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秘书何方回忆：与高岗等同行到北满

张闻天秘书何方回忆：与高岗等同行到北满

1945年9月2日，我们从延安出发开始了长途行军。由于人人轻装，所以一天能走五六十里，不几天就已穿过清涧到达绥德。陕北老乡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真是不假。米脂不愧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貂禅的故乡，女人们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而清涧的石板，也真有点铺天盖地。进了县城，只见路是由石板铺的，房子是石板盖的，连各家的炕和灶也是用石板砌的。绥德的汉，倒没看出什么特色。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两天，还听了当时担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何长工的一个时事报告。有一句话印象深刻，说是中央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可见后来把这完全推到刘少奇的头上，是不大公平的。

　　虽然说是抗战胜利了，开始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去东北还得经过不少敌占区。因为我们要路过的晋西北和晋察冀，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还是由日本人和伪军占领着。那时小日本和伪军就是不向八路军投降，一定要听蒋介石的。咱们向他们下命令，要他们就近向八路军某部投降，可日本人和伪军就是不听，总要等国民党来。但国民党又怎么能到那些地方去呢？所以就长时间地僵持着。我们行军就只能穿过由日本人占领的县城之间的空当，还要通过封锁线。所以当时行军，特别是给队伍打前站，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有一次有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不知是让日本人还是被伪军抓走的。

　　从绥德出发后，很快就到达著名古镇碛口，在那里过黄河。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渡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儿虽然算解放区，但有几个县城及阎锡山搞的窄轨同蒲铁路还在日本人手里。那时日本人已经不主动出来打了，所以我们行军也用不着掩护，但是你碰到它，它就会打你。那天过同蒲路就相当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不少女同志跑不动，分别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架着跑。

　　过封锁线以后，行军就安全多了，除一些孤立的敌占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通行无阻的解放区。路过一些村庄，地方政府还动员群众列队迎送，提着红枣等土特产进行慰劳。从这以后，队上也就一直派我打前站了。我们和鲁艺打前站的王大化等走了一路。

　　说到打前站，还是相当辛苦的。每天要早起早走，给大家安排午饭和晚饭，到宿营的村庄号房子，分配住房；还得准备好大家的洗脚水。就这样，有些人还发牢骚，抱怨给他分的住处不合适。遇到这种场合，一般的作点解释也就算了。碰到发脾气甚至无理取闹的人，有时也会毫不客气地给顶回去。不过打前站也有点好处，可以不跟大队走，行动比较自由，特别是先到可以买到一点好东西吃，例如买包太阳牌香烟呀，吃个油饼什么的。当时价钱便宜，但是物资紧缺，大队伍一来，几乎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离开延安时换的那几块大洋，基本上在打前站中花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了一块银圆，到沈阳送给了我的警卫员作纪念。

　　行军穿过晋北的左云、察南的蔚县等敌占县城，九月底十月初就到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张家口是苏联红军打下来的，当时已交给我们控制。那时候的张家口有十三万人，已经算是个大城市了。比起来，延安只是个乡村小镇。我们离开延安后，国民党空军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一架飞机起义，跑到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刘善本后来成了少将，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

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这时候他已当了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或者副参谋长。他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斤砂糖。可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后遗症也表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就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其实，“抢救运动”并不是曾涌泉的责任，他不过是执行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而且掌握得还比较稳一些，没有使用中央党校那种残酷的刑讯逼供。

　　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继续上路。那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等单位的人互相拉着唱歌呢。行军中出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在山西的一个村子宿营，这家老百姓的鸡天亮前老是打鸣，影响大家睡觉。我们队里有几个调皮家伙，就偷偷地把人家的鸡给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反而坏了。那家的女人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喊着找她的鸡。这一来大家更睡不成了。捣蛋的又不敢承认鸡是他给弄走的，只好摸黑把人家的鸡给放了。总之，一路上行军也挺热闹，就这样一直走到承德。

被留承德

承德那时是冀热辽军区和热河省政府所在地。程子华是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副司令员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子光和杨雨民。这时承德还由苏联红军占领，秩序也很乱。我们在承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集合出发前领导讲话了，别的内容记不得，只记得要留人在承德工作。领队的刘端祥说，现在这儿急需俄文翻译，因为苏联红军还在这儿驻扎，因此领导上研究决定，俄文队留下五个人就地分配工作，组织关系已给你们办好，你们要服从当地组织的分配。

一宣布，留下的名单中有我，真是“叫声苦不知高低”，因为我实在想去东北。但那时服从组织是铁的纪律，是不能讲价钱的。除我以外，还有许文益、谢文清、苗秋林等人。他们分配去干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的落脚点是分局，给安了个热河省政府秘书的名义。其实主要是给程子华等人做翻译。这时已经给我配备上了警卫员。这个小警卫员挂着个盒子枪，跟着我，给我打个饭什么的。

　　分局书记程子华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跟红军打交道却费时不少，而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红军一天到晚抓的就是修苏军解放承德纪念塔，还总嫌物资和人力不足或者质量差，大事小事都找程子华。我有时看不惯就发点牢骚，可程子华总给我作解释，称赞苏联人办事认真，值得我们学习。

　　我的工作除了做点翻译，还干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而且那时我们的人马才进城不久，各种机关正在筹建，秩序还比较乱，连我归谁管也不十分清楚。每天工作不多，没事就领着警卫员闲转悠。一天，我下决心去找热河省的命名根源——那个热水泉。得到红军允许后，我们去了清王朝的热河行宫，也就是避暑山庄。进去一看，好家伙，原来这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大仓库。虽然已被红军“扫荡”过了，但东西仍然不少，并且让我们随便拿。那里的军需物资，包括轻武器，一堆一堆地乱放着。老百姓不让进，我们这些准许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挑。被子、衣服随便穿，连手枪也随便拿。

那时候人的要求非常奇怪，我的第一爱好就是绑带。因为我们打绑带多年，打惯了，特别是行军更用得着。我就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一副绑带，感觉质量很好，就把它往腿上一缠，把旧的扔了。另外挑了一支小撸子手枪。太多的东西我不敢要，因为还得准备行军呢。

　　在承德呆了二十多天，不但没什么工作，连这个地方也有点厌烦了。原因是我出生在关中平原，又在西安上过学，在延安蹲了七年山沟，好容易盼着抗战胜利了，结果又来到承德钻山沟，觉得实在憋闷。正在这时来了个好机会，从延安来的炮兵团路过承德，要开往东北，他们缺乏俄文翻译，去被红军占领的东北不方便。于是我就以炮兵团要人的名义直接找了省领导。那时上下级关系比较随便，没现在这么森严，我和平常一样，毫无阻拦地去了省委办公地。到那儿一问，省委正开会，我把门一敲，自己进去了。

　　主持会的李子光副主席问，你有什么事啊？我说，他们让我上东北去，沿路当翻译。又问：谁让你去的呀？我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那些人。反正当时情况很乱，他们也没详细打听是什么人。只是问：定了吗？我说：定了，已经说好了。他们好几个人就说：好吧，那就让他去吧。我说：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呢？好，好，就给你开介绍信。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介绍信。

信上写着：东北局彭真同志：兹有何方同志，中共正式党员，去东北工作，请接洽。信下面也没有印章，只有李子光的签名。介绍信交给我，他们继续开会，我也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当时正巧有从延安来的人，包括高岗、张闻天、李富春，还有中组部的王鹤寿等十多个高级干部，在承德稍事停留就要去沈阳。大概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叫我去的，所以手续办得挺顺利。我就带点简单行李，领着警卫员，稀里糊涂地和炮兵团的人一起爬上火车，高高兴兴向东北进发了。

前往沈阳

承德的火车那个时候是什么局面呢？因为铁路工人不合作（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等中央政府来接收），加上车站上的水塔等设备破坏不少，特别是没有煤，所以火车常常开不动。但是日本人放在火车站上的豆饼却很多，没煤就烧豆饼。麻烦的是需要不断地给火车添水，走那么一段，就得桶提盆端地去弄水。这样一来，火车一天也只能走个七八十里，还没有徒步行军的速度快。一会儿没水了，一会儿又没有燃料了，司机也不好好干。火车走到平泉，干脆不走了，高岗、张闻天他们坐上东北局派来的汽车走了，我们炮兵团却没了办法，只得又徒步行军，走了几天才到锦州。

那时的锦州车站乱得很，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例如我们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一些火车司机不和我们合作，所以运兵列车都有我们一位干部带着枪坐到火车头上监视。就在我们抵达锦州的时候，一列运兵车刹车失灵了，火车飞快地跑，如果和其他列车相撞，或在车站上出轨，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只见火车直接钻进了车库，哐当一声，列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后来一查，列车上的部队除少数碰伤，基本平安无事，只是火车头和紧接着的运煤车被撞得稀烂，司机和押车的干部牺牲了。大家都感到很悲痛。

另外，火车站上的枪也很多，三八大盖之类的枪一堆堆地摞在一起，不知是哪儿来的。车进站后，咱们的部队就下车去换枪，换的时候还要先试一下好使不好使。只听见这里“乒”一下、那里“乓”一下地朝天鸣放，真有点吓人。好在我们在锦州停留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有火车把我们拉走了。从锦州到沈阳很顺利，火车一直照常运行。我一路也很自由，没人管，不属于任何一个队。反正我和炮兵团在一起，一路上他们吃东西，我也一起吃。不分你我，该吃就吃。很快到了沈阳，我就脱离炮兵团，单独行动了。

　　沈阳可不是那小小的承德可比，城区大，人口多。但秩序也更乱。苏联红军虽然占领着沈阳，实际上管不了多少事。我们去的部队不多，可以保卫机关，却很难维持秩序。国民党只是派来一些和苏军联系的代表，他们的地下势力活动猖獗，明里暗里收编了许多伪满官兵。

　　更糟糕的是，这时苏联军方正在逼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部队撤出沈阳，说是根据中苏条约，苏联要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我到沈阳，正是东北局准备撤退，里外都乱成一团的时候。我和警卫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东北局，只见不少人匆匆进出，但总是打听不到彭真，而惟一能证明我身份的就是给彭真的介绍信。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犯愁的时候，突然在楼道里碰到了刘英。

我赶紧上前打招呼，还说了在延安认识她和张闻天的经过。她也认出了我，一下变得亲热起来。她问我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我说我才到，是向东北局来报到的，还没分配工作。她说，我们后天就去北满了，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去。我说我愿意去，但还没报到呢。她说：报什么到！你跟谁去报到呀？我说我的组织介绍信是写给彭真同志的，不见到他，谁给我转组织关系呢？她说你哪儿能见到彭真？把介绍信装到口袋里就行了，到哪儿都能接上组织关系。她还说，东北局组织了个去北满的干部队，她去帮我说一声，叫他们把我也编到那个干部队就得了。这样，我的一切活动就都按刘英的安排行事了。

　　经刘英介绍，我先和北上的干部队取得联系。一打听，好家伙，原来这个队都是些高干：有去北满分局的高岗、张闻天，去西满分局的李富春，再就是配备给北满和西满几个省（那时国民党把东北分成了九个省，单北满就有松江、合江、龙江、嫩江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军区司令员等。记得的有：王鹤寿、方强、李大章、张策、彭敏等，当然还有刘英。我在里面，只能算个小萝卜头了。我一想，人家有好几个高干都没带警卫员，我还带什么警卫员，于是就联系把他留在沈阳工作，我只身跟上干部队北上了。

　　编入干部队后，首先规定要在两天内换好行装。从解放区带来的衣服是不能穿了，必须一律换成便装，免得老毛子找麻烦（那时东北人把俄国人一律称作老毛子或大鼻子；把日本人叫小日本或小鼻子。我们初到东北也跟着叫了一阵），也可防止国民党地下势力暗害。换装的办法是，由自己到仓库去挑选衣服。

　　那个仓库在沈阳铁西一带，大得不得了。虽然门口有人守卫，但里面根本没人管，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东西多得望不到边。服装一堆一堆的，布匹一捆一捆的，各种各样的军需用品，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这还是苏联红军和咱们的先头部队挑剩下的呢。我进去只转了几个小地方。穷日子过惯了，看到那么多好东西乱七八糟地放着，觉得实在可惜，但自己也没办法利用，只能拿点轻便的东西。想来想去，我只找了件长袍穿上，还弄了顶东北人戴的瓜皮帽，绑带也换成了呢子的（其实后来也没用）。我想，将来到了北满恐怕得做被子吧，于是又拿了一床日本的绸被面。这个被面被我一直带到了驻苏联使馆。另外又拿了一套换洗的衬衣。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衬衣，睡觉的时候总是光着脊梁，这时候神气起来了。还把那个马牌撸子换成了高一级的枪牌撸子。一切准备停当，就等集合出发了。

转赴北满

1945年11月23日上午，干部队集合，由队长方强、指导员王鹤寿简单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大家就一起上了火车。我们二三十人坐的是一节闷罐子车，大家只能席地而坐或者坐在行李上。各种打扮五花八门，记得高岗戴的是一顶土耳其帽子，穿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张闻天是大衣礼帽，像个教授。由于同乘一节毫无遮拦的车厢，所以谁讲话都听得见。这些领导干部在一起并不谈什么正经事，主要是胡扯乱谈开玩笑。那些省级干部多是只听不说，所以就显得高岗的话最多了，而且是一些低级的洋相。

例如谈起北满的冬天，高岗就说北满冷得不得了，男人在屋外小便要带根棍子，因为尿一撒出来就结成了冰绺子，得随尿随敲打，要等到尿完再敲，冰绺子就已冻结实了，连生殖器都会给敲下来。这自然引起大家的哄笑。刘英批评他：老高，你胡说些什么？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晚上，火车进了长春站。

　　驻站的苏军拦住不让走了，说是要检查。当官的可能是个上尉，而老百姓不管你是排长、连长，只要一看是当官的就都尊称为“狗皮蛋” （俄文大尉 КАПИТАН的译音），当兵的就叫“哨达子”（СОЛДАТ）。既然这个“狗皮蛋”不让走，他们就派我给他讲道理，说我们也是布尔什维克，是拥护苏联、斯大林的，要赶紧到哈尔滨去工作。但他总是支吾搪塞，就是不放行。据站上的工人说，实际上是想勒索点烟酒等礼品，甚至有两瓶啤酒都能解决问题。可我没这些东西，只好回到车厢报告了。

不料高岗一听大怒，说：何方，你跟我去一趟。他见到那位“狗皮蛋”后，反而坏了。因为高岗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手电筒，大约可以装三四节电池，老毛子可能从来没见过，非常想要那个手电筒。话也说得很客气，完全是一家人的样子，只是一定要高岗把他的手电筒留下来做个“纪念”（“НА ΠЯМΑТЬ”）。后来才知道，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东西，特别是手表、钢笔这类稀缺的东西，都要求送他们“做纪念”。我就看到有的家伙手腕子上已经戴了四五块手表了，见了你的手表，还要让你留下“做纪念”；有的口袋里插着好几支钢笔，也还是继续要。这次碰到高岗的手电筒，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可高岗这位老兄却偏不给，还摆起首长架子，批评那些红军纪律太差。交涉没有结果，我们又一同回到车厢。

大家了解情况后，就批评和劝说起了高岗。张闻天说，老高，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了不得？能值几个钱？高岗说，这并不是个手电筒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红军的纪律怎么这么坏！张闻天说，咱们走路要紧，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舍不得的？高岗说，好，好，那就拿去吧。当我把那个手电筒送给那个“狗皮蛋”时，你猜怎么着？他也许是大喜过望，竟然调来一个火车头，只挂我们那一节车厢，拉着飞跑，所有站都不停了，一口气拉到哈尔滨。可我们也跟着受了一路的罪，火车头冒的黑烟全吹到我们这个车厢里了，弄得大家全都变成了“张飞”。

　　先已到任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派人把高岗、张闻天、李富春他们接到了分局暂住的旅馆里。剩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李大章、张策、王鹤寿、方强等就被拉到一个大院子安顿下来。住定之后，也没别的事，彭敏就约我一起去逛大街，看看哈尔滨是个什么样子。没想到一回来，这个院子已经让红军查封了，老毛子在门口站着岗，不让我们进去。问为什么，他们说，这里面都是红胡子。俄文的“红胡子”，是从东北话翻译过去的，就是指土匪。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土匪呢？大概是国民党特务或者什么坏人知道这里来了一批高干，便告诉红军，说这些人是土匪。

　　我和彭敏进不了门，就赶快去找陈云。陈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等他和红军政治部主任交涉交涉看。经交涉后，红军撤除了对我们住房的封锁。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分局对干部的安排已经确定，分局书记陈云和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召集大家开会。陈云讲了各省干部的分配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放下架子从头做起，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就是讲到像高岗司令员，现在也只能指挥两个连。

　　轮到高岗讲话，他说他和大家一样，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只是告诫大家要注意纪律，适应新的环境，并批评了刚才了解到的有个警卫员砸窗户的问题。因为过去行军驻防，警卫员有个任务，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要给首长拴根绳，晒个衣服，晾个毛巾什么的。到了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我们住的地方有点洋，绳子没地方拴，有个警卫员就把窗玻璃砸了个窟窿，好把绳子拴上。高岗说这简直是破坏，领导怎么也不管一管？有人还谈起了听来的笑话，说有的炊事员太土，没见过世面。淘米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马桶里面看到一小池水，说，哎哟，水原来在这里！结果就把米倒到马桶里，扑哧、扑哧地淘洗。可淘完怎么也没法儿把米再掏出来。三掏两掏，碰到了开关上，“哗啦”一下，所有的米都让水给冲走了。

　　当时陈云看来身体很差，面黄肌瘦，不断咳嗽。大家，特别是延安熟人很关切，都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特别是要戒烟。不料他的答复竟然是：我就没想活过五十岁，你们是坦克车，我是木炭汽车（那时东北好多卡车没汽油，改烧木炭），能开多久算多久。
这次会一开完，所有干部分配完毕，工作队也就解散了。我被留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市委书记是杨维。他认为我会俄文，去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比较合适，经过一次简单谈话，我就被分配去了中苏友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