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科长遭打劫，果断掏枪还击，12名土匪跑漏一个，坏了大事

作者：武陟东旭

1936年3月的一天，陕北定边县学庄乡的耿庄村一带出现一支神秘的骆驼队，一行6人。

他们拉着十来峰骆驼，背上驮的都是羊皮和羊毛。

领头的人是“一号叛徒”顾顺章曾经的好兄弟和连襟，名叫谭忠余，当时27岁（顾顺章1931年叛变，1935年亡）。

他独自来到村口，向路边一个行人问路。

之后，他返身压低声音对5个同伴说：“距离延安只有200来公里了……”

大家听了，都面露喜色，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危机悄悄降临。

就在谭忠余问路的时候，他的一口上海话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谭忠余一行继续赶路，那人却鬼鬼祟祟离开，向他的上司报信去了。

土匪武装

谭忠余，上海宝山人，家境贫寒。

12岁那年，为了生计到一家米店里当学徒。

在米店，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在那里打工的顾顺章。

顾顺章很仗义，谭忠余饿了，他会给吃的，受欺负的时候也会站出来保护他。

后来，顾顺章加入组织，在北伐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成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谭忠余一直追随自己的这个好大哥，不离左右，也参加了革命。

1927年底，特科成立，顾顺章成为三科（红队）负责人，谭忠余成为其得力助手。

二人情同手足，患难与共，堪称生死之交。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顾顺章还把自己的小姨子张爱宝介绍给了谭忠余。

谭忠余

三科又叫行动科，一个重要任务是锄奸。

作为特科的骨干分子，顾顺章领导的所有锄奸行动，谭忠余几乎都参加了，表现很出色，受到周公和顾顺章的表扬。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之后叛变投敌。

谭忠余心情沉重地对妻子张爱宝说：“姐夫当了叛徒，希望你能跟我配合，除掉此贼。”

“想让我姐当寡妇，亏你想得出，你还算人吗？”张爱宝歇斯底里地喊道。

“爱宝，我不是六亲不认，而是革命更重要；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们的夫妻缘分到头了。”谭忠余难过而坚决地说。

说实在话，谭忠余和顾顺章情同手足，让他和对方为敌，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对妻子更是一往情深，要和她分手，像要挖他的心一样。

但是为了革命，他情愿做出牺牲。

对谭忠余的表现，周公很欣慰，对他充分信任，继续重用他，提拔他担任了副科长。

此后，谭忠余更加努力工作，屡建奇功。

1932年初，谭忠余遵照指示，到苏联学习深造，一学就是4年。

1936年3月，谭忠余和6名同志启程回国。

他们装扮成商队，赶着十几头骆驼，携带着文件和电台，千里迢迢进入中国，奔向延安。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在定边县却出事了。

无巧不成书，谭忠余问路的那个人，恰好是定边土匪头子武占奎手下的一名喽啰。

武占奎生得身高马大，一身蛮力，不务正业，好逸恶劳。

依仗着自己学过武术，他在家乡结交了一帮混混，危害乡里，为非作歹。

当地百姓提起他，无不恨得咬牙切齿，有民谣为证：“夹棍的菜，老百姓的害；阴间的厉鬼，阳间的武占奎。”

把他比作厉鬼，人们对他的憎恶，由此可见一斑。

武占奎纠集自己的喽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伙匪徒掳掠奸淫，无恶不作，毫无底线。

土匪所在的定边县，在陕西省的西北部，榆林的最西端，有“三秦要塞”之称。

这里过往客商络绎不绝，给这伙土匪打劫创造了条件，他们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有了上千人。

蒋军的官员和武占奎蛇鼠一窝，竟然将他招安，安排他当了区长和民团的团总，成了拿着“营业执照”、头戴“乌纱帽”的土匪。

书归正传，那个小土匪听到谭忠余是南方口音，又见他一行人赶着十几头骆驼，带了那么多皮毛，随即兴冲冲跑去向匪首武占奎报告。

武占奎一听有生意来了，像猫儿闻到了腥一样兴奋，当即决定干一把。

他听说对方只有六个人，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派了12个人前往。

土匪随即拦住了去路，开始拦路表演：“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钱。”

如果谭忠余拿点钱财打发一下，兴许就过去了。

但对这些小毛贼，谭忠余不屑一顾；想当年在上海，自己干的是锄奸的活儿，枪法过人，死在他枪口下的汉奸叛徒不计其数。经过了大风大浪，怎么会把这些小土匪放在眼里？

想想也是，赫赫有名的锄奸英雄，怎么会向小毛贼低头？

谭忠余厉声喝道：“朗朗乾坤岂容土匪横行，还有没有王法？”

土匪霸道惯了，根本不吃这一套，为首的小头目用枪口指着谭忠余吼道：“俺的枪就是王法，不给钱，休想通过！”

谭忠余冷笑道：“给钱可以，要问问我身上的伙计答应不答应。”

小头目听了一脸迷茫：“你的伙计？”

说时迟那时快，谭忠余刷的一下从腰间掏出两把手枪，对土匪扣动了扳机。

一阵激烈的战斗后，地上躺了一地尸体。

谭忠余没有注意到，一个土匪在战斗时，见势不妙悄悄溜走了。

小土匪慌慌张张、气喘吁吁地向武占奎报告：“不好了，我们的弟兄全被人干掉了。”

武占奎一听大惊，急忙集合队伍，气势汹汹到东去的必经之路，将路口堵住。

谭忠余见前面有人杀气腾腾拦住了去路，这才明白那些被打死的土匪还有同伙，心里暗暗叫苦。

他环顾四周都是荒漠，村子也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根本无处躲避。

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耿庄村南头一座丘陵（名叫喇叭山，战斗发生在丘陵下的柳树涧堡）。

于是，他招呼同伴迅速将骆驼赶往柳树涧堡，居高临下打算死守。

与此同时，他向延安发报说遇到了险情，看能不能动用附近力量救援。

尽管谭忠余枪法如神，同伴也身手不凡，但是敌众我寡，他们携带的子弹也有限，因此很快陷入困境。

谭忠余毕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面对险境并不慌乱，冷静地做了一项决定：向敌人妥协。

他向土匪喊话：“兄弟，别打了，我们是胡长官的人，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给。”

谭忠余口中的胡长官，说的是陕西王胡宗南，他是想先唬住对方，停止攻击，然后拖延时间，争取援兵。

一说胡宗南，武占奎反而更顽固了，因为胡宗南是天子门生，嚣张无比，即使放了这伙人，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既然如此，还不如斩草除根，神不知鬼不觉。

土匪就是土匪，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

武占奎随即说：“既然你们是胡长官的人，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来一个人谈谈吧。”

武占奎并非真心谈判，他是顾忌对方枪法，想骗一个人过来谈判，那样就少一个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冒险去谈判，才可能有机会脱险，谭忠余决定独闯虎穴。

他做了最坏打算，让同伴将携带的文件和密码本全部销毁，把电台砸毁，然后赤手空拳来到丘陵下。

还没等他站稳，七八个土匪一拥而上，将他紧紧抱住，捆绑了起来。

其余的土匪则一起呐喊，冲向喇叭山，其余几个同志寡不敌众，全都牺牲。

话分两头，延安接到谭忠余的求救信号后，立即安排救援。

恰好，三边特委军事部长刘景范率独立团在靖边县新城堡一带活动，距离耿庄村只有几十里路。

可惜，他们马不停蹄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

如果谭忠余不去跟敌人谈判的话，兴许就能等到援兵，化险为夷。

然而，没有如果。

刘景范听说谭忠余落入魔爪，赶紧向上级汇报，看能否通过其它途径把这个高级干部营救出来。

当时，武占奎并不知道谭忠余的身份，但从对方携带的物品来看，不是等闲之辈。

马蜂窝已经捅下，他没有退路，只能将谭劫持到定边城里。

这时候已经是1936年6月，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已经踏上了西征之路。

延安接到刘景范的通报之后，当即命令红15军团78师组成的右路军攻打安边城，把安边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师长韩先楚派人喊话，要求伪县长和三边民团司令张鸿儒交人。

韩先楚

伪县长这才知道谭忠余的身份，将其押上城头，企图让红军产生顾虑，放弃攻城。

谭忠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对着城下战友高喊：“向我开炮，打死这些土匪！”

一旁的武占奎气急败坏，开枪将谭忠余杀害了。

韩先楚见状，怒目圆睁，咬碎钢牙，下令攻城。

红78师将士呐喊着冲了上去，攻破了定边城，全歼城中守敌，为战友报仇。

只可惜，匪首武占奎在战斗没有打响前就逃之夭夭，因为他的部队并非守城主力。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的武占奎于1949年落网，次年5月被公审后处死。

遗憾的是，谭忠余英年早逝，年仅27岁就牺牲了，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