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与中国的现代绘画——潘天寿中国近现代名家大红袍画集

艺术大师与中国的现代绘画——潘天寿中国近现代名家大红袍画集

以前我们评价潘天寿时，虽然已看到他是一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大师，但总的来说还是侧重将其归于传统大家。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可能会在一定意义上遮蔽潘天寿对中国书画史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历史本身是一条绵延的时间之流，把它截为互不相干甚至对立的若干阶段只是一种主观设置形式。对中国而言，尽管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并不意味两者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持续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冲击之下做出回应，才由传统型走向现代。在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现代性”概念作简要阐述。

“现代性”原本是西方思想史的概念，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

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然而自晚清以后，中国所经历的现代性问题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就如同“现代性”这个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后来却具有普遍性一样，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现代性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回应，而多大程度上又是传统文脉的自我延续呢？众所周知，潘天寿实是从传统内部对中国书画进行革新的，那么作品中的所谓“现代”意味，是不是能用西方的现代艺术内涵来规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书画的“现代性”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特征进行比对得到落实，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艺术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鉴于此，我们对潘天寿的评价及定位，既不能过于强调传统本身的自我生发——因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有机体的自我生发性能毕竟已相当微弱。也不能过度高标西方现代思潮和现代艺术的绝对影响力，因为从表面上看，潘天寿那些具备现代性特征的书画艺术并无一丝“洋味”——尽管潘天寿曾经历并深切感受着西方包括后来苏联和东欧艺术理念对中国传统艺术文脉造成的巨大影响。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中西艺术要拉开距离，保持文脉的纯粹性。不过，这并不表示潘天寿的作品与现代性无缘。

潘天寿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艺术所达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认为本土文化艺术具有可与之相通的基因，需要我们自己潜入传统加以发掘。根据高铭潞教授的观点，潘天寿的艺术属于“传统派的现代性策略”，他以极端敏感和细致去观察生活和事物，巧妙地运用带有写生绘画特点的图式回应西方（尤其是指在意识形态影响之下的苏联）现代绘画的理念，从而有效地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幽闭自足情绪而更接近现实，从而为传统笔墨注入了一种现代性。其实，“以西方的知识工具担华夏之‘道’，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共通点。

”潘天寿的艺术创作当然也无法回避西方的参照标准，他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赋予传统书画可以与西方艺术进行交流的现代语汇。换言之，潘天寿使传统书画拥有了可匹配时代的自我陈述方式，从而使其价值和意义超越自娱范畴，具备了规范化和系统性。因此，他的书画艺术才透显出浓郁的现代性。但必须承认的是，这里的现代性离不开西方艺术体系结构的影响——哪怕是以反向影响的形式出现。更进一步说，潘天寿书画的现代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至少要部分归功于他接受并从事现代教育多年——其治学和思维方式必定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而现代特征落实到艺术创作时，最显著的体现便是——理性。比如潘天寿始终保持着对同一题材进行实验、不断完善画面结构，并保证可重复与可预见的笔墨状态。

艺术与科学不同。艺术在求各民族个人特殊精神与特殊情趣之贡献，科学在求全人类共同应用效能之增进。（《论画残稿》）

西方绘画因崇尚自然科学的规律，从而发展到对光与色及视觉形象的模拟上去。而中国绘画……走的是“艺术科学”的道路。即在把握线条性能的基础上，作高度提炼，沿着自身感受的方向上发展，从此确立了东西绘画两大体系。（朱颖人《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

此处最耐人寻味的概念是“艺术科学”，它可以折射出潘天寿艺术中“现代性”内涵。艺术与科学联姻只出现于西方艺术史的某一阶段之中，而自近现代艺术走上审美自觉的道路之后就与科学分道扬镳。潘天寿认为，中国绘画才真正符合艺术的本质，所以更加具有“科学”性。此处所谓“科学”性，应该是指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意思。进而言之，艺术的“科学”性是指：一、中国的书画艺术符合特殊的精神特质，和西方艺术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二、中国的书画艺术也可以建构出系统化和公式化的规侓和知识。潘天寿正是通过理性安排，设计出丝丝入扣的画面秩序，首次为传统中国画建立起现代观念基础上严谨的结构规范。

所以，研究潘天寿，更应该看到他艺术中体现出的现代性与当下中国画之间的逻辑关系——毕竟，艺术的发展之路终究指向未来。如果我们将潘天寿看作“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师”，那么他就被有意识地贴上了某一历史阶段之结束的标签。然而，正如万青屴教授所说，“大师总是跨越时代的”“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既然潘天寿书画中显著的现代性特征已经得到公认，倘若我们更重视潘天寿艺术中最具创造性的因素，并理解其对当下的启示，为什么不能也将他看成现代中国画的第一位大师呢？因为只有超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截然对立，我们才会从那个被疏远的背影中再次感受到亲切与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