇”，你是现行反革命”！这咆哮像是金属片刮过玻璃的尖利声，刺痛耳膜，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又把我的心纠在一起，瞬间我感觉脑子一片空白。接着命令周伯伯继续背诵，因为不满意周伯伯的背诵，现场发出鄙夷不屑的羞辱和漫骂，并傲睨得志地勒令他明天必须背会，否则后果自负！看着周伯伯花白的头发，苍老的额头上渗出汗珠，颤颤巍巍，低头应答，我的心在颤抖，脸上火辣辣的像被抽了一巴掌，只想尽快逃离。身后袭来阵阵声浪“打倒……”！“砸烂……”！

回到家，我们伤心痛哭，发泄着积郁在心间的悲伤和委屈。我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更搞不懂，到底是哪个阶级推翻哪个阶级？母亲凝视窗外，久久地沉默着。晚上父亲回来，母亲面色凝重地对父亲说：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被人抓住辫子。父亲看看沉闷的我们，摸摸自己早已秃顶的头，打趣道：放心吧，头发都没有，哪来辫子呀！一句话逗得我们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笑到一半，戛然而止，突然眼泪就那么默默地从含笑的脸上往下滚落。这个充满苦涩的笑，一生难忘！

夜色降临，昏黄的灯光映衬着桌前父亲的身影。我心情沉重，他在看什么？写什么？想什么？我不知道！他内心有多深的痛苦？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不知道！如果那时我稍微懂点事，是不是应该去和他说说话，陪陪他。往事的记忆，总是让我充满无限的后悔和遗憾。

由于外出时常有唾沫星裹挟着辱骂向我们袭来，母亲为避免给我们带来更多心理伤害，不让出门。我们只能默默地待在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家对我是那么沉重，每天早晨醒来，天空灰暗一片，感觉不到时间变化。在那个信息和知识贫脊的年代，父亲的书柜成了索取知识的唯一来源，读书成了最大乐趣。在十四、五岁年龄，政论文章难读费解，最感兴趣的是现代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还有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英雄的名字杨子荣、少剑波、江姐、许云峰、保尔·柯察金等如数家珍，高尔基的故事读得我涕泪横流，他把艰难生活的痛苦与历练写进回忆录，将俄罗斯江湖比喻为社会“大学”。被英雄故事感染的同时奠定了我崇尚英雄的情结，以及对苏联文学作品包括电影、歌曲的热爱。

许多往事已不记得，只有那段日子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忘不掉它，何等沉重的记忆。这是一段对现实的迷茫，对道德与欲望的直面，无法摆脱的无力感和痛苦挣扎。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忧患，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

当听到“川办”精简改编的消息，心中涌出惋惜之情，这惋惜并非是对一个人、一件事，而是面对独有的、浓厚的、不再被称为“川办”的这座军营。这座不只属于我，更是属于西藏军区许多前辈和后代工作和生活过的大院，包括父母的战友，我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把自己曾经的故事留在了这里。

人生进入古稀之年，追溯自已成长的过程，审视和思考那段经历，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快乐和痛苦总是交织在每一次回忆的瞬间。那些依稀往事，那些永不泯灭的亲情和友情，那些幸福时光和疼痛感受如画一般镌刻在我生命里。

谨以此文作为我“川办”生活，成长经历的记录和深情回望。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 作者简介：

孙晓芬：十八军后代。1969年3月入伍，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供职于成都军区后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现：西部战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