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不是华夏祖先，中华文明也不来自埃及

（距今6400年的仰韶文化西水坡古墓“天下第一龙”蚌塑）

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深受“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

比如有人说——“古埃及人是华夏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尼罗河文明，夏朝建造的金字塔，商灭夏后，盘庚东迁来到中原。诗经记载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昆仑指金字塔，不是现在的昆仑山。昆仑墟指的是帝王谷。大禹治水治的是尼罗河水，唯一河水向北流的就是尼罗河。”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1960）,1914年开始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逐渐对考古学产生兴趣，1921年发掘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受材料所限，他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他已经感觉原来的观点站不住脚，于是有所修正。

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包括后来的张光直先生，还有苏秉琦、严文明等先生，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坚实的实证材料，证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荒谬。

直到近些年，越来越充分的考古和人类学成果，愈加清晰地证明了中国上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所有证据都证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绝非“西来”，更不是来自埃及。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突飞猛进的人类基因学，是最好的证据。

上图，是古人类DNA领域的世界级领跑者大卫·赖克所描绘的“东亚和太平洋岛屿人类简史”。

在距今五万年前，“西非人”“东非人”“欧亚大陆西部人”“东亚人”“美洲原住民”等等，从遗传基因上已开始“分道扬镳”。

在1万年前后，居住于尼罗河流域的人群，具有明显的“基部欧亚人（Basal Eurasian）”特征。后来，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欧亚西部”血统开始明显增加。

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群，是上述人群的后代。而这种基因特征，与“东亚人”有着显著差异。

中国科学院古代脊椎动物研究的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厦门大学人类学院的王传超教授团队、中科院昆明脊椎动物研究所团队，包括前面讲到的大卫·赖克，获得了相同或相近的研究成果——

即，现代东亚人的“血统”，大约包括三个“群组”——8000年前，来自黑龙江流域古人群的基因；来自青藏高原古人群的基因；来自南岛古人群的基因。

进一步说，再早，在9000年前，是大卫·赖克称之为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 “幽灵群体”古DNA，奠定了“东亚人”的遗传基因基础。

世界上的学者，公认“埃及文明”形成于5000年前。中国学者，已经精确提供了比那个时候大约早2000年的“中国Y染色体谱系树”。见下图——

6800年前，“标示点位F11”的“Y染色体”遗传给了自己的后代；6400年前，“标示点位F46”的“Y染色体” 遗传给了自己的后代；5400年前，“标示点位M117”的“Y染色体” 遗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与此对应的，6800年前，有从7800年开始的高庙文化；6500年前，有深受高庙文化影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这两个考古文化中，“F11”染色体占据主流。现代人群中，湖南的“F11”最多；其次，“F11”也被山东人带到了东北。总体说，“F11”在汉族中占到五分之一，而在苗族中占到了一半。

（高庙遗址、文化图案与苗绣对照）

距今约6500年前后，出现了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当时塑有“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的古墓，学者称，古墓中的第二个人物，很可能是“标示点位F46”的“Y染色体”携带者，他的后代，在中国人中占了14%。

5400年前，“标示点位M117”的“Y染色体”携带者，极可能是红山文化众多“金字塔”陵墓中的人物。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大墓主人）

插上一句，这里的金字塔，比埃及金字塔早600年——红山文化后来南下，深深影响了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又形成了良渚文化然后传播到中原；取代红山文化的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北上形成的小河沿文化；仰韶文化西迁便成了马家窑文化，后来又被深受良渚影响的齐家文化所取代……——从“前中国时代”到“元中国时代”，一切皆有迹可循、有证可查。

（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总之，距今5400—4500年期间，中国大地上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取代，不仅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如上图所标记的中国现代人的5000年前后的“东亚人”血统的祖先。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期，丝毫见不到所谓“埃及人”影响的踪影。

探讨是好事，然而要有科学依据——遗传学就是最好的依据。

“西来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