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辽国分裂，北宋收复燕云为何遭遇白沟惨败，埋下靖康祸根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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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靖康之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大事件。那么，北宋是如何灭亡的，为何叫“靖康之耻”而不是“靖康之败”？金朝又是如何在十年内快速崛起，成为一个万里大国的呢？冷兵器研究所将推出系列文章专门介绍这段历史。首先要介绍的，是北宋末年，宋朝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约定共同攻打辽朝，试图通过金朝恢复燕云十六州旧土。1122年，在金兵的攻势下，辽天祚帝出逃夹山，辽朝面临分裂，此时宋朝欲乘机出兵攻取辽燕京一带。但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不仅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还暴露了宋军指挥系统的巨大问题，并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了祸根。

宋政和五年（1115）正月，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随后迅速壮大，让宋徽宗看到了覆灭辽朝、收回燕云的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是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宋朝派人与金朝交涉，希望金人在攻下辽朝之后归还五代时沦陷于辽朝的汉地，而完颜阿骨打也只不咸不淡地回复：“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金史·太祖本纪》）宣和二年（1120），宋金正式签订“海上之盟”，约定金军进攻辽中京、宋攻打辽南京。

当年，宋朝决定将陕西军与河北军换防。陕西与西夏接境，军事冲突不断，因此军事素养为宋军最强。这一调动本身是为了履行与金朝夹攻辽国的盟约，但同年年末蔓延的方腊起义，却让宋朝无力履约。金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宣和四年（1122）三月，已经攻下辽朝东京、西京、中京，三京，迫使辽天祚帝出逃夹山；秦晋国王耶律淳募辽东人为兵，组建“怨军”，并在天祚帝出逃以后自立为帝、建立北辽。

眼见辽朝分裂，宋朝坐不住了。此时金军正在鸳鸯泊忙着追剿辽天祚帝，而宋朝试图瞒着金朝独自取下燕京，“把定关隘”（《三朝北盟会编·卷11》），以取得在谈判桌上的更大筹码。北宋朝堂争议不断。一方面，宋辽之间已经和谈百年，一部分朝臣认为不应主动打破盟约；但另一方面，此时确实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机会，如今辽朝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参与到伐辽中，今后十六州土地也很可能被金朝占据。

有鉴于此，宋徽宗力排众议，决定出兵，任命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受命领兵十万巡边。

然而，此次出兵，在大军出动前，就有四败了！

首先，在发兵前，宋徽宗交予童贯三个对策：“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三朝北盟会编·卷5》）这实际上对应着1.和平收复疆土；2.纳降耶律淳；3.撤军 这三个对策。

这意味着，宋徽宗根本没有与辽军交战的心理准备与作战规划。总的来说，在宋徽宗的规划中，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向北辽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投降、收复五代失地；同时要极力避免与北辽交战，导致金人的不满。显然，宋朝试图在金军攻打鸳鸯泊时，抢先占据燕京，但又怕被金朝发现并予以指责，因此在战略制定上显得畏畏缩缩，毫无军事魄力。

这可以算宋军的第一败。

其次，四月二十三日，童贯行至高阳关，整理河北方面军北上，然而“河朔将兵骄惰，不练阵敌军，须之用百无一”，而军粮“虽曰见在，粗不堪食”且“军器甚阙”（《三朝北盟会编·卷6》）。显然，宋朝对于河北方面军战斗力低下的问题早已知情，但这种情况依然延续到了靖康灾难之时。

军队羸弱，这是第二败。

再次，当时宋军可堪一用的西军却还未抵达前线。河北方面军则在集结完毕后，自河间府分两路入辽境。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屯兵范村；东路军则由名将种师道率领，意指白沟。但此时，朝堂中关于“联金伐辽”与“联辽抗金”的争议已经延续到了军队中，致使这一支“弱军”尚未能拧成一股绳。据《三朝北盟会编》卷6记载，这一场争论甚至已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西路统帅种师道试图阻止出兵，认为出兵发辽师出无名，“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

但种师道的反对，却被童贯以皇帝命令压了回去，并说：“今日之军事，（圣）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镇服（燕人）耳。”

杨可世则主张事情过于仓促，“愿熟计而后行。”

但知雄州和诜却反驳杨可世说：“公自谓有万众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燕蓟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苏。倘金鼓一鸣，必便比肩系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公欲扇衅败我事耶！”

从这段记载来看，宋朝主张“联金伐辽”的人，似乎持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种师道乃是当世名将，拥有莫大名声，因此仅凭名声就可以镇压辽国军队；而燕蓟地区的平民，早已是归心似箭，必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其后，杨可世则被命为前军统制，率着少数部队线性前往白沟一带，对当地民众进行招降，并要求他“开谕招来之意，无得邀功生事”（《三朝北盟会编·卷6》），这支宋军似乎真的是为了招降而来。但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种师道本为西北边防将领，在河北地区的名声有限。而童贯在西边战场与西夏常年交战，应当知晓单凭名声是无法令北辽信服的，很难想象他会围绕种师道的“威名”来制定军事决策，并以此劝降北辽军民。之后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想。宋军目的地在燕地，然而耶律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三朝北盟会编·卷5》），因此燕地就是耶律淳的大本营，宋人对燕民的招降政策显然会遭受阻碍。

将领不和，这是第三败。

最后，童贯不仅对燕地民众进行招降，还打算双管齐下，命人写信给耶律淳“劝降”，曰：“秦晋国王阁下……乃乘隙以处，非篡而何，此所谓逆天也……如能开门迎降，归朝纳土，使国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无蹈斧钺之患。”（《三朝北盟会编·卷6》）事实上，哪怕古今语言有所不通，但人们的情绪还是相通的。童贯的这封书信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对于耶律淳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挑衅，而不是招降。童贯如此作为，是因为他与宋徽宗也不是一条心。

宋徽宗的旨意中，并无与北辽开战的选择，而童贯也确实写了一封“招降书”，这一切并没有违背宋徽宗的旨意。这份充满挑衅的招降书，如果引起两国战端，而种师道能够战而胜之，童贯就可以坐获军功。即便不成，童贯也同样可以将罪名抛到种师道等人身上。但这样一来，童贯就相当于在无事前告知的情况下，让种师道、杨可世以及数万将士陷于险境。

可以说，童贯很会当官，而且当到了根本不在乎军事胜负的程度。

这是宋军的第四败。

于是，宣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军由杨可世所率数千先行部队抵达白沟附近。此时，北辽耶律淳已在盛怒之下，对军队下达了进攻的指令。北辽怨军（又名“常胜军”）早已在附近埋伏，见宋军接近，骤然发动袭击。杨可世这数千人本就为劝降而来，没有做过多的准备，在接敌后迅速溃败，逃回主力部队。

二十九日，种师道进兵前往白沟。刚扎下营，便有探报称“河北有警”，有大批人流正在靠近白沟。但此时种师道并未作过多准备，而是“如贯素约”，下令道：“燕，吾民也。苟王师力能接纳，自来归附。但坚壁为备，必有内变。切不可杀一人，尔等为我约兵卒，遵依圣旨及宣抚司约束。”（《三朝北盟会编·卷7》）

种师道是西北名将，和党项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经历过的战争多不胜数，向来认为“今此招纳事，安可轻举”，更何况杨可世才刚刚被辽军击溃，哪里会如此天真地以为这些是普通的平民。此处“如贯素约”中，“贯”是指童贯，“素”是“向来”的意思。“如贯素约”，是说种师道按照童贯之前的命令，告诉军士这些都是来投降的，因此“切不可杀一人”。在末了依旧提了一句，这是皇上和宣抚司（童贯）的意思。

种师道的话，可以分成三种理解，一是东路军将领种师道不满宋徽宗与童贯的所为，因此选择摆烂；二是童贯党羽为了将责任推给种师道，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而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知雄州和诜曾主张，燕民将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在其后又指责杨可世擅启争端，“（宋辽）彼此初无战意，惟（杨）可世擅过界讨杀，致兵结不解”（《三朝北盟会编·卷7》），意图粉饰他与童贯二人盲目乐观以及由招降（挑衅）所导致的战争责任；第三，则是种师道认为，贸然交兵很可能损失惨重，因此端出“上命”严守壁垒，可以避免产生无意义的伤亡。

根据后面的记载来看，种师道并没有摆烂。据《三朝北盟会编》卷8记载：

时宣司议令种师道退军雄州，师道力陈：“兵可进不可退，邻敌在迩，退必掩袭。”宣司遣参谋刘鞈往谕之，师道复不从。

结合看来，种师道退守驻地，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这也可能是种师道向童贯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其后，种师道在辽军围攻城寨时向童贯请援，试图让宋军主力部队对辽军予以突袭。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童贯拒绝。尽管种师道一再坚持，但童贯却始终不愿增援。这一点很可能是因为，如果对种师道进行增援，就会违背宋徽宗的旨意。

种师道知道，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不得已遵照命令，趁夜率军从白沟撤回雄州。然而正如种师道所料，“邻敌在迩，退必掩袭”，在宋军撤退之际，北辽怨军紧追不舍，死死咬住宋军后方。由于河北军训练不足、机动性不足，不久之后就被怨军追上。久不经战阵的河北军迅速陷入慌乱，种师道险被诛杀。

六月三日黎明，种师道所部在历经数日险象环生以后，终于抵达雄州城外，但北辽军队也接踵而至。

河北军纪律散漫、战意低迷，“属大风雨，兵士自相蹂践，弃掷兵仗满郊”，全然指望雄州守军接应。然而，直到当天晚上，雄州守军依然在童贯的命令下闭门戍守，让种师道所部在城外扎营。彼时，种师道孤立无援，怨军正虎视眈眈，城内与城外宋军全部哗然，不顾宣抚司命令打开城门，让种师道军队入城。至此，童贯才让辛企宗、辛永宗出城增援；杨可世等断后，最终顺利迎军入城。

然而宋军死伤惨重，“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三朝北盟会编·卷7》）。

如前面所说，宋军的战败，来源于多个方面：

首先，是宋徽宗在战略规划上畏畏缩缩，既不愿承担对金朝“背约”的后果，又想独自取得燕京，进而导致前线在进行战役选择时也同样畏首畏尾。

其次，河北军战斗力低下：一方面缺额严重，“河北将兵，十无二三”（《文献通考·卷 153》），另一方面“为将者多为膏粱子弟”（《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且“教阅训练之事尽废”（《宋史纪事本末·卷86》）。此多番因素造成河北方面军战斗力不足。在最初的军事失利以后，诸将均以为“非得西师，兵力不济”（《三朝北盟会编·卷7》）。

其三，宋军内部也并不能达成统一意见。童贯为军功置种师道于危险之境，而种师道则报复性采取守势；当种师道求援时，童贯又忌于宋徽宗的旨意而选择不予支援，最终导致种师道军大败。各方都出于自己的考量自行其是，不能贯彻既定的军事方针。

其四，宋徽宗对于童贯过于宠信，以至于童贯在前线时阳奉阴违，通过挑衅式的招降书令宋辽两国争端再起。军事统帅不在乎战争的胜负，而且不管胜负他都能从其中获得官场上的利益。这焉能不败？

这些本身可以避免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失败。遗憾的是，跟现在很多的网络观点一样，北宋朝廷却将失败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于军事问题，让种师道背了个“坐失机会，罢兵南归”（《三朝北盟会编·卷7》）的锅，以及认为只是河北军战力不足而西军未到，并没有对其余问题进行解决，以至于这些问题一直扩张、并蔓延到了靖康年间的军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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