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冶｜边喝咖啡边推理——午后的启蒙时光

咖啡跟侦探推理小说真是再适配不过了。特别是欧美和日本的作品里，咖啡无处不在，侦探，警察，嫌疑人，被害人，谁都得来上一杯。加奶油的，带着厚重感；纯黑的，则像罪案一样带点邪气，如彼时流行的俗谚：“黑得像地狱，浓得像死亡，甜蜜如爱情。”读者自然不能免俗：咖啡馆里就着一杯卡布奇诺，读一本阿加莎的《无人生还》，此乃现代“打工人”美好的“小确幸”是也。

电影《无人生还》剧照

但您可能没想过：这侦探文学的标配饮料，还跟启蒙主义思潮关系密切。

咖啡文化虽然发源于非洲、盛行于阿拉伯，却是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如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真正推广起来，并迅速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文化生态。在此之前，欧洲人的主要消闲处是酒馆，环境阴暗，酒醉人迷，很难引发什么理性思考；而咖啡令人清醒、专注，咖啡馆温暖、明亮、平价，对理性的逻辑思维展开有所助益，是十七世纪以后的欧洲人最喜欢的公共社交空间。

正是咖啡馆这类新型公共空间的产生，为人类进入现代民主时代提供了舞台。它的廉价——点上一杯便宜咖啡，可以坐上一整天——打破了原有的阶级隔阂，让贵族和平民可以平等交谈、辩论；在邮局、证券交易所、报社等现代设施普及之前，它还兼任所有这些场所集散信息的功能。十八十九世纪的大革命得以酝酿，与咖啡文化也不无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常常相约于摄政咖啡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摄政咖啡馆

如果说，咖啡馆是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的理性文化地标，那么，咖啡馆里的侦探推理小说，则串连了启蒙主义思潮悄然影响大众的历史链条。

等一等，咖啡也就算了，侦探推理小说怎么也和启蒙主义思潮攀上关系了呢？

侦探推理小说的核心，在于“谜题-解答结构”。此结构的奥秘，除了万事一定要有答案之外，还有中间那道杠，即：谜团是怎么解开的？要靠逻辑推理。而逻辑推理的思维前提是什么？是理性。理性意味着思维的相续展开，在事物之间发现或建立因果联系。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我们逆推一下：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得出结论，就意味着其他手段不行，比如上帝的意志，比如冤魂托梦，比如严刑逼供，比如灵机一动……这些都是传统罪案故事常用的破案手法。仔细回想起来，世界文学经典当中遍地是谋杀案，只不过案件当事人很少以理性之光去照亮它们。

还是拿莎翁作品来举例。王子哈姆雷特对老父亲之死充满怀疑却苦无证据，这时，父亲的幽灵便出来喊冤；于是不需要证据了，剩下的只是要不要战胜精神困惑和拖延症。《麦克白》里，大将军在夫人的撺掇下恩将仇报，杀死提拔他的国王邓肯一家，之后，邓肯家族的幽灵便时常出现在凶手的噩梦中，麦克白更是被保皇派的装神弄鬼吓得差点魂飞魄散。既没有悬置谜团，案件的真相也根本不用理性和实证来推导。至于让残酷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割肉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倒是有精彩的法庭争论，可谓闪耀着启蒙之光；然而正义一方之所以赢，靠的可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心理素质和诡辩术，背后真起作用的，乃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古老犹太教义。

很显然，在传统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破案的过程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往往是“已知如此，那么该如何对待”的行动选择问题。而在福尔摩斯、布朗神父和波洛那里，逻辑推导的智慧，理性的实证精神——从有限的已知信息推量未知之事，论据与论证都要经过理论和实际证据的检验——才是通往答案的正道。它被当作现代文明最宝贵的精神基础之一，是科学思想的地基。

如果要为这样的理念找一个思想起源，远的来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逻辑学和法理体系；就近而言，它正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启蒙主义思潮的成果。这场运动中诞生了无数著名的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共同完成了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框架的搭建。

那么，究竟什么是启蒙？汉语所谓开启鸿蒙，其英译词Enlightenment，显然有点亮、照亮的意思，其核心是：理性，求真。以理性的态度来追求生活真相，把人的思辨精神放到历史主宰的位置。正是启蒙运动，将古希腊的‍“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进一步发挥，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再次系统化、去宗教化，在宏观意义上把传统和现代世界切分成两半，形成了所谓玄学和科学的分野。如英国学者班克罗夫特所说，“当时的自由思想家试图将理性应用到各类问题上，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所有问题要么简单到不需要被解释，要么是上帝意志的结果。启蒙运动最早只发生在法国和苏格兰，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但逐渐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种理性思想如何散落于现代侦探推理小说之中？

首先是主角的塑造。推动故事的第一主人公私家侦探，是西式民主和私有制孵化出来的社会职业。继柯南·道尔和切斯特顿之后，“黄金时代”涌现的侦探推理作家，无不纷纷打造都市中的“侦探美学”——奥希兹女男爵的“坐在角落里的老人”、欧内特·布拉玛的盲侦探卡拉多斯、奥斯汀·弗里曼的“微物侦探”桑戴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这些侦探破解新兴的工业城市之谜，在下水道中也能看出美感——这正是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内反观自身，从而发明的一种新的美学体验。

此外别忘了，私家侦探要对案件下手，一定少不了和代表公权力的官方警探之间的博弈。从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的警探雷斯垂德，到《名侦探柯南》当中的毛利小五郎与目暮警官，这两组人物的设置，与其说是要突显智与愚的对比，不如说是在强调官方所代表的现代科层制的冗繁、沉重、无奈，需要个体灵活的、实用主义的、单刀直入的理性思维来互补配合。雷斯垂德、目暮警官和阿加莎笔下的贾普探长并非真的愚蠢，只是被照章办事的程序正义所限制。而私家侦探的角色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很多案件细节只有在脱离官方流程的情境下，才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查访，有独立的个人空间来思考和理清。也就是说，侦探小说把私家侦探角色当成破案的核心力量，在文学象征的意义上，是在用这一角色来代偿性地弥补科层制的问题。私家侦探的形象并非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体制的“补丁”而设定的。

正因此，警探们尽管嘴上抱怨“最恨外行人插手”，用当今的网络流行语来说，“身体却仍然很诚实”，源源不断地为侦探们提供案件背景资料和技术设备；而侦探也投桃报李，过足了解谜瘾后便把功劳还给官方，转身拂袖去，深藏功与名——断案的最终解释权和裁判权，必须归于司法。

尤其要注意的，是私家侦探身份上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往往或是退休的警探（如毛利小五郎），或在警方有深厚人脉关系（如福尔摩斯），但无论在思维模式还是办案手法上，他们都与官方切割得清清楚楚。排除外界干扰，以自身的理性头脑主导一切，几乎是每个名侦探的职业守则。这不仅代表着启蒙思想中强调个体自由解放的一面，而且显示了理性之高贵不受任何势力的摆布。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都不能成为求真务实的阻碍，这是启蒙运动的理想所在。

再来看受害者的塑造。主流侦探文学中的受害者（特别是早期）多数都是富有的金融家、恶贯满盈的庄园主，或者是知道上层社会的秘密而被灭口的平民。在一个典型的阿加莎式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彼时英国富绅对儿女事业的分配：长子参军，次子经商（以遍布全球的投资为主），再加一个从政的老幺。对了，还得有个搞艺术的，通常会是家中的叛逆小子。富绅的财产来源总是不干不净，比如在哪个殖民地靠钻石矿赚了大钱，投资各种事业而资产翻倍——原始财富积累的罪恶，早就已经转入金融业，洗得一干二净了。

在日本也是一样：《名侦探柯南》里公司社长的死亡概率是如此之高，以至各播放平台的弹幕都在说，“众所周知，社长在日本是高危职业”。侦探小说真是给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滴血都脏——提供了最有力的文学证据。

然而，我们最常看到的情节，却是侦探们虽口说“活该”，却仍冷静地、百折不挠地破解真相，无论如何也要为死者讨回公道。侦探小说的基本原则是有案必破，且个体被害的案件更多。这同样是启蒙思想的结晶：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的文明精神，就体现在以理性思维为工具和手段，最后回归到人的自我实现。慈悲的上帝或菩萨如太阳般照耀每个人，与其善恶无关，这是宗教理性；而在启蒙者那里，侦探则成了科学理性的太阳，哪怕被害者是“恶魔”资本家，也一定要为他讨回真相。

这种思想在日本金城阳三郎和天树征丸执笔合作的著名推理漫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当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被害人坏得天怒人怨，少年侦探却仍然喊着“赌上我名侦探爷爷的血统，一切谜题都解开了”的热血台词，用精彩绝伦的逻辑推理和明晃晃的证据把令人同情的嫌疑人逼得走投无路，令读者对侦探恨得咬牙切齿。

当然，这种平衡状态并非总能维持下去。当被害者的罪恶“太超过”时，侦探也会像那定盘上的准星，会形成新的平衡。比如阿加莎的某部名作里，侦探就站到了犯罪者的一方，向警方提供了答案的另一种版本。

总之，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同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殖民帝国事业由盛转衰的时代，也是源自启蒙理性的乐观情绪、现代城市的乌托邦梦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侦探则是这个时代新的上帝：谜题早已解开，全盘的棋已下完，只是需要在读者眼前将其打乱而已。

当午后的阳光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照在书页上，窗外城市街道车水马龙，便是你静静阅读的最佳配景。来，捧起一本推理小说，干了这杯黑咖啡，为人类的理性诗意而陶醉吧！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1世纪中国悬疑推理文学现象研究》（L19BZW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