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只有逃跑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
摄影:Maika Elan
在日本,一切都具有两面性。它既现代又传统,看似纷繁热闹,却也相当寂寞。
餐馆和酒吧总是人满为患,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部分顾客都在独自用餐;不论任何时候,从山手线到中央本线,都能看到疲惫不堪的白领。
和这些置身于人潮、拼命活着的社会人不同,在无数个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失踪人口”,他们从拥挤的社会生活中悄然撤出,终日闭门不出,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调节着日本的平衡”。
“失踪了的100万人口”
佐藤,22岁。
睡眠时间:一天16小时。
朋友数:0。
不上学,不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家里蹲4年,对半径3米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一天也不曾离开过六张塌塌米大小的单间公寓。
——以上是《欢迎加入日本废柴协会!》的主角设定。说起来有点荒诞,这是一部没有任何魔幻色彩的,仅仅是在叙述的现实剧。
在日本生活的半年期间,越南摄影师 Maika Elan 见到了不少活生生的“佐藤”,他们被称为Hikikomori,蛰居族。
43岁的 Shoku Uibori 就是“失踪人口”的一员。Maika Elan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7年。偶尔,他会在深夜出门,前往 7-11 购买泡面和啤酒。
他曾是一名商人,拥有过自己的公司。破产后,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屋中读书。10平米的房间就像一个当代孤独实验室,尘世的气味被隔绝在外。在这里,一切软弱和不健全都因缺乏参照物而变得无可指摘。
“就像仓鼠爱它的笼子,没有笼子,仓鼠会不知所措。”
Shoku Uibori 并不孤单。像他这样的蛰居族,日本大概有100万。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蛰居族”有着共同的特征:拒绝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学或工作;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会关系,“失踪”时间超过6个月。
而最高记录者,蛰居时间长达40年。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5到39岁之间的蛰居人数达到54.1万人,其中80%是男性,且大多数人拥有硕士学历。
而研究人员则认为,真实的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由于这项调查把40岁以上的人排除在外,蛰居族们又有自我隐藏的特性,九州大学教授、神经精神病学家加藤孝宏推测,目前至少有100万日本人处于“隐居”状态,约占总人口的1%。
Fuminori Akoa的自我评价很高,觉得自己大有一番作为,但兴趣和目标又总是变化无常。如今他已经渐渐迷失了方向。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一百万人“消失”了,不社交,不工作,长达数年渺无音信。
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会趁夜晚没人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比较严重的,则拒绝走出房门,年迈的父母只能通过食物包装袋来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
“其实他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每天就是看书、上网、玩游戏。”加藤博士称。
蛰居者喜久井田在《我为什么不停地玩电子游戏》的网络日志中写道:“从7岁开始,我不再上学。洗脸,换衣服,吃饭,做完这几件事,上班族出门上班,学生出门上课,我开始我的游戏。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内心的压力大到足够杀死一只恐龙,但有游戏可玩,我不至于疯掉或者自杀。”
△对桥本雅来说,父母的期待是一件沉重的事。他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某次考试失利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退学后,他成了蛰居族。
△他曾寄望环球旅行会使一切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是旅行结束后,桥本雅继续过着蛰居生活,且一呆就是七年。
这些人里,有的是遭遇校园暴力后不愿意去上学的孩子;有些则是成年人,因为失业或者求职失败,回到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出去。
除此之外,父母离异、考试失利、感情创伤,都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劣等感”,进而陷入一种“未战先忧败”的死循环之中——“逃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抚慰这种情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毕竟,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也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但我不想改变。这里(房间)感觉很安全。”
△30岁的日美混血儿 Riki Cook蛰居三年。他的家人都在夏威夷,而他独自隐居日本。在他成为蛰居族之前,生活中的小事足以让他感到疲惫,无论是忘记带书,还是找不到新教室。
△而事实上,Riki Cook总想出人头地,却又害怕犯任何错误。他认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导致自己被淘汰,而不去尝试就能避免一切错误——这让他的生活陷入僵局。
“薪资冻涨、未来不明,我们向下沉沦”
“通常来说,这些人的适应力比普通人差,一旦发生某种‘突变’,他们往往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加藤博士说。
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安迪·弗隆,则把日本的“蛰居族”现象与日本经济的兴衰联系起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范围的“不登校”现象。
及至昭和与平成年号交接的历史时刻,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迎来了破灭。与此同时,1990年,青少年蛰居问题首次见诸报端。
2000年前后,由蛰居者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一名隐蔽了10年的青年杀死了父母,才终于让这个群体彻底浮出水面。
当然,这并非日本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自从“双失(失学失业)青年”于2004年在香港被发现之后,在台湾、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地也相继发现“蛰居族”的存在。
有研究者称,所有发达社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日本年轻人遭遇了其他发达国家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在安迪·弗隆看来,泡沫经济的破灭切断了“高分数-好大学-好工作”的“传送带”,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父辈所拥有的“终身制”工作,转而迎来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业局面。
△Sumito Yokoyama,43岁,1996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截至2016年,Sumito Yokoyama已蛰居了三年。
经济遭遇重创的同时,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极大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一代远离了父辈所信奉的一切。泡沫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不仅赋予了他们对自由和享乐的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垮塌的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像父辈一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
就如村上龙在谈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选择非正统的工作,或者不按社会规则行事。”
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只会让生活变得更艰难——在日本社会,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即使它令人倍感压力。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只能带着耻辱感活着。
△Chujo,24岁,蛰居两年。Chujo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父亲不看好他的选择,父亲有自己的生意,并希望Chujo做一样的事。
△在家人的要求下,Chujo曾在家族企业上过一年班,但因压力过大而饱受胃痛折磨。Chujo有一个令他羡慕的弟弟,因为弟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他表现出沮丧的情绪时,家人会变本加厉地训斥他,这更加加重了他的耻辱感。
工作两年后,Chujo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变得更好”,蛰居者认为,与其面对疲软无望的未来,不如另辟蹊径。
“逃跑,只有逃跑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