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志民回忆彭德怀指挥红五军连克袁州和安福等四城

开国上将李志民回忆彭德怀指挥红五军连克袁州和安福等四城

三月初，我奉命调军部特务大队任副政治委员。特务大队直属军部领导和指挥，下属四个中队，其中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旱机枪（即轻机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三个分队，一个分队十至十二人，全大队二百三十人左右。特务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随军部行动，保卫军部并根据战斗需要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当时整个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差，而特务大队有个轻机枪中队火力较强，战斗中经常担负消灭敌人重要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的任务；其余三个步兵中队，除固定一个中队警卫军部外，两个中队担任机动作战以及最后打扫战场、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和捕捉俘虏等任务，所以每次战斗都有不少缴获。

特务大队大队长谢嵩是湖南邵东县人，平江起义中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当过学徒，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性格刚强豪放，英勇善战，指挥果断，且善于接近群众，深受士兵的爱戴。我调到特务大队不久，即与他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安福的战斗。

安福位于沪水之滨，城虽不大，但砖砌的城墙高且坚固；城北侧的沪水，溪深流急，一下雨就不能徒涉，易守难攻。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火炮，仅有几挺轻机枪要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确很困难，攻城全靠勇敢，利用黑夜攀登城墙，用肉搏与敌人争夺城头、展开巷战占领城区，所以攻城任务特别艰巨。

第一次攻打安福城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当时湘赣边界特委召集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应根据中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还说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营，兵力薄弱，夺城绝对有把握，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力陈攻城的上述困难，并说明守敌决不止一个营，而且我攻城时，敌人肯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使我军陷于被动。

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率三个纵队向安福进发，在距城十五公里处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双方一接触，敌人即诈败向安福撤退，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敌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正严阵以待，知道中计，立即撤退，果然途中遇到永新、莲花、吉安三路敌人的伏击、包围，幸好第九大队大队长黄云桥率部勇猛冲人敌阵，我后续部队趁势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重围，退回永新根据地。这一仗红五军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负了伤；十一个大队长，也有九个负了伤，损失惨重。

我们第二次攻打安福是在一九三○年三月十日，这时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正在抽调兵力对付冯阎联军，湘赣兵力减少，据侦察员报告，安福城内仅有敌人一个营和靖卫团约六七百人；同时，永新、莲花已相继解放，吉安守敌兵力也减少，轻易不敢增援，安福已成为孤城。而我红五军接受第一次打安福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训练和战前准备，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要求为贺国中、刘志治报仇心切，士气十分高昂。所以，战斗发起后，四纵队八大队在我们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率先爬上城头，后续部队高呼“为贺国中、刘志治烈士报仇”的口号，勇猛地攻入城内，抓到了安福县伪县长，全歼守敌和从永新、莲花、安福各地逃来的地主武装六七百人，解放了安福城。接着，乘胜挥师北上，攻克了新余、分宜县城，直逼袁州（今宜春）城下。

袁州是袁水流域的府城，不仅城大，城墙更坚固。我们要攻城，除了武器装备差，没有火炮等攻坚武器，火力掩护薄弱等困难外，袁州城四周有护城河，又给架设云梯增加许多困难；加之当时对守敌兵力不很了解，取得攻城的胜利还把握不大。为了弄清情况，彭德怀亲自带着各纵队领导干部到四城门外察勘地形，向老百姓作详细调查，初步弄清城内守敌中国民党正规军很少，大多是各县逃到袁州的靖卫团和警备队等地主武装。彭德怀这时才心中有数，拟定了作战方案，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彭德怀不仅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天时、地利、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他平时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当时正是农历二月下旬，下半夜后下弦月才升上来，所以，他就部署半夜趁月黑爬城墙，当月亮露出东山头时就爬上了城头，借着依稀的月光与敌人拼搏、巷战，天亮时全歼守敌。果然，三月二十三日战斗发起后，部队按照彭老总的部署互相配合，在月亮初升时，突击队已在我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攻占了城头，打开了城门，后续部队一涌而上，进展很快，全歼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和靖卫团、警备队等反动武装，俘敌一千多人，其中国民党第十八师刚从湖南征集的一营新兵全部被俘，经过教育，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袁州和安福、新余、分宜位于罗霄山脉北麓，我红五军在半个月内连克四城，使湘赣边区的革命群众大受鼓舞，这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湘赣边界已有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和安福、新余、分宜、袁州等九个县，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大片地区可以往返驰骋，回旋的余地大了，大家的心情更加舒畅。连克四城，对部队锻炼很大，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去我们打的都是偷袭、奔袭的游击战争，现在是一千多人一起打仗，打的又是攻坚战，战场上热火朝天，士气特别高涨，政治鼓动工作也非常活跃，积累了一些战场鼓动工作的经验。

同时，我们通过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安福的经验教训，比较深刻地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连克四城，在全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军委的前委把红五军作为一支能攻城、善攻坚的部队，有攻坚任务大多交予红五军。

记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赣州前后，有一次前委决定打江西宁都的赖村一个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虽然不大，但龟缩在土围子里的上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十分顽固，土围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打下，伤亡很大。后来调我们红七团去打，军团首长又调一门山炮支援我们，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使用山炮，结果山炮轰了两炮，打开个缺口，我们团一鼓作气就冲了进去，拿下这个土围子。当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连克四城开始，我们红五军逐渐积累了攻坚经验，有了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一般小城镇的攻坚战就打得比较顺利了。

红五军攻占袁州城后，在城内休整十大，庆祝胜利，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这时候的宣传工作特别活跃，各大队都挑选了两三名学生出身、会写字的宣传员，到大街小巷去写大标语，这样，三个纵队就出动了二三十名宣传员，写遍城区的各条街巷。他们没有钱买纸，都买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两桶锅灰调上水，用棕刷或扫帚在墙上、柱子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和红军宗旨、纪律等大标语，有的宣传员还去挖些红土或到中药铺买一点“土红”（即加工过的红土）作颜料，画上几幅“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漫画。军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厂）的条件，印刷了一批布告和宣传品，让宣传员带出去张贴。

这些布告、标语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喜气。有一天上午，我到军部汇报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挺高兴，想起这些宣传员大多是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士兵委员会在开展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汇报工作后，就顺便到军的士兵委员会找当士兵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湖南老乡张平凯聊一聊。老乡见面，分外亲热。攀谈中，很自然地谈到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其中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组织的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的活动，大多通过士兵委员会出面组织实施，因而上兵委员会在群众中就有较高的威信。我到特务大队后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视，抓的比较紧，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有些体会。我说：

“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特别是经济公开，每个月还可以分一点伙食尾子，利益与人人有关，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张平凯问我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我想，士兵委员会应在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下，帮助连队首长管理和教育好士兵，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三大民主，活跃连队生活，不要过多地干预行政领导的工作。”张平凯同意我的看法，两人谈得很投机。

部队在袁州休整后，继续挥师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