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鲜为人知，彭德怀未被平反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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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开的一次盛会。

这是一次中央工作的扩大会议，参会人员包括中央、各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人数多达7118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们当时刚经历七千人大会是在当时依然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我们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情况有所缓解，但依然不容乐观。

要负责七千多人在开会期间的吃住，这笔费用并不低，而我们当时的财政已经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组织这么多人开会，可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公知喜欢效仿西方玩意识形态，对当时各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都打上“左”的标签。但是，只要你深入研究历史就会发现，从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实际上一直都在纠“左”，公知们却偏要说是“左”的指导思想在作怪。

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是八个字：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思想混乱，二是粮食短缺。

老人家鼓励地方干部积极行动，但是不能把这种积极行动变成向人民群众施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变成了打着为人民服务而向人民施压，那就是背叛了我们的信仰。

因此，首先要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思想通了才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为当时的粮食短缺，征购不上来，而地方干部的思想又不统一。

怎么不统一呢？举个简单的例子。

社会主义建设就像一辆马车，人民群众就像拉车的马，地方干部就像赶车的马夫，一些马夫拼命赶车，却不断鞭打拉车的马，而另一些马夫喊着车上的货太重，拉不动就不要拉了。

这两种马夫都不是好马夫，第一种马夫就是所谓的“左”，第二种马夫就是所谓的“右”。

老人家的态度是两种马夫都反对，第二种马夫不赶车肯定要反对，但是第一种马夫为了赶车而瞎指挥也要反对。

两种马夫的思想不统一，马车就跑不好，因此必须要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落到具体问题上，就是如何保证粮食征购能顺利进行的问题，这关系到6亿多人的吃饭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地方干部浮夸风、虚报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问题，对农业造成极大的破坏，粮食歉收，吃饭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城市。

城市本身不产粮食，粮食全部来自农村，而农民也没有太多的粮食，大家吃饭都成问题。

为了解决调粮的实际问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光找省委书记不够，省委书记也要依靠下面管农业的地委书记。

老人家想了想，认为地委书记也要靠下面的县委书记做工作，干脆把他们都请到一起，中央直接和各级书记谈现在粮食问题的严峻性和调粮的重要性。

城市是单位面积上人口大量聚集的地方，如果城市人口出现不能吃饭的问题，那将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容易出现街头政治。

如果这时候国外敌对势力趁机渗透进来，以粮食收买人心，只要给吃的，哪怕是一个馒头，都能让备受饥饿威胁的人们不再坚持原则，他们会忘记自己的民族，替这些敌对势力卖命，毕竟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将对一个国家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粮食是城市的生命线。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老人家决定邀请全国各地县级主要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议，这样地方上下级大多数干部都能到场，到时候有什么话也好当面直说。

于是七千多人聚到一起，就有了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伙食很一般，都是大锅菜，每桌只有两个荤菜，十人一桌，凭饭票吃饭，而且要等十人凑齐才能吃饭，如果饭票丢了也不能吃饭，中央领导也不例外，可见当时的粮食问题非常严重。

实际上，从1959年4月之后，老人家就退居二线，不在一线指挥，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与他关系并不大。如果说有什么责任，他也不是主要责任人。

但是他没有推卸责任，毕竟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是他在一线时定下来的，后面出现问题他认为自己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卸下干部们的思想包袱，老人家先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认错误。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为了鼓励与会的干部积极发言，让大家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营造轻松的讨论气氛，老人家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关于庐山会议上反右倾的问题，老人家又表示，前一段反右倾，很多人挨了批评，气不顺，咱们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实际上，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人家没有追究地方干部的责任，反而做出了让步。

老人家在七千人大会上基于当时的情况，特别谈了几点内容。

第一点是民主集中制。

这一点实际上是针对地方干部瞎指挥的情况，实际上这三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第一书记个人的意见成了当地的政策指示，脱离了集体领导，像浮夸风、虚报风等明显是错误的做法，却还要胡来，这就破坏了民主原则。

老人家特别强调，我们的民主不仅是干部之间的民主，更重要的是对群众民主，不要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实际上群众的智慧不亚于个别干部，应该让群众反映他们的想法，表达他们的心声，而不是压制人民群众说话。

集中则是干部要形成统一意见，不能各自为政，最终因为意见不统一，变成第一书记说了算。

实际上，老人家其实告诉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方法，是先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收集群众的意见，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问题的关键，再由干部集体讨论研究，最终形成统一决策，然后再反过来告知群众，我们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准备这么干，大家看能否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第二点是阶级问题。

老人家认为阶级依然存在，有些人是身在无产阶级，但心在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他要打倒的修正主义，这些人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对待这类人要注意工农阶级联合，对中间派进行团结，而干部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共产党人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老人家为什么既要纠“左”又要反“右”，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干部都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个问题是认知问题。

老人家实际上指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实际上是干部一不下去做调查研究，二不借鉴苏联已有的成功经验，三不听专业领域的专家意见。

但是，老人家指出的这些问题采用的都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因为当时地方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些还是半文盲状态，你不能指望他们有高深的理论素养，同时又不能往他们头上泼冷水，只要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应该鼓励，出现问题我们加以纠正，但是不能打击。因此，要让很多还半文盲状态下的地方干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个问题是共产国际问题。

老人家明确指出苏联过去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借鉴，但是苏联现在被修正主义篡权，这就意味着苏联现在的经验和模式我们不能参考，我们将要独立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之路。

第五个问题是团结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互呼应，要让别人充分发表意见，不能打击报复，老人家特别强调，不能随意捕杀，不能给别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只要别人愿意改正错误，就应该采取宽大的政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能力还行就应该让他继续工作，发扬民主团结的精神，最终要达到统一思想。

大会从1月开到2月，参会的人在北京度过春节，最终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老人家在大会上的讲话，还专门提到对于之前处理错误的情况，可以平反，可以赔礼道歉。

然而，彭德怀没有参加大会，他当时在吴家花园种地，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也没能躲过一项更大的罪名。

当时的一线领导在会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原因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这才有了后来彭德怀为自己申述的“万言书”。

实际上，不给彭德怀平反的并不是老人家，老人家认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都可以平反。

从郑州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老人家一直都在纠“左”，公知偏要污蔑老人家极“左”，并且污蔑“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存在，强调主观意志，违背经济规律，是造成当时国民经济上不去的原因。

对于公知的论调，只能说他们都是信奉西方教科书上的说辞，却根本不顾当时的实际现状。

按照西方教科书上的逻辑，当时困难时期就应该解散人民公社，让市场来决定出路。

所谓的市场就是让自由主义泛滥，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加以引导和管理，让市场来调配资源。

但是当时苏联逼迫我们还债，我们的财政已经出现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资本，如何让市场起作用？难道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各种物资短缺，你还敢滥发货币？

我们既没有外援，也没有资本，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不靠我们自己激发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拼命在土地上创造剩余价值，如何应对外部复杂的国际环境？

美国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苏联后来也成了社会主义帝国欺压我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你还能等经济规律慢慢来调配？

人民公社一旦解体，我们靠什么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何维持住苏联因为抗美援朝给我们的军重装备线？如何支撑“两弹一星”的研究投入？如何解决危机中大量人口的就业和安置问题？如何组织群众修建8万多座水库就难以应对类似三年困难时期的旱情？如何供养赤脚医生来进行农村合作医疗？这些问题的解决，难道不是靠人民公社来完成的？

今天公知们坐在办公室里享受着过去留下来的红利，却拿西方的教科书来总结我们过去的发展，不尊重当时的历史背景，不结合国内和国际形势，不以自己国家的国情为基础，到底是谁有问题呢？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四清运动：文革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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