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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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胜明把自己的行李扛上了架子上，在这里已经放着一个白色的行李卷和手提包，他伸手去挪了挪，发现挺沉但很软。寻思着“这应该不怕压吧”，就把自己的行李也放了上去。
他不曾想，陪伴自己从北京坐到丹东的，走了一千多公里行李包，是一具无头无手的男尸。
1979年2月25日是一个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冬日，发生了北京市建国30年以来第一起碎尸案。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依旧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北京城内人人自危，恐怖的气息与阴冷的天气交织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起碎尸案为何会发生在治安良好的首都北京？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他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四十多年前的北京火车站，虽然不像现在这么繁华，但是作为首都的门户，来来往往的旅客必定很多，即使此时已是数九隆冬，但依旧每日人流如织、人声鼎沸。
1979年2月24日下午16点51分，车站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工作人员清脆的声音：“北京开往丹东的K27次列车就要开始检票了！”
等不及要踏上旅途的乘客们争先恐后地涌向检票口，一路小跑地上了车，车厢里挤满了各地的旅客。
这趟列车由北京始发，途径天津、唐山、山海关等站，最终抵达目的地丹东站，行程大约有一千多公里。
次日上午8点05分，列车准时到达丹东站，经过了一夜的颠簸，乘客们已是疲惫不堪，他们扶老携幼、提篮背包陆陆续续下车奔向各地。
待所有乘客全部下车后，乘务员们开始忙着清理车厢内的卫生，乘警也开始逐一检查。
此时，6号车厢内的一个手提包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23号、24号、28号和29号这四个相邻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发现遗留有一个灰色的手提包，这个手提包是人造革材质的，旁边还有一个由白色塑料包裹的行李卷。
起初，工作人员以为是哪位粗枝大叶的乘客不小心将自己的行李落在了车上，然而当他伸手将手提包的拉链打开后，眼前的一幕让他让他终身难忘，不禁发出了一声尖叫，其他车厢的工作人员闻声而至，所有人看见包裹里的东西都退了一步，后背直发凉爽。
里面放的是一具无头碎尸。
列车长冷静了一下，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在仔细检查了手提包里的尸体后初步判断：这是一具被肢解的无头无手的男性尸体。
车站派出所民警感觉事态严重，于是立即报告了丹东市公安局，很快丹东市公安局的法医和刑侦人员就匆匆赶了过来，检查一番后并没有更多新发现。
经过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这起案件应该不是发生在丹东，但是这具碎尸由何人在何时带上火车的一时间还无法确定。
要知道当时技术受到限制，上车也不存在开包安检一说，监控设备也不完善，加上车站客流量大，还允许旅客送站，多个站点，鱼龙混杂，让侦查人员摸不着头脑。
丹东市公安局一行人匆忙赶赴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亲自出面接待，将装有尸体的手提包带到了技术科。
技术科的工作人员再次对尸体和手提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他们发现肢解尸体所用的工具是锋利的刀类，而装尸体所用的灰色手提包上有一把红卫牌锁头。
死者生前穿着无领针织衫，里面则是一件灰布长袖衬衫，这些衣物很像是北京生产的。
但是，仅凭这些根本无法断定死者是在北京被害的，当然更无法确定尸体是由北京火车站被带上车的。
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第一案发现场在哪里？凶手在哪里将尸体带上车的？凶手为何大费周章在火车上抛尸？丹东的一个行李包，就把这些问题抛给了北京市的刑侦人员。
根据相关物证显示，凶手很可能是从北京站将装有被肢解的尸体带上火车的，因此上级要求公安部门以北京作为重点展开侦查。
刑侦人员和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民警首先询问了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员等相关人员。
据他们回忆，发车前K27列车于当天下午15点25分出库，到站之后列车长和随车乘警立即按规定对列车的每节车厢每个部位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无一遗漏，并未发现有任何的物品。
刑侦人员又走访了车站的电力工区、水暖工区和邮政运转处等多达13个单位的工作人员。
据电力工区职工郭兰新回忆，24日下午16点左右，他在北京站一层的大厅内曾看到有一个身穿蓝色棉衣的小伙子，年纪大概有20多岁，夹着一个沉重的布包乘电梯到了二楼，这个小伙子当时行色慌张，所以让他感到有些可疑。
但是由于当时大厅里人特别多，他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与此同时，对于当天乘坐K27次列车乘客的调查工作也在开展。
刑侦人员很快找到了6号车厢的所有69名乘客，当时坐在23号座位的是一名来自沈阳的乘客，28号和29号乘客则是两名军人，经过排查发现这三个人都没有作案嫌疑。
走访中，坐在30号座位的驻军战士廖胜明向刑侦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由云南探亲回来，当天由北京乘K27次列车继续北上，上车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行李架上也放满了行李，他看到29号座位上方行李架放着一个灰色手提包和白色塑料包裹的行李卷，于是他就想挪出来个空位放自己的行李。
当他伸手去挪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提包还挺沉的，里面的东西软软的，他感觉不怕压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了上面。
据他回忆，一路上没见有人动过那两个行李，到了丹东站后拿着自己的行李就下车了，那两个行李还在上面放着没有人取。也就是说，这个行李包，在北京站发车的时候，就在车上了。
此时刑侦人员将物证照片拿了出来，廖胜明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那两个包正是当天放在29号座位上方行李架上的那两个行李。
至此，通过对北京至丹东铁路沿线508名铁路工作人员和170名乘客的走访，刑侦人员基本断定：装有碎尸的手提包是由北京站带上火车的。
技术科的工作人员再次对尸体和手提包进行了深入检查，手提包长60公分、宽22公分、高28公分、重23公斤，包的两侧分别印有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的图样，拉链上有一把红卫牌锁子；内部装有用一条白绿条褥单包裹的上肢两块、下肢四块，大腿外侧和小腿部位有浓密的汗毛；切口处用新棉花堵着，下肢有一条灰色的棉毛裤；另外还有一条三角内科盒一块旧蓝斜纹布；手提包下还有一块沾满血迹的抹布。
塑料布行李卷长70公分、宽40公分、重24公斤，装在一个蓝白色网兜里，里面是包裹着紫色旧棉被的男尸躯干。
没有明确标志的遗物给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在那个商品并不那么流通的时代，商品的销售范围有限，为刑侦人员缩小调查范围提供了一些帮助。
在走访了200多家生产、批发等单位、请教了400多名技术员、老工人和专家后最终确定：捆碎尸用的麻绳是通县黄木厂生产的，仅在北京销售；蓝白色网兜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同样全部销售在北京地区；白绿条褥单则是1972年由北京色织厂生产的，主要供应北京市场；包尸用的旧棉套则被认定是由朝阳区关东店弹棉花门市部织的，销售范围集中在朝阳、东城、崇文三个区的结合部。
此时基本可以确定这件案子发生在北京，但是具体的案发地点、死者是谁、作案动机是什么还不清楚。
刑侦处的工作人员只好再次从遗物着手，希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他们通过塑料布上几处不清楚不完全的鞋印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些鞋印一种是席状花纹是北京三洋牌布鞋印，一种是前掌波浪纹鞋印，这种鞋不是北京产品。
刑侦人员还在塑料布血迹下面发现了几滴蓝色油漆，化验后认定为重油混合漆，这些证据的发现为后续的物证鉴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极大地鼓舞了工作人员。
随后他们又在塑料布已经干了的血迹下面发现了几个模糊的字迹，看起来是两串6位的号码，很可能是当时的电话号码。不曾想，这个意外的发现，成为了后续破案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