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试“毒”，他用一颗糖丸挽救了整整三代中国人，你吃过吗？

2019年1月2日，网上出现了一则讣告：“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一级教授顾方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日3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顾方舟研制出一种神奇糖丸的，正是这一颗小小的“糖丸”让中国亿万儿童终身受益，避免了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造成的终身瘫痪、残疾。

故而，顾方舟被大家尊称为“糖丸”爷爷。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当时他还有个哥哥叫顾方乔，源于他们住的地方叫作方桥镇，有桥有水必有船只，所以老二便取了一个“舟”字。

父亲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在英国海关工作，所以他们家还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船上感染了“黑热病”，辗转回天津医院，不治去世，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顾先生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

父亲的去世使家中的顶梁柱坍塌了，给母亲周瑶琴留下五个年幼的孩子，周瑶琴虽是小学教师，但是收入实在微薄，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为养活五个孩子，周瑶琴辞去了教师岗位，考取了杭州助产护士学校，经过三年的学习，她成功拿到了资格证书，带着全家人北上天津，在英租界中开了一家接产诊所，以此来获得更多收益，好维持家庭开支。

母亲靠着一个人，一双手，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来供几个孩子上学。
然而，天津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租界里，警察们借保护之名进店要钱，母亲只好忍气吞声，给钱了事。

有次警察来到店里收取“保护费”，用粗野的语言对着母亲，顾方舟看了很生气。母亲摸了摸他的头说：“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当医生，这样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从那时起，做医生的理想就扎根在了顾方舟的内心。

1944年，顾方舟不负母亲的期待，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当时的中国还是战火不断，人民饱受战争困扰，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差，国人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新生婴儿。

有一次，顾方舟去一个矿场调研，顺便给生病的矿工治疗。当时矿场内的条件极差，矿工们吃饭的区域到处都是苍蝇，饮用水也漂浮着各种杂质。这就导致矿场内病毒肆虐，传染病频发。

顾方舟回想自己的经历，更加同情被传染病折磨的矿工，更加坚定了自己与传染病做斗争的信念。

1950年顾方舟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他主动找到学校的领导，希望自己可以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学到更多传染病学的知识，在那里他开始从事痢疾的研究。

在那里，他成为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小助手。当时，大连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疫苗，病毒的研究，他踏实勤奋，认真刻苦，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逐渐专家将自己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他。

他工作后不久，朝鲜战场上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他研究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他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前往战场救治了很多患病的战士。

但在前线待了没多久，他就接到命令返回大连。

1951年8月，顾方舟和其他375名选派人员在北京进行短期培训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临走之前，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为其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欢送宴。

第二排左边第一个是顾方舟

顾方舟被安排到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学就读，师从苏联著名病毒专家丘马可夫教授。

在苏联学习期间，顾方舟如饥似渴地汲取浩瀚的知识，每天过的都是图书馆、食堂和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而且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4年。

1955年，他以优异论文《乙型脑炎的免疫机理和发病机理》，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医学副博士学位，并回到了祖国，任职于北京昌平流行病研究所。

同年，江苏南通突然爆发了一种怪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强，蔓延速度非常快，最初在南通爆发。

短短的几天内，全市竟然有1680名儿童被感染，有的落下了终身残疾，466人不治身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孩子。
随后，疫情蔓延至全国多地，上海、青岛、济宁、南宁等地均爆发疫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不敢让孩子出门。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卫生部副部长接见了顾方舟，希望他能够致力于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研究。

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在顾方舟带领下，团队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儿童粪便中，成功提取脊髓灰质炎病毒。

虽然病毒提取完毕，接下来就是疫苗的研发。

因为我国科研环境有限，因此，顾方舟被再次派往苏联学习。

但当时中苏关系已交恶，顾方舟并没得到苏联重视，只被分配到一个普通疫苗研究机构。

在这里，顾方舟了解到，世界上已经有两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诞生。

一种是减毒活疫苗，另一种是死疫苗（灭活疫苗）。

经过了解，死疫苗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仅安全性可以保障，而且效果十分显著，唯一的缺点是成本高达15美元。

另一种减毒活疫苗是苏美联合研制的，这个疫苗将活病毒减轻毒性后直接给人服用，对于能够产生抗体的人来说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同时价格低廉，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缺点是没有经过临床实验，其安全性不能确定。

在一次会议上，顾方舟了解到，“死疫苗”跟“活疫苗”相比，更加安全一些，可是费用更加昂贵，效果也并不出色。

而“活疫苗”的安全性虽然尚无法证明，但它更加便宜也更加有效。

左边不通，右边也行不通，疫苗研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在当时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关系都不怎么样，所以根本不能去指望他们来对中国进行什么援助。顾方舟自己翻查大量的资料，并且认真地对比这两种疫苗的优劣之处，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最终还是选择了减毒疫苗。这一疫苗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还能够更高效地预防这一疾病的后续传播。

于是，顾方舟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建议走研发这种新型减毒活疫苗的技术路线。“从技术上来说，它能完全消灭病毒；从经济上来说，我们的国力承担得起。”顾方舟说。

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脊灰活疫苗研究组随后成立。

他也想方设法找到了“活疫苗”样本，想要带回祖国好好研究。

1958年，顾方舟等科研人员响应国家需要，纷纷携家眷搬迁到昆明。他带着团队到云南成立工作室，决心：不成功就不回来，于是都拖家带口的到云南去了，

顾方舟他们初到昆明时，发现科研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家属楼是自己动手建的，就连研究室都是他们自己建的。
其次，科研人才匮乏，顾方舟他们就从当地的学校招进一批学生，手把手地教，这批年轻人也十分争气，日后都成为了各科室的骨干。
再有，做实验得有大批动物，顾方舟就带着人紧衣缩食，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亲自饲养动物。

虽然条件很艰难，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实验室都自己盖，仅仅花了9个月的时间，就盖起了19幢楼房。
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研究中，顾方舟希望用最快的速度研究出疫苗，减少孩子的痛苦。

根据顾方舟的回忆，当时情况实在是太苦了，不说其他的，就是吃的食物都不够，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挖野菜，几乎每个人都是饿着肚子在研究，有时候拿着试管，手都在抖，甚至因为实在是太饿了，有实验员偷吃了给实验猴子吃的饲料，当时的顾方舟哭着说：我们饿着就饿着，不能偷吃猴子的饲料啊，做实验还需要它们！眼泪模糊！

他们利用猴肾做实验，开始研究起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他对227只猴做了病理切片，一共做了4500张，把这些切片摞在一起，有四层楼那么高。

并且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只要疫苗生产检定过程中出现问题，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相关人员都要记过和受惩罚。

夜以继日，终于，疫苗在猿猴身上试验成功。

之后，顾方舟带头喝下了一瓶带着苦味的却和白开水一样透明的疫苗。

经过了一周的观察，他的身体并无异样，看来实验成功了。晚上睡觉的顾方舟想到了一件事，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小孩儿才是主要患者，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是大人，大人用了有效果，那小孩子会有效吗？

想着想着，又一个难题来了，谁家的孩子都是爸妈的心头肉，在疫苗尚未稳定的时候，谁愿意送自家的宝贝来以身试法呢？这要比让父母来以身试毒，都难上千万倍！他的实验又一次陷入困境，停滞不前。

但是当目光落在自己熟睡的儿子身上时，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疫苗用在儿子身上。

他犹豫了许久，始终没下得去手，倘若孩子喝下溶液，可能终生残疾，也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也有可能给几百万儿童带来希望。

他终于把“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儿子。

灌下之后，他泪流满面，他抚摸着儿子稚嫩的小脸:“儿子，爸爸对不住你，但是为了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爸爸必须这么做。”

当妻子回来，一把抢过孩子，她害怕地说：“你好狠的心，为何这样对待你的亲儿子？”
顾方舟以为妻子要把孩子抱走，他上去抢夺，因为他还要寸步不离地监护儿子的情况。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他也好及时把孩子送到医院，不过他希望最好什么都不会发生。
他说：“我自己研制出的疫苗，如果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让他吃，怎么让别人信服，给大家的孩子吃下去？”
他走过去帮妻子抹了抹眼泪，于是开始了随身监测。

幸好，十天下来，孩子无事发生，顾方舟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也心存愧疚，始终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儿子。

儿子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电视台过来拍纪录片才无意中听到。

在了解到父亲曾拿他“试药”，也丝毫没有埋怨过父亲，他说：“我对父亲当时的决定，不仅不会埋怨，反而十分敬佩。父亲一生为一大事、做一大事，就是消灭脊髓灰质炎。尽管作为他的儿子，我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但我对自己当初能参与到‘糖丸’的实验中感到欣慰和骄傲。”

1960年底，全国11个城市首批500名儿童成功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并形成免疫，而顾方舟却没来得及享受成功，又快速投入到了下一步改良研究中。

因为那时的偏远山区和农村根本不具备冷藏条件，这就大大减少了疫苗的覆盖范围，而流行病的防治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疫苗的全面覆盖。

1963年，顾方舟对于自己的疫苗又进行了改进，由于疫苗的服用者，大多都是儿童，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服用，顾方舟将液体溶剂改成了糖丸，首创了疫苗糖丸的新剂型。

这个糖丸并不难吃，甚至还有些好吃。有的小孩甚至只要给糖丸，打针都愿意。这颗“糖丸”也成了很多疫苗打针后的“奖励”。

从1981年开始，顾方舟就带着专家团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技术研究入手，成功研制出试剂盒。并先后建立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之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

多年的努力，终于收获满满。

198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顾方舟院士称号；

一年后，他摘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而在1990年，顾方舟又获得欧洲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自1994年9月，湖北发现一例脊髓灰质炎患者后，我国再没有一例本土病毒引发的脊髓灰质炎。

中国的家长，再也不用因为这个病而绝望，孩子们再也不会为此痛苦一生。

2000年，我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成为了“无脊灰状态”。

2016年，“糖丸”疫苗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被替换成了注射疫苗。

虽然现在糖丸已经渐渐地褪去了它的使命，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它曾经给人们带来的福荫却是难以估计的，顾方舟对国家的贡献也将永载史册。

他以伟大的功绩被评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

2019年1月2号，92岁的顾方舟离开了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心系祖国的卫生事业。

当卫生所的工作人员来探望他时，他已经没办法睁开眼，他摸着后辈人的手，用虚弱的声音说道：“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这位学识超群的病毒学家原本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过更加轻松优渥的生活，但却选择十年如一日地在实验室里研制疫苗，拯救了无数国人。不爱钱财只爱医学，不畏艰难险阻只怕疾病肆虐，中国能有顾方舟先生这样一名学者，实为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