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等：《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

内容简介

《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既是涉及中国小说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涉及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现今通行看法是《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材和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如此主张。然而，这一主张却并没有提供经得起检验的事实证据，不是科学结论。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判断，认为元末明初不会有如此成熟的长篇通俗小说诞生，其诞生后也不可能在近两个世纪中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近代以来，有关争论主要围绕《水浒传》作者、版本和作品内容等问题展开，却始终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该书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通过对《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的细致辨析，来确证《水浒传》成书时间，为解决《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书中具体讨论了李开先《一笑散》（《词谑》别称）、杨慎《词品》、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书画见闻表》、钱希言《戏瑕》、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等与《水浒传》早期传播相关的文献资料，证明《水浒传》早期传播时间不早于明代嘉靖初年，具体为嘉靖三年（1524）至嘉靖九年（1530）之间。由于《水浒传》是市场化的通俗小说，因而可以推论，它的成书时间与其早期传播时间接近，应该是在明代中叶而不是在元末明初。

目 录

绪论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需要更有效的方法

一 通过作者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而陷入困境

二 通过版本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仍存在困难

三 文献-传播学方法是解决《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有效方法

第一章 李开先《一笑散》所反映的《水浒传》早期传播

第一节 崔铣等人评论《水浒传》的确切时间

第二节 由杨慎《词品》推测《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

第二章 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辨析

第一节 《词品》和《水浒传》所载“宋江词”比较

第二节 “宋江词”的出处与原文

第三节 “宋江词”的作者

第四节 杨慎是否读过《水浒传》

第三章 张丑著录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浒传》考辨

第一节 相关讨论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 张丑其人及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浒传》的真实性

第三节 文徵明抄写《水浒传》的时间

第四章 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

第一节 与文徵明诸公一起“听人说宋江”的不是钱希言

第二节 与文徵明诸公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是钱允治

第五章 《戏瑕》所记“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再析

第一节 “文待诏诸公”并非专指“吴中四才子”

第二节 文、祝、唐、徐不可能在青年时期一起“听人说宋江”

第三节 文徵明晚年最有可能“听人说宋江”

第四节 《戏瑕》所载正是文徵明晚年与门生故旧“听人说宋江”

第六章 从《菽园杂记》与《叶子谱》比较看《水浒传》成书时间

第一节 关于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的已有讨论

第二节 《菽园杂记》与《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的比较

第三节 陆容生前没有见过《水浒传》

第七章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与《水浒传》早期传播

第一节 关于“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的不同解读

第二节 《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的详细解析

第三节 从熊过、杨慎交游看《水浒传》的早期传播

第八章 杜堇《水浒人物全图》考论

第一节 杜堇其人及大致生活年代

第二节 杜堇交游及李开先、郎瑛对其评价

第三节 杜堇画作被提及和被著录的情况

第四节 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的由来

第五节 杜堇画作赝品示例及若干结论

第九章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

第一节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之回顾

第二节 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探讨《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合理性

结语

附录一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辑录

附录二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方法论思考

附录三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

自 序

我对《水浒传》的兴趣，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选有《武松打虎》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被武松的机警勇猛、非凡神力所震撼，尤其喜欢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概。

有了这种阅读快感，我便找来《水浒传》全本阅读，时而激动，时而迷惑，尽管爱不释手，却也不免常常气愤填膺，为宋江等人的最终失败而扼腕。这种带着情绪的阅读体验虽然痛快，但并没有考虑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水浒传》文本，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评《水浒》”运动中，我作为荆州师范学校的中文老师兼班主任，要带着一个班的学生开展“评《水浒》，批投降”的活动，不能不再次完整细致地阅读《水浒传》，进而了解历史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水浒传》的主要看法。

通过阅读和了解，我知道了人们对《水浒传》的认识从来没有一致过，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样，我也就能够较准确较全面地回答学生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和鲁迅对《水浒传》的评论。

这时的我可以说有了初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意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湖北大学文学院）进修，听张国光先生讲“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参与筹办国内唯一的《水浒》研究专刊——《水浒争鸣》，才真正自觉地投入到《水浒传》的研究之中。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在《文学评论丛刊》《社会科学研究》《荆州师专学报》《水浒争鸣》《争鸣》《江汉论坛》《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8篇关于《水浒传》和金圣叹的论文，其中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北京文艺年鉴》也介绍过其中的几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为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77级、79级学生授课时，我没有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讲解《水浒传》，如《水浒传》是否为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宋江是农民革命的投降派还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怎样理解李师师的形象塑造与《水浒传》的创作思想，明代对《水浒》是推崇还是禁毁，以及如何评价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和他对《水浒传》的有关批评，等等。这样的讲解受到了学生们的真诚欢迎，也更坚定了我研究《水浒传》的信心。

《水浒传》的问题固然很多，其中最基础、最重要、最优先的问题是《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因为只有确定《水浒传》成书时间，才能准确判断它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能正确评价它对于当时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我在给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77级、79级学生授课时，对《水浒传》成书时间还没来得及做深入研究，只是心存疑虑，提醒同学们注意这一问题。当时国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有三种，即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册）和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册）。虽然这三种教材都将《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确定在元末明初，但却没有任何一部教材提供确定其成书时间的可靠文献依据。

例如，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水浒传》专章第一节《〈水浒传〉的形成》中这样写道：“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庞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时便产生了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农民革命事业的客观要求。伟大的作家施耐庵承担起这项历史使命，写成了《水浒传》。”

因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因为社会有用长篇小说反映农民起义的客观要求，所以就产生了《水浒传》。这样的逻辑推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要求提供事实证据，不能仅仅依靠逻辑推理。

况且这种逻辑推理也不能成立。实际上，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同时还有方腊起义，占领过六州五十二县，朝野震动，之后还有钟相、杨幺起义。这些起义规模并不小，衍生的故事也很多，教材的编写者为什么不说北宋末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宋社会有用长篇小说反映农民起义的客观要求，从而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确定为南宋时期呢？

当然，教材也给出了理由：“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传说他同元末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或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既然对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怎么能够确定他的生活年代是在元末，还“同元末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呢？

说他“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的人”，而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里明确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传说”为“南宋时人”的罗贯中又怎么能够与“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施耐庵“同时”呢？依靠“大约”“传说”“不得而知”的作者信息怎么可以确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刘大杰先生的说法倒是直截了当，他说：“关于施耐庵的生平，至今尚无确切的资料，据说他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原名耳，又名子安，祖籍苏州，曾出仕钱塘，又传他曾参加张士诚军。但这些都还待证实。”

这段说明中，有关施耐庵的生平“至今尚无确切的资料”的说法是切实的、严谨的，而那些“据说”“又传”的说法则是“还待证实”的，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利用“还待证实”的不能作为证据的资料得出的《水浒传》的所谓确切成书时间，实在不应该作为结论写进教材，对学生形成误导。何况明嘉靖年间人们谈论《水浒传》时，所提作者多是罗贯中，或者说“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从明万历年间胡应麟提到《水浒传》作者为施耐庵开始，明末金圣叹说《水浒传》为施耐庵作、罗贯中续，并将前70回确定为施耐庵所作之后，施耐庵才成了《水浒传》（实即《第五才子书》）的唯一作者。

传说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三国志演义》却又诞生在《水浒传》之前，而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倾向、语言风格、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又有很大不同，我们很难说上述那些“传说”是真实可信的。况且撰写《三国志演义》的小说家罗贯中，是否就是明初《录鬼簿续编》著录的那个创作了《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的戏曲家罗贯中，也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

中国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比比皆是，怎么能够因为姓名相同就认定这两个罗贯中为同一个人呢？宋人罗泌在《路史·同名氏辨》中早已指出：“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尽。世知孔子之谥文宣王，而不知齐之竟陵王子良与隋之长孙雅亦曰文宣王。汉两龚遂俱为郡太守，而两京房俱明《易》灾异。然则千岁之久，万里之远，其不约而合者，渠可既邪谁？”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大家都自觉遵守一个共同的学术规则，即一切没有被实验或事实所证明的理论，哪怕这一理论逻辑严密，也只能作为“猜想”或“假说”，不能作为定论。

为何文学研究中尤其是通俗小说研究中要将“猜想”或“假说”作为常识写进教科书，然后在这些所谓“常识”的基础上推演出那么多的结论来呢？这难免让学生们感到疑惑，我自然也无法向他们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我本身并不相信这些结论。

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学术界向来比较重视，许多同仁在作者、版本、作品内证等方面下了苦功，做出了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却始终没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一直关注着这项研究，认真拜读学者们的大作，也思考着如何走出研究困境，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1998年，王丽娟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我当时在湖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她喜欢《水浒传》，想以《水浒传》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我表示赞同，并向她提出建议：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提及《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而以李开先的《一笑散·时调》记载为最早，能否通过解读这些文献资料，尤其是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史料入手，尝试解决《水浒传》的成书时间问题。

因为所有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学者，虽然可以提供明中期以后的传说材料，却无法提供元末明初有关《水浒传》作者、版本的原始文献和《水浒传》有效传播的直接证据，因而难以得出科学结论。

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结合起来，让研究结论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有效传播的基础之上，这可能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找到落实《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真正突破口。

她接受了我的意见，认真阅读了嘉靖时期所有与《水浒传》传播发生关联的学者的文集和相关资料，写成《〈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一文。在她写作的过程中，我自然做了指导，也提供了意见，并对她的文稿做过修改，最后以她个人的名义将该文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上。

此文发表前，学报编辑部曾将此文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先生评审，石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建议立即发表。此文发表后，得到了许多《水浒传》研究者的肯定，至今仍然有人引用。

王丽娟以此文为核心所形成的硕士论文《〈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与接受——兼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硕士论文。看到自己的弟子能够做出这样的研究成果，我的内心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事实上，石昌渝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探讨从研究《水浒传》内证的角度来解决《水浒传》的成书时间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然而，他的具体证据、论证方法和研究结论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尤其是萧相恺和苗怀明两位先生联名与石昌渝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分别发表的数篇商榷论文，将有关讨论推向高潮。

这场讨论也引起我的兴趣，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关《水浒传》成书时间的问题。我的观点与石先生的研究结论比较接近，都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嘉靖时期，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却有所不同，因为我觉得运用内证法很难解决《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而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我写了《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一文。当时《文学遗产》网络版试刊，负责网络版的竺青先生向我约稿，我便将此稿给他，发表在《文学遗产》网络版2009年第2期，次年又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刊出，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这时王丽娟早已从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先生那里博士毕业，到华南农业大学工作，我将此文传给她参考，并希望她继续从《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入手，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她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们二人分工合作，对李开先的《一笑散》（《词谑》别称）、杨慎的《词品》、张丑的《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书画见闻表》、钱希言的《戏瑕》、陆容的《菽园杂记》、潘之恒的《叶子谱》、熊过的《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等与《水浒传》早期传播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证明《水浒传》早期传播时间不早于明代嘉靖初年，具体为嘉靖三年（1524）至嘉靖九年（1530）之间。而面向市场的通俗小说《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应该与其早期传播时间接近，这样，其成书时间可定为明世宗嘉靖初年，不应该是通常所说的元末明初。

这些论文先后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上。

我们期望紧扣《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这一关键，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让研究结论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排除各种伪文献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为学术界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改变通俗小说研究领域不注重直接证据而喜欢以猜想代替实证的非科学痼疾，将有关讨论引向深入。这些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我们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本书即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结构、整理、修订、充实而成，与原来发表的论文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材料更为丰富，论证更加周密，而且补充完善了对一些关键材料的讨论，修正了原论文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更能体现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

书后所附两篇有关论文，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书中讨论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来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做更理性更客观的思考。至于我们的研究是否真正解决了《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还有待于读者诸君的审查和批评。

是为序。

王齐洲

壬寅春日于武昌桂子山两学轩

后 记

一部文学作品诞生的时间，似乎是一个很具体的小问题，用不着小题大做，花这样大的精力来讨论。然而，《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却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牵涉如何认识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为中国通俗文学迈进中国文学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确定比较准确的时间坐标，探寻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意义十分重大。

正因为如此，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遗憾的是，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本书是我们为解决《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所做的一次尝试。书中的每章包括绪论都以论文形式在期刊发表过，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因受当时认识局限，少数论文的个别地方存在疏漏，或有些论述还不够细致周密；因受期刊版面限制，有些内容当时没有能够在论文中充分展开，或是在论文发表时因版面原因有所删减压缩。

此次借整理成书之机，我们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有些内容甚至进行了彻底改写，使之更为完善，以充分表达我们当下的意见。

我们以整理完善后的书稿申报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得到五位匿名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顺利获准立项。这里，照录一位评审专家的意见：

该成果选题有针对性，有目的性，有创新意识，有学术价值。作者以九章的篇幅，从《水浒传》传播史上重要的文献切入，进行一系列的考证和辨析，力图重新考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以期推动《水浒传》的研究。该成果的创新建树与学术价值，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是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作者针对学界无法提供《水浒传》作者和版本的原始文献的现状，转换思路，另辟蹊径，力图把文献学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将李开先《一笑散》到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等有记载《水浒传》传播的文献梳理出来，详细考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2.以问题为导向创立新说。作者认为：学界似乎已成共识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说缺少文献依据，以此问题为导向，作者从《水浒传》传播文献入手，经过认真地反复讨论，提出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新说法：嘉靖三年至嘉靖九年之间（1524—1530）。这就比传统的模糊说法更为具体，更为明确，或许也更为接近事实的本真状态。虽然此观点仍然需要作者和版本原始文献的印证，但在原始文献发现之前，它起码是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对其他明清小说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匿名专家这样热情细致地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两方面来肯定本课题研究成果，强调其学术创新意义和推动古代小说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令我们十分感动，也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由衷感谢各位评审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委对本成果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

匿名评审专家在充分肯定本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本成果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一致认为，本成果第一章到第八章为文献辨析，以驳论为主，第九章是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具有宏观性和理论性。

总的来看，“文献辨析自有优长”，“个案研究比较深入”，但“立论弱于驳论”，“宏观研究还望进一步拓展”，“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这些意见十分中肯，我们完全接受。

收到立项通知书和专家意见后，按照评审专家的指引，我们花了一两年时间，除了对全书各章做了“进一步打磨”外，还补充完善了一些关键证据，对不少章节进行了改写，特别对第九章做了重点改写，并调整了一些章节的结构，强化了最后的结语，使之能够对全书起到绾结和提振的作用，以便真正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文献-传播学方法做出更有理论概括力和更具实际操作性的解释，以利于学术界的批评、吸收、甄别和讨论。

我们以修改完善后的成果申请结项，结项评审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里照录三位专家的主要评审意见如下：

专家一：

本论文的创新价值与学术价值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观念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水浒传》成书时间是长久以来学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本论文通过对百年来《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检讨，剖露出有关《水浒传》作者、版本、内证等研究存在的诸多困境，认为依靠现存的有限材料，依然无法确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作者认为，文献-传播方法乃是适应通俗小说这一特殊对象、能够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成书时间进行准确定位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者需转换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将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的抓手，运用文献-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这一历史疑难问题。作者通过对李开先《一笑散》、杨慎《词品》、陆容《菽园杂记》、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等早期传播史料的细致考辩，得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约为嘉靖三年至九年（1524—1530）之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元末明初。所论实事求是，结论成一家之言，也较有说服力，同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拓展与创新。

2.对现存《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相关文献材料作了细致的辨析工作，并对相关史实加以发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文献材料。《水浒传》自问世以来，有关作者、创作方式、成书时间等，往往歧说纷纭，真伪杂糅。本文可以说对历来《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史料竭泽而渔，并在此基础上狠下去伪存真、去疑取信的考证辨析功夫，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详实与准确的文献保证。尽管《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确定，仍需要更为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对已有相关文献的考证辨析，澄清了一些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文问题意识强，讨论问题集中，对已有的研究有所拓展与推进。论文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是一篇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专家二：

该成果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成果的研究视角比较独到、新颖。关于《水浒传》成书，一般认为是在元末明初，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前人做了不少工作，该成果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作为研究中心，对此加以考察，认为《水浒传》成书时间与其早期传播时间接近，应该是在明代中叶而不是在元末明初。这一结论虽不是首次提出，但该成果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体现出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第二，该成果的文献资料翔实。作者通过搜集李开先《一笑散》、杨慎《词品》、张丑著录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浒传》、钱希言《戏瑕》、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等早期《水浒传》传播史料并加以分析、考证，结尾附有《<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辑录》,在具体而翔实的文献材料基础上阐述《水浒传》成书时间，得出的结论有较好的说服力。

第三，该成果注重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回顾、总结，作者在绪论中间，对前人有关研究作了很好的总结。在具体章节中也有相关的内容，如，第三章《张丑著录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浒传>考辨》第一节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写作比较规范。

第四，该成果研究方法独到。首先，作者采取文献-传播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将文献资料与理论阐述相结合，对于分析《水浒传》的成书而言，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与以往石昌渝先生从《水浒传》内证的角度开展研究的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体现了在《水浒传》的成书研究方面，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其次，作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第二章第一节将《词品》和《水浒传》所载“宋江词”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说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作者注重文本细读，提炼资料和观点。总的看来，该成果的研究方法运用比较独到、合理。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成果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关于《水浒传》成书，前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或通过作者加以考察，或通过版本进行考察，或通过《水浒传》内证进行分析，本文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作为研究中心，研究视角独到、新颖，体现了很好的学术价值。

第二，该成果运用文献-传播学、比较研究、文本细读等研究方法比较独到、合理，为《水浒传》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

第三，该成果的研究将很好地推动《水浒传》成书研究乃至于《水浒传》的整体研究。

专家三：

1、 该成果符合法律要求，符合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没有发现政治方向、政治观点上的问题，不存在不宜公开出版的敏感内容，学术质量很高，写作规范，符合出版要求，可以结项并公开出版。

2、 该成果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研究者直面《水浒传》研究中的难点，通过全面、细致的文献考辨，细密分析问题之症结，指出解决问题之可能性，进而提出了极有价值和个性的判断。其论点和论断，是否为唯一结论，是否为定论，可以继续争鸣，但这种无征不信的研讨方式无疑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3、 该成果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研究者提出并运用“文献-传播学”的方法，有驳论亦有立论，更对这种方法做了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阐发，可以为文学史中其它类似现象、文本的研究提供可贵的借鉴。

4、 建议：研究者所运用的《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几乎全为学界所知，少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故整个研究从“新材料”的角度来看，尚有缺憾。明代书籍文献浩如烟海，很多子部文献、集部文献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是否有相关史料的存在，或值得努力。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此建议不足以质疑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其实，我们也深知，本课题成果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并没有提出全新的观点，因为近百年来一直有人主张《水浒传》成书于明嘉靖时期，只是这种观点的证据不够扎实充分，论证不够严谨缜密，具体成书时间也不够确切明晰，以致未能形成为学术主流意见；我们也没有提供多少新材料（当然也提供有文徵明《京邸怀归诗》之类的稀见史料），书中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是《水浒传》研究者们耳熟能详或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只是他们对某些材料的理解不够细致准确，从而影响了最终的判断。

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改善学术研究方法，将文献学与传播学有机结合，在细致而扎实的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探讨《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中所涉及的人、事、物，尽量复原这些史料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人物关系和文学生态，绝不将其做孤立的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这样，《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就成了解开《水浒传》成书时间的锁钥。因为任何一条史料都是一个场景，一种生态，一件故事，一段历史，其中隐含着大量的文学信息、文化信息和社会信息。

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媒介的，没有传播证据的作品之是否存在是一个伪命题，本不在学术研究之列；而传播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必然涉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一定会与他的家人、朋友和周围社会产生联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

因此，尽力复原文学传播的真实历史场景，就成为解读各种传播史料的基本的主要的研究目标。这不仅对于准确解读传播史料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那些纠缠不清的史料文字理解上的歧义也有实际效用。

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文献-传播学方法，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的辨析作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突破口的直接原因。我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就在这里，我们与前人研究的最大区别也在这里。希望我们所采用的文献-传播学方法不仅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有用，而且对其他通俗小说的相关研究也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并提供实际的操作经验。至于我们的研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还请读者诸君评判。

本书的出版，还获得了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正在进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支持，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室编辑精心审校，保证了出版质量。对于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和出版社编辑付出的辛劳，对于上述给予此书资助的单位和机构，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感谢！

壬寅清明日作者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