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刘少奇之子不被允许参加高考，他给邓小平写信：我不服气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决定把大学的招生当成工作的突破口，但当时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多不合理的招生规定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准备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到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来京参加座谈会。

8月4日，座谈会正式开始，邓小平亲自出席，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参会人员本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出乎参会人员意料的是，4天的讨论，邓小平除了两次因为重要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不仅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而且还亲自主持，大家在他的引导下，发言都活跃了起来。

8月6日，高考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在坐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被邓小平的话感染，他站起来发言：

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这是大家的心里话，但大家都不敢说，查全性替他们说出来了。

邓小平也很受触动，他对查全性说：“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

查全性继续说：

当前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还建议，从1977年起改进招生办法。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

查全性的发言结束后，得到了包括吴文俊、王大珩在内的很多老科学家的响应。

但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文件也已经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邓小平于是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查全性连忙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刘西尧也说：“还来得及。”

最终邓小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8月18日，教育部上报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校和中专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但现在决定恢复高考，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

邓小平看了报告以后，很快作出批示：

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对于各大高校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邓小平也重新进行了规定，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8月21日，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当时正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听说以后，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决定报考。

刘源出生于1951年，是刘少奇的孩子中年纪较小的一个，但刘少奇并没有因此而溺爱他。刘少奇给刘源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立出门。

刘源上中学时，为了使他受到艰苦生活的锻炼，每逢暑假，刘少奇都安排他到部队锻炼。一开始，刘源出于新奇，很是高兴。可时间一长，就感觉到有些吃不消了。因为当时正赶上军队开展大比武，他被选为特等射手，编入尖子班，和战士们一样托着砖头练射击，顶着烈日练刺杀，累得腰酸背疼。

但刘少奇没有心软，他鼓励刘源克服困难，坚持锻炼。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导下，刘源上中学期间坚持在部队过了3个暑假，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刘源还成为了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968年，刘源来到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他刚到这里时身无分文，曾去卖血换钱。村里每人每天定粮一斤一两小米，刘源根本吃不饱，有时候实在是饿极了，就到山坡上捕田鼠果腹，去地里挖野菜充饥。尽管条件艰苦，但刘源干活却任劳任怨，他每天镢犁把，拉车辕，下地比别人早，收工比别人晚。渐渐地，刘源和村里的人打成了一片。

当时村里的乡亲也穷得揭不开锅，每天的工分才几毛钱，但大家都心疼刘源。在地头村口，经常有人偷偷地塞给刘源一条红薯一块馍，还有人曾在半夜里来敲他的窗，邀他同到家里喝碗糊糊汤。

1975年，刘源拉车滚到了沟里砸了腰，得了急性肾炎。当时山沟里缺医少药，刘源只好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亲自指示调他回京治病。但刘源却没能马上走，因为村里家家排队挂号请他吃饭，谁家漏了都不行，就这样，刘源整整吃了20天！

刘源走的那天，全村百姓都站在村口为他送行，还有30多个小伙子簇拥着他翻山越岭，一直送到火车站。当列车启动时，刘源伏在窗口泪如泉涌，向他村里人大喊：“我要回来的！”

刘源回到北京后，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之时，刘少奇还未平反，刘源虽然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但还是对自己能否顺利参考有些担心。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源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了回来，理由和出身没关系，而是“超龄”。

刘源对此很不服气，当年他26岁，年龄并不算大，而且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其中肯定有不少学生比自己的年龄要大。

后来刘源曾这么回忆说：“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刘源越想越气，最后决定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请他帮忙。信是这么写的：

小平叔叔：
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把信写完以后，在信封上写上“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上4分钱的邮票，在他所住的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邓小平收到信后，马上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作出指示：同意刘源参加高考。10多天以后，刘源终于顺利拿到了在北京市参加高考的考号。

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高考分数也很不错，两个学校的分数线都过了，但北大考虑到刘源身份特殊，最终没有录取他。

在北京师范学院内部，关于录不录取刘源也有很大的争论，最后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完刘源的档案后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肾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就这样，学院将刘源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并专门为他在同仁医院安排了一场体检。幸运的是，刘源顺利地通过了体检，终于在1978年3月8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就读。

1980年，中央正式为刘少奇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此时北大专门派了一位老师找到刘源说：“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但刘源最终没有选择转校，因为他对北京师范学院一直心怀感激。

起点公平的高考，让刘源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多年以后，已成为解放军上将的刘源在回忆高考时说：“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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