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成都：免费为南诏军队带路的唐朝士兵

在历史长河中，由于信息茧房的误导在免不了产生悖论。比如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竟能在撮尔小邦面前碰一鼻子灰。

公元829年，原本重归于好的大唐与藩属南诏冲突再起。前者还沉浸在中兴氛围中，万万没想到服软的南诏竟实力超群，迅速攻陷重镇成都的外城又扬长而去。更为狗血的是，这次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由驻蜀唐军主导。

谄媚做题家

唐敬宗与唐穆宗一样都喜欢打马球

事实上，这次风波的万恶之源是唐朝权臣杜元颖。他作为名相杜如晦的五代孙，仅出道之时还并不像是丢祖宗脸的纨绔子弟。在成功考取进士的功名后，又投其所好，为喜爱马球的唐敬宗送去一批精制球衣。等到新皇穆宗即位，便被火箭般提拔到宰相位置。

彼时的唐朝虽然已平定安史之乱，却由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而致使各地军头尾大不掉。公元805年，威震南诏、镇守西川的名将韦皋驾鹤西去，他的麾下干将刘辟作死自任留后。面对这妥妥的造反行为，朝廷调集重兵围剿，花了一年时间将刘辟弹压。或许是考虑到南诏的威胁已经解除，结合刘辟造反的教训，便将目光投向了忠臣却素不知兵的杜元颖。

杜元颖因文采飞扬又擅长拍马屁得到重用

万万没想到，这位善于谄媚的做题家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首先，就是因为不知兵的特性才缺乏长远打算。这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提及，而《资治通鉴》则更进一步，尖刻地评价其是“庸才”。而且因为自视文雅，还导致武备松弛，连平常的管理能力都很稀烂。同时，唐敬宗即位后也是为君无道。远在西南的杜元颖又把精力都花在拍马屁上，收罗加工各类奇珍异宝进贡。甚至不惜摊派捐税，发展到克扣军饷的地步。结果，募兵前成了免费劳役，在堂堂天府之国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只好去南蛮地界打秋风，引起邻国南诏的密切关注。

或许是南诏高层发现了财富密码，非但没有擒杀这些来犯之敌，反而供他们吃饱穿暖。久而久之，南诏自然成为西川驻军的依赖对象，自愿充当南诏的眼线。考虑到各地军头都学会了经商养活自己的军队，川兵指不定还把手里的刀枪棍棒换了物资。这让南诏有了机可乘。

毗邻巴蜀的南诏 始终有向北扩张的企图

忠实迷弟的反戈一击

南诏的都城羊苴咩城复原图

杜元颖的南诏对手王嵯巅也是一位权臣。他的家族背景不一般，老前辈王乐宽在天宝战争中立功上位。其妹夫郑回不仅主导南诏重归唐朝，还被异牟寻倚仗以推行改革。到了劝丰祐时代又有所强化。由于觉得南诏父子连名不合中原礼教，便删去父名“劝”。不仅如此，王室不再用音译，而是直接采用汉字本意取名。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南诏一直老老实实向唐朝进贡，并派遣使节和留学生。这在正统文人看来，或许是配合劫掠成都的烟雾弹。但对于王嵯巅来说不过是传承王乐宽、郑回的家风，复刻当年南诏叛而复归。

劝丰祐时代的南诏 继承了异牟寻以来给大唐当迷弟的基调

此外，王嵯巅还有一个先天优势，令自己掌握着西川区域的地理信息。其家族前辈王乐宽就曾领兵打进巴蜀，郑回也做过当地的边关县令，而本人也担任弄栋节度。那里曾是唐朝安插在云南的据点姚州（姚安），受剑南节度操控，直到被南诏攻陷后方才改名。

但从弄栋出兵前往成都并非易事，沿途要经过巂州、普安城、清溪关、邛崃关等一波重兵把手的险要城塞，以及大渡河这样的天堑。偏偏杜元颖活在自信里，多次拒绝采信南诏方面要图谋不轨的报告。接着就遭遇对方突袭，只用9天时间便被接连穿过或攻克巂州（凉山西昌）、戎州（宜宾）、黎州（雅安汉源）、雅州（雅安）和邛州（成都邛崃）。

《三国杀》里的南蛮入侵卡牌 其实源自南诏中后期的史实

由于守军要么毫无防备，基本都在听闻南诏人前来后就自行崩溃。唯有在邛州南部杜元颖派士兵与南诏交战，但依旧被对方大败.要知道，即使在交通发达、太平无事的今天，打开导航软件搜索，从姚安步行直达邛崃.日夜兼程一刻不歇，也需要190多个小时，相当于8天多。在古代道路不便的情况下,翻山越岭行军就必须考虑到隐蔽、休息、补给、绕路以及沿途的敌对干扰因素。即使己方毫无差错，敌方毫无抵抗，也几乎不可能在九天内从弄栋行军到邛州，更别说是开展突袭行动了。

所以，南诏应该是早已完成对西川的全面渗透。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很可能由早已潜入的南诏精锐，和在事实上早已用脚完成投票的驻蜀唐军共同促成。以至于接到奏报的朝廷大为震惊，接连征调东川、兴元、荆南、鄂岳、襄邓、陈许、太原、凤翔等地的军队前去救援，又命东川节度使、郭子仪之孙郭钊接管西川兵事。甚至授予有割据黑历史的董重质，以神策行营节度使之职配合援军。

蜀地边区的恶劣路况 并不能挡住南诏军队前进步伐

很快，南诏军队已经迫近成都。杜元颖依旧毫无察觉，等到对方兵临城下才匆忙组织防御，却发现麾下士卒竟是3000临时拉来的壮丁。南诏军队次日便攻陷外城，让城市守卫者更加涣散，将近半数人随杜元颖一起琢磨着如何跑路。

好在外城的南诏军队并不急着彻底拿下成都，而是安抚居民并加以休整。然后进军东川，一度打进梓州（绵阳三台）西郭。奉命给杜元颖擦屁股的郭钊只好写信谴责王嵯巅，却被告知是杜元颖的人马频繁打秋风在先，所以军事行动不过是符合常理的自卫反击。

南诏军队并无占领成都的意图 后洗劫一番就扬长而去

同时，唐朝的大批援军已纷纷进入巴蜀地界。南诏人借机准备撤退，并在回程途中大肆掳掠，带走居民和珍宝。行至大渡河畔，王嵯巅还示意被掳百姓可以哭别故乡，结果有不少人因不愿离去而选择投水自尽。

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王嵯巅此番来袭的最大成果为掳走数万能工巧匠。稍后夺回成都的郭钊赴与他们约定不相侵扰，朝廷也继续与南诏互通书信。王嵯巅索性自称不敢犯上作乱，风波乃是杜元颖喝兵血所致，导致蜀中人士请我军替他们出头铲除毒瘤。而今目的尚未达成，恳请陛下诛杀杜元颖以安抚蜀人。但杜元颖并未伏诛，而只是被贬谪为循州司马。三年后，行将就木的他上表乞求赠官，才被授予湖州刺史来满足遗愿。

南诏在与唐朝的几轮交锋中可谓占尽优势

目光转回西川，郭钊兼任的西川节度使只是过度安排。不久，朝廷将杜元颖的好友、在党政中失败而遭遇贬谪的李德裕调来接任。他不像杜元颖那样无能，上任后便探访老将、整顿防御，还勘察地形并绘制地图。经过调查，他发现清溪关小路甚多、不利于防御。于是拒绝了朝廷在此设垒的命令，而建议在大渡河北修建城寨，一旦形式不利就放弃清溪关乃至巂州而死守大渡河。这也成为后来“宋挥玉斧”以保相安无事的战略。李德裕还调来安定甲人、河中弓手、浙西弩手组建“雄边子弟”。

撤军两年后，南诏眼见西川在李德裕之下日渐稳固，于是接受李德裕的劝说归还了部分俘虏。此后再未有不轨之举。李德裕将此事上奏，否认南诏掳走成都50000余人的传说。因为当时成都外郭不过8000居民，而被掳走的实际人口不过九千人，且大部分是黎、雅二州的汉夷居民。如今，南诏又送回3300人，基本也都是夷人，这是李德裕自己与监军使于龙兴点阅的。至于投水而死者有多少人，就只能仁者见仁了。

贬官至此的李德裕巩固了西川的边防

突破信息茧房

大渡河非常适合作为天然疆界 令中原与云南各自相安

平心而论，李德裕的奏章无疑有为好友杜元颖变相洗地的嫌疑。但他作为亲历者，又有着多次实地调查的经历背书，外加欺君瞒上是大罪，犯不着在节点上冒险。

过去，受限于南诏奴隶制的观点，学界往往将南诏多次掳掠人口与凉山奴隶主抓娃子相提评论。因而很容易对正史与诗文中关于南诏掳掠成都上万百姓、特别是工匠的记载深信不疑。但南诏的授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同小异，且种田人被称为佃人，能够受到监工的保护而不可被随意勒索。掳掠人口的情况唐朝也存在，甚至唐朝还有明确的奴隶人群--生口”，比如著名的新罗婢、胡姬、昆仑奴、南口。所以没理由认为唐朝是地主经济，而南诏就是与之相对的奴隶制。

在掳掠人口的问题上 唐朝比南诏更为严重

更何况，无论是文物还是史料，都在细节中证实南诏与南亚、东南亚、巴蜀存在长期的文化、经济交流。已有能力收买大唐边军的南诏，并无足够的必要专门发兵去惨遭杜元颖百般压榨的成都强挖技术人才。仔细推敲主流史料的说法，反像是书斋中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导致的“三人成虎”，远比李德裕的一手报告可疑。

而且，李德裕和杜元颖的个人能力对比也说明，正是由于缺乏实践+纸上谈兵，人的行动才会受到信息茧房束缚。但遗憾的是，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