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特别策划】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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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儒家经典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向国际社会、向国内的亿万民众解释：在中国高校学科体系中何以没有经学的学科地位？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理论体系来建构中国经学的理论框架，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当然，无论是知识类型、文本形态、文体风格、传播方式，还是思想构成，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都有着重要差异。因此，应在适度借鉴西方古典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经学文献、思想、制度的自身传统，既考虑世界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关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才能建构起真正反映中国经学形成、演变过程与文明史价值的经学理论体系，为包括西方读者在内的当代人理解中国经学打开门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和源头非经学莫属。“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文献。《庄子》举孔门六艺，已有“六经”之名。汉武帝时，《诗》《书》等五经相继被列为官学，由博士传授。因弟子从师研习某经，皆属专门之学，遂有“经学”之名。经学承自春秋诸子中儒家之儒学，以六艺为主要传授内容，至宋发展成理学。故儒学、经学、理学三者皆是围绕儒家六艺予以传授、诠释、发挥而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名称。经学历两千年之诠释和发展，俨然已成为一个经数递增、文本不同、注疏繁复、流派众多且积淀深厚、体系庞大的学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标志。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式。孔子的教学结合口述与文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古典学为什么重要》的小册子中，埃克塞特大学古典学和古代史教授莫利给古典学下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古典学是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及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暗示古典学研究的范围不限于希腊罗马世界，至少还应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等文明，有时甚至会包括古代印度的部分内容。虽然他后来的论述基本上限于希腊罗马世界，但今天的古典学的确较它最初产生时的研究范围要宽广得多。

随着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紧密纽带的逐渐松绑，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拉开，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具有独特优越地位的古代文明。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古典学家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开始将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从20世纪90年代起，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一个新热点。法国古典学家马尔瑟·德蒂安则进一步提出，把希腊人看成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把自由和民主说成是直接来源于古代希腊，不过是为了标榜欧洲文明传统的优越性，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史学，因此应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尤其是在比较人类学视野下研究希腊。

裘锡圭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中西书局2018年版）中指出，“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对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研究和希腊、罗马时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为基础，涵盖了对希腊、罗马时代各个方面，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的研究”，并且认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的古典学的涵盖面不必如古典研究那样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云华

新媒体编辑： 王村村 翁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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