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年陪父亲陈独秀度过晚年生活，建国后当窑工，毛主席特批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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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某一天，南京监狱的一间牢房内，一名刚刚整理好衣衫的犯人缓缓走到了饭桌前。

这是他特意找人买来的一壶酒和一碟小菜，只见他缓缓斟满一杯酒，郑重地举起，口中掷地有声地说：“一敬诸英烈，革命大仇今日有人报之！”

言罢就把酒祭洒于地面，接着斟上了第二杯，他颤抖着手继续举起，哽咽着说：“二敬吾儿延年、乔年，为父思之念之！”说完老泪纵横。

这个犯人就是陈独秀，当他得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联合抗日大势不日将成，他托人从狱外买来酒水告慰曾经牺牲的共产党英灵，其中就有他两个年轻的儿子。

此时的他完全不像前些年见到的三子陈松年那般严厉，当时陈松年见到狱中父亲不禁落泪，他却瞪起眼呵斥说：“没出息，男儿流血不流泪！”

然而就是被他呵斥“没出息”的三儿子却在他的晚年余生一直陪伴左右，还因为他的关系解放后当了窑工直到遇到毛主席，这一切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英雄的陈家两兄弟

陈独秀与原配夫人育有三子一女，长子陈延年与次子陈乔年在1922年的时候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并且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其父的影响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具有深刻的认识，先后归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区委秘书长兼任组织部部长，之后接任周恩来成为中共广东区区委书记。

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努力发展区内党员数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到两年时间广东的党员人数就增长近十倍，达到五千多人。

1927年4月12日，一个所有共产党员都铭记的日子，蒋介石悍然撕毁两党合作协议，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降临全国，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

在同年的6月，苏省委干部会议秘密召开，主持会议的正是陈延年，不料会议地点遭到叛徒泄露，得到消息的所有参会人员迅速撤离。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陈延年想起还有很多组织的秘密资料留在会议地点，于是只身前往进行销毁，不幸被捕。

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很快被蒋介石得知，他立刻下令对其进行严刑逼供，必须从其口中挖出重要情报。

然而经历了几天的酷刑，陈延年不为所动，不曾说过一句关于组织的秘密和求饶的话语。终于蒋介石失去了耐心，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杀一儆百！

国民党将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陈延年拉出囚房，当着监牢里所有犯人的面乱刀将其砍死。

年仅29岁的陈延年就在这一天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当陈家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奔赴上海为其收尸的时候。可恨的国民党拦住了他们，并将陈延年的尸体抛入黄浦江中。

其实在当年陈延年回国后的第二年，弟弟陈乔年也回到祖国。陈乔年并没有投靠其兄，而是奔赴北京，开展革命事业，在李大钊等党内元老的带领下在北方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陈乔年在北京工作期间，党内同志提出应该在国共合作这个时机，带领革命群众对段祺瑞的政府进行起义，推翻目前军阀统治的格局，并且建立国民政府。

陈乔年虽然年轻，但是他将目前敌我的形势给党内同志一一分析，并且指出目前我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只依靠青年学生与革命群众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另外他还对国民党上层对我党的态度表示担忧，毕竟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一直对我党都是打压的做派。

虽然现在是合作期，但是难保国民党不会起二心，如此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有些不明智。

对于陈乔年的分析党内同志还是非常认可的，不过大家讨论后认为可以做两手准备视情况而定，先组织起义之后根据国民党态度及发展事态再决定是否扩大化。

本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陈乔年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加入到行动委员会工作中，首都革命就此展开。

起义工作准备完毕后，党组织突然得到消息，国民党内部受到有心人的蛊惑，已经背叛响应起义的承诺，并且派出士兵保护段祺瑞。

得到消息的陈乔年等干部立刻通知起义人员停止行动，然而为时已晚，很多地方的同志已经带人开始发起起义，冲击向原定的目标。

陈乔年与赵世炎并没有被这种情况搞得自乱阵脚，而是当即决定带领群众冲击执政政府，另外让党内同志继续组织人员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多亏陈乔年及赵世炎的随机应变，在大游行结束之后，我党停止了起义的行动，党组并没有受到更大损失，首都革命也宣告结束。

1926年大沽口事件激起中华儿女的爱国激情，数钱爱国人士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后爱国群众们一起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请愿。

就在请愿队伍走到政府广场的时候，段祺瑞的军队竟然毫无征兆地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

随着枪声不断，许多的人死伤倒地，受到生命危胁的群众也开始乱作一团，四散奔逃。陈乔年这时站了出来，大声制止混乱的群众，并且有条不紊指挥大家有序撤退。

凶残的军人扑到群众中不管不顾得进行射击与刺杀，陈乔年意外中刀，但是仍旧一丝不苟得继续指挥大家撤离。

等到群众们都安全疏散之后，他被扶到区委带伤开完应对会议，才回去休息养伤。

1927年，陈乔年在得知其兄牺牲的消息之后，立刻赶前往上海，并且在组织安排下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他将对兄长的怀念与对国民党的仇恨全部化为工作的动力，数次冒险深入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位置，将在白色恐怖下摧毁殆尽的各级党组织又恢复起来。

当时的国民党在上海疯狂抓捕共产党员，陈乔年带着组织不断更换活动地点，与敌人展开周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28年的陈乔年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我党内部又出现了叛徒，会议地点遭到泄露。

敌人迅速将会议所在的刺绣女校包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乔年不幸被捕。

关押期间，陈乔年也同样经受了与陈延年一样的折磨与酷刑，但是他的风骨亦如其兄。在面对敌人的拷打之时，被摧残得血肉模糊的陈乔年依然对着敌人毫不畏惧、横眉冷对。

国民党最终放弃从这些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身上拷问出机密的愚蠢想法，在几天后将陈乔年以及其他两名同志推倒了枫林桥畔的刑场，在刑场上陈乔年拖着残破的身躯愤怒发声：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年仅26岁的陈乔年在他兄长陈延年牺牲后的第二年也壮烈牺牲。

对于陈家来说两年痛失两子，作为生母的高晓岚闻讯便一病不起，三子陈松年当时刚满18，陪着自己的姐姐陈玉莹来到上海给二哥收尸。

没想到当他们看到二哥那残破不堪的尸身，姐姐因为经受不住刺激，伤心过度当场昏厥，没有多久也因病离世了。

平凡的三子陈松年

陈松年的人生没有其两位兄长那么轰轰烈烈，因为在他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与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上海。而他则一直跟着母亲高晓岚在老家安庆。

3岁时的陈松年还曾经因为袁世凯派人抓捕自己的父亲，险些遭难。幸亏他本就年幼，在翻墙时掉到隔壁大婶的澡盆里，好心的大嫂装作在给自己孩子洗澡，糊弄走了追兵。

不过他伯父的儿子陈永年却难逃噩运，被当成陈独秀的儿子抓去，还坐了四年牢。

陈松年不像大哥二哥那样出国留洋，而是上了国内的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就离开了学校。

不过作为书香门第的家中，有许多的存书，陈松年在家中通苦读这些古典书文，也是学识不浅。

陈松年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是命运却让他在17岁之后两次经历了兄长的牺牲，给二哥收尸那一次更是让姐姐也搭上了一条性命。多舛的命运让陈松年总是活得小心翼翼。

1937年日本人全面侵华，在他们打到安庆的时候，已经28岁的陈松年将仅剩的家产全部搬到乡下的祠堂中。结果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经过打砸烧抢，还是将陈氏的财物洗劫一空。

那时的陈松年已经顾不上这些财帛，因为作为家中的擎天柱，他必须带着祖母、妻儿去避难。这时陈独秀也因为胡适与张伯苓的保释，脱离了牢狱之灾。

从南京监狱中出来的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的招揽，离开了南京来到了武汉。陈松年在得知父亲在武汉后，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去找父亲团聚。

于是两人书信约定在宜昌碰头，然后一同前往重庆。书信中陈松年仿佛看到不同于狱中那个严苛的长者，字里行间都是些作为父亲对儿子一行的担心与安排。

可以想象到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在失去三个孩子之后，已经一改从前那种对子女的严厉，也许这时候的他唯一想的就是松年一家及母亲的平安。

不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捉弄，一家人并没有在宜昌见面，而是几经周折才在重庆团聚。

身在重庆的陈独秀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去一个偏僻的小镇度过余生。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友邓仲纯此时正在重庆江津，于是带着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先去投奔。

然而在邓仲纯家住宿的几日，邓妻却总是对陈独秀冷嘲热讽，话语难听不堪。而邓仲纯又是一个怕老婆的男人，陈独秀不堪其辱离开了邓家。

还好得到好心人帮助，便宜租给他一个小楼安身。

陈独秀在给陈松年的信中感慨世道之艰难，又表示陈松年也可以来江津定居。不久陈松年带着一家人也到了江津，成为一所学校的老师。

晚年的陈独秀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清高，所以过得贫苦不堪。而陈松年和他的妻子则努力工作，靠着微薄的薪资奉养着自己的祖母，时常还贴补陈独秀与继母潘兰珍的用度。

不过陈松年并没有什么不满，老实木讷的他却在孝之一道上有着无比的坚持，他时常带着妻儿陪陈独秀享受天伦。

每当陈独秀见到松年一家人上门探望，他就像一个最平凡的老人开心地逗弄着孙子们。

陈松年不但对父亲孝顺，对自己的继母也是恭敬有加。要知道潘兰珍其实跟陈松年年纪相仿，但是陈松年总以母亲称之，并且教导子女要尊重他们的这位二奶奶。

陈独秀故去，松年扶灵归乡

平淡且美好的日子就这么走过了四年，1942年的初夏，陈独秀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于是将一家老小叫于床边。

先是叮嘱了自己的妻子，自己一生清白，家中放着的那个国民党给的钱万万不要动用。她可在自己走后自己改嫁，毕竟她还年轻，并且把自己这些年的稿费都留给了潘兰珍。

之后就是跟自己的儿子陈松年说道：“我走之后，找个机会把我跟你祖母带回安庆，落叶归根！”陈松年含泪应是。

没过几天陈独秀在江津与世长辞。他们先用社会各界给他们捐的善款操办了一场简单而体面的葬礼。因为当时时局动荡，于是先将他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邓燮康园地。

直到1947年陈松年才冒险将父亲的棺木带回到安徽安庆老家，与原配妻子合葬一处。

而出于谨慎起见，并没有使用陈独秀这个名字，而是用了当年父亲科举时用的陈乾生。并且一家人在此定居。

解放后，陈松年没有继续再做教师，因为陈独秀的原因，他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清苦。辗转好几个工作，最后在一家砖窑厂成为了一名工人。

时间来到1953年，毛主席乘坐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这一日来到了安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迎接主席的时候被主席特意问道：“陈独秀家里还有什么人？”

傅大章回答：“还有个儿子，叫陈松年，在砖窑厂上班，生活比较困难。”

主席听到这种情况，详细询问了原由，当得知陈松年为了维持生计竟然不得不把北京的房产变卖，立刻表示出自己的不满。

他说道：“陈独秀虽然开除了党籍，但是曾经为我党做过的贡献不可磨灭。更何况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我党最光荣的烈士，怎么能如此对待烈士家属！”

主席特别强调“对陈独秀的后人必须予以照顾！”得到了指示的安庆市领导从此每月给陈松年补助30块生活费，而且再也没有人因为他们家是陈独秀的后人而为难他们。

自古孝义难两全，陈延年、陈乔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明了对国家大义，而平凡的陈松年也用自己对父亲晚年的照顾，弥补了两位兄长在孝道上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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