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宋庆龄：中共当年派潘汉年到上海，主要任务就有和她联系

1949年9月30日，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主席台上。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同宋庆龄在政治上的合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及其他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共产党人，立即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以国民党中执委和候补中执委的名义，联合发表《讨蒋宣言》，揭露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以下为如去注。

要说在国民党任职的共产党人，就要从从国民党的“一大”说起。和共产党比起来，国民党尽管成立的较早，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组织一直比较松散。举个例子说，直到1924年，在中共的帮助下，才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毛先生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中共的情况是：当时刚刚成立后不久，专注于领导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最主要的两次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此即“二七惨案”。经过“二七”血案，中共认识到需要寻找一个有力的同盟者，以共同战胜强大的敌人。

在中共的参加与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

孙中山主持开幕式并致开会词。谭平山作为共产党党团书记，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称之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代表们在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有代表提出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遭到了李大钊等代表的坚决反驳。

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国民党右派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由此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留下隐患。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等。

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因此，当时在国民党任职的共产党人不在少数。如去注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上升。1935年底，华北危急，日本步步紧逼，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击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迫于形势，蒋介石改变思想，开始考虑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1936年1月，宋子文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件请宋庆龄转交给中共当局。2月27日，受宋庆龄委派，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件，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具体要求。这样，因共两党中断了八年多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五项要求是：一、 停止一切内战， 全国武装不分红白， 一致抗日。二、 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 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 释放政治犯， 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 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如去注。

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为此，毛泽东在1936年9月特地写了一封信，让潘汉年交给宋庆龄。

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谈一谈”。

潘汉年到上海后，与宋庆龄取得联系，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事宜，还是开展“救国无罪”的斗争；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向南京政府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形势十分紧张。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宋庆龄的安全。10月下旬，潘汉年把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建议宋庆龄撤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报送交宋庆龄。宋庆龄对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十分感激，由于尚有工作需要处理，她一时无法离开。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战上海。宋庆龄没有和国民党高级官员西撤。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建议她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考虑后，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去香港。

在香港，她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大问盟”，以“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教济物资供应中国”。“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有效工作得到许多中外人士的响应，世界各地道义和物资的援助源源而来。在她的组织下，“保盟”把大批医药用品、通讯设备、捐款送往新四军医院、西北国际和平医院和延安。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以非凡的胆略，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30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就礼节性地拜访了当时身居重庆的宋庆龄。9月6日晚，宋庆龄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谈判代表。

9月8日，宋庆龄应约亲赴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处所——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公馆，与毛泽东会晤。当宋庆龄的轿车开到张治中公馆时，早就在寓所门前迎候的毛泽东热情地上前迎接她，然后一起到客厅交谈。

毛泽东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和开会的情景，对当时宋庆龄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同时称赞她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达到全面抗战，在国共两党之间互通情况，穿针引线，利用自己的威望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影响，功不可没。

宋庆龄说，孙中山先生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我只不过是按着他的教导，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随后他们谈到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谈到了当前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特别感谢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八年的抗战中对边区、解放区的大量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

宋庆龄表示，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保盟”当在建设方面对边区、解放区继续予以援助。当宋庆龄告辞离开公馆时，毛泽东直送到大门口，目送其轿车走远。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谈的情景时，宋庆龄说：我在重庆和他见面，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宋庆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前排右一）、吴稚晖（前排左一）等合影庆祝。参加合影的还有宋蔼龄（前排右二）、孔祥熙（二排中）、戴季陶（二排右三）、何应钦（二排左三）、孙科（二排右一）、宋子文（后排中）

<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