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下乡插队时他认村里的年轻寡妇做姐姐，别人却说三道四

张文健是留守在陕北为数不多的北京知青之一，退休后他又回到了刘家沟，养了十几只羊和十几只鸡，还种了二分菜园子，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说起自己的知青生涯和情感生活经历，张文健师傅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因为我和一个寡妇产生了感情，最终成了留守知青。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你看我现在的生活悠闲自在，无忧无虑，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

有关张文健师傅的插队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还是听张文健师傅慢慢道来吧。

时隔半个多世纪，张文健师傅还清楚地记得，他是1969年1月24日下午来到陕北刘家沟大队的，当时他们十几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刘家沟三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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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文健十七岁，一起插队的都是他们同校的初中同学，数张文健的年龄大。张文健和于喜成借住在社员刘元明家，他俩和刘元明家的儿子刘根生住在一孔土窑里。

刘元明家三个孩子，大女子和二女子都出嫁了，刘根生最小，当年二十一岁，已经和本队一名叫高小兰的女子定亲了，计划来年秋后就过事情（操办婚事）。刘队长安排张文健和于喜成来借住时，刘元明就跟队长说过了，只能暂住，不能耽误他家娃娃办喜事。

到了来年秋收前，也就是1969年的9月份，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新窑洞，等秋收结束后，新打的土窑洞里不潮湿了，知青们就搬到新窑里吃住了，大家都不在老乡家里借住了。

知青们搬到新建的窑洞里居住后，张文健和于喜成就利用不出山劳动的时间帮着刘根生收拾新房，刘根生过事情（办喜事）的日子定在了腊月初六，他们家也都在为他的婚事提前做准备。

刘根生办喜事那天，队里的乡亲们基本都去他家帮忙喝喜酒了，在三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也都随了礼金，一人两块钱。张文健和于喜成全天都在刘根生家帮忙，其他知青都是中午坐完席就回知青点了。

虽然不在刘根生家借住了，空闲时间张文健和于喜成常到刘根生家串门。高小兰是个很淳朴很善良的女子，她知道张文健和于喜成都是刘根生的好朋友，她对张文健和于喜成特别亲切，张文健和于喜成也很喜欢这个新嫂子，他俩都亲切地称呼她小兰嫂子。

婚后的第三年冬季，刘根生的婆姨生下了一个女娃，起名叫梅香，这个名字是张文健给起的，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也正是梅花飘香的季节。

陕北的冬季农活不多，社员们下地干活也纯属是磨洋工，有时一天只干半天活，有时干脆不出山劳动。离刘家沟二十五里路远的杨家坪那边有一座煤窑，村里有几个能吃苦的后生常利用不出山劳动的时候，去那座煤窑掏碳（挖煤）挣外快，干半天就能挣好几块钱。

为了让婆姨和娃娃生活得好一点，刘根生也想去煤窑挖煤。起初刘根生的婆姨和父母都不同意他去煤窑挖煤，担心有危险。刘根生说挖煤时自己小心一点，不会有事的。最终，刘根生还是跟着几个后生去了煤窑。

干了几天，刘根生说还行，只要小心一点就没有危险。看刘根生半天也能挣好几块钱，张文健和于喜成也跟着刘根生到煤窑挖煤去了。只干了两天，张文健和于喜成说啥也不去了，一是挖煤太累，巷道的高度不足一米，要在下面爬着走，还要把自己挖的煤拖出来。二是也有一定的危险，万一赶上巷道塌方，后果就不堪设想。

看张文健和于喜成不去煤窑挣钱了，高小兰也不想让自己的男人去挖煤挣钱了。刘根生却说安全得很，啥事都没有，就是累一点。结果就在张文健和于喜成不去煤窑干活的第三天，刘根生就出事了，那天一共有两个人遇难，一个是刘根生，一个是邻村的郝来成。

刚结婚两年多，娃娃才两个月，突然没了男人，高小兰哭的死去活来，肝肠寸断。刘元明两口子也是心如刀割，痛不欲生。再苦再难，日子还得过，高小兰一个人带着娃娃在家操持家务，她的公公婆婆出山劳动挣工分，一家四口人，单靠刘元明一个人劳动挣工分，日子也就太紧吧了。

从那之后，张文健和于喜成也常到刘元明家来帮忙，有时还到公社供销社给高小兰的娃娃买点白糖或麦乳精，他俩也很心疼没有男人的小兰嫂子和没有爸爸的小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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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到了1973年夏天，县煤矿招工，有两名男知青报名去县煤矿当了工人。虽然是县煤矿，也比较安全，张文健和于喜成也没报名去煤矿当工人，因为他俩在小煤窑挖过两天煤，他俩说就算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也不会去煤窑当工人。

那年秋天，于喜成招工去了县农具厂，张文健继续留在刘家沟插队落户。于喜成第一个月领到工资，就在县里买了二十斤白面让人捎给了刘元明家。当年在刘元明家借住，刘元明一家人待他像亲人，这份感情他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一早，张文健去水井挑水，他看到小兰嫂子也来挑水，就问她：“小兰嫂子，你咋来挑水？我元明大伯咋没来挑水？”“哦（我）公公的脚崴了，肿得厉害，不敢下炕哩。”高小兰心疼地说道。

那天张文健给刘元明家挑了三趟水，水瓮里装满水，还备下了两水桶。他对高小兰说：“小兰嫂子，以后你就不要去挑水了，我来挑水。”

除夕那天傍晚，刘大妈（刘元明的婆姨）把张文健叫到他们家，一起吃的年夜饭。吃罢晚饭，刘大妈抹着眼泪对高小兰说：“梅香妈，你还年轻，不能这样守一辈子，看看有合适的，你再迈个门槛吧……”“妈，哦（我）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你不要撵我走……”高小兰话没说完，就哭出了声。

等高小兰止住了哭声，刘大妈又对张文健说：“文健，你以后不要叫小兰嫂子了，叫她小兰姐，有合适的后生，你也为她操心找个婆家，小兰还年轻，我们不能毁她一辈子……”

从那天起，张文健不再喊小兰嫂子了，改口叫她小兰姐。后来有人问张文健为啥改口了，张文健就说：“我认了个干姐姐，小兰以后就是我的姐姐了。”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有空闲，张文健就帮着刘元明家挑水干杂活，有时也抱着梅香玩。渐渐地，村子里就有人说三道四了，说北京知青爱上了小寡妇，也有人说是小寡妇勾引了北京知青，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有更难听的。

听了村里的风言风语，高小兰难受地对张文健说：“文健兄弟，以后你就不要来我家了，我是个寡妇，这对你不公平，不能为了帮助我家，坏了你的名声。”“姐，谁爱说啥就说啥，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不怕。”张文健心里虽然也很生气，但他在高小兰母亲表现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1976年1月下旬，张文健和于喜成一起回北京探亲过春节，他俩说起了高小兰的事情。于喜成说小兰姐人挺好，就是命苦，还有梅香，也是个可怜的娃娃。张文健沉默了半天，他突然说：“喜成，你说我要是向小兰姐求婚，她能不能答应啊？”

于喜成愣怔了一会子，摇摇头说：“这恐怕不行，你爸妈也不会同意。再说了，咱们知青招工进城是大势所趋，你要是和小兰姐结婚了，就得留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

回到北京，张文健跟他父母说了这事，他妈当时差点没把饭桌掀翻，一句话：这事想也别想，我和你爸可跟你丢不起这个人。

回到刘家沟不久，张文健就对高小兰求婚了，高小兰说啥也不愿意，她说这辈子不会嫁人了，就算嫁人，也不会嫁给他张文健，她说自己是个寡妇，配不上张文健。

起初刘元明两口子也不同意，他们说这样对张文健不公平，张文健是北京知青，咋能娶结过婚的女人哩。

过了两三个月，刘元明两口子看张文健是真心的，他们就劝说高小兰答应了这门亲事。婚礼很简单，结婚后张文健住在了刘元明家，村里的人都说张文健做了刘元明家的养老女婿。谁爱说啥就说啥，张文健从不反驳，也不计较，他确实像儿子一样孝敬着刘元明两口子，他承担起了全家的重担。

那年秋天，张文健的父母来到刘家沟大闹了一场，离开刘家沟时，他母亲撂下了绝情话，说这辈子也不准张文健再登家门一步，她说就当没生这个儿子。

婚后第二年，高小兰生了一个男娃，起名张小北，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张文健没明说。

1979年秋天，张文健享受了知青待遇，他被招工到公社邮电所工作，也转成了城市户口。当时刘家沟就张文健一名北京知青了，其他没招工进城的知青，直接回到了北京。

参加工作后，每年逢年过节，张文健都会给他父母寄一点钱，寄一点陕北特产，年年如此，尽管他父母一封信也没回过。

1988年，刘梅香考上了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乡联办中学任教。

1997年秋天，张小北考上了西安交大，成了他们全公社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张文健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当时张文健还不知道他父母的电话号码。没多久，张文健的父亲来到了陕北，给了张文健一万块钱，然后对他说：“你就在这好好生活吧，暂时还是不要回北京，你妈好面子爱虚荣，她还是觉得你给她丢脸了，她还是不肯原谅你。”

张文健退休那年，他母亲重病卧床，张文健和高小兰回到北京，照顾了他母亲三个半月，他母亲就去世了。过了不久，张文健的父亲也病逝了。料理完他父母的后事，张文健和高小兰又回到了陕北，回到了刘家沟。

目前，张文健和高小兰还生活在刘家沟，高小兰承包了一片荒山，栽种了一些果树，一条泄洪沟的两边长满了酸枣树和荆条野草，张文健天天赶着十几只羊去山沟里放羊，一边放羊一边看书。不上山放羊的时候，就在院子里侍弄菜园子，有时也到邻居家啦闲谈，小日子过得悠闲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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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插队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张文健心里有苦涩也有快乐，他说自己虽然留守在了陕北，但他一点都不后悔，高小兰贤惠善良又勤快，两个人大半辈子都没红过脸。张文健也很喜欢陕北安宁悠闲的田园生活，他说有善良贤惠的婆姨陪伴着在陕北安度晚年，也不枉此生。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