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渭和傅山的人生经历看人格修养与书法创作的关系

叶怀卿/文

摘 要：透过历代书法论述与社会品评风气可以发现，古人对书家的书法艺术进行评价时，人格修养往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书法家徐渭和傅山，因其不同的人生经历，塑造出不一样的人格修养，书法风格迥然而异。艺术源于生活，书法作品是书者人格和心性情感的真实反映，书法艺术创作反映其人格修养。人格修养不断提升，书法创作才会有创新，最终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书风，以人格修养彰显书法艺术创作。

关键词：人格修养；徐渭；傅山；书法创作

1 徐渭和傅山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格修养

1.1 徐渭的人生经历和怪诞的人格修养

徐渭(1521-1593)，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等。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也是继王九思、康海之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最有影响的杂剧作家。他才艺俱佳，在书画、诗词、戏剧等方面均颇有建树，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的绘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开创了一代画风。

徐渭出生在一个趋向衰落的官宦家庭，父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后，便在其出生满百天时去世。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是徐渭年幼时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嫡母苗氏一直将徐文长当亲生骨肉抚养并寄予厚望，于是在徐渭十岁那年，将他的生母逐出家门。幼年夺母无疑对他打击很大，同时由于徐渭是庶出，两个嫡长的哥哥又比他年长数十岁，因此徐渭从小在家中的地位就远不如他的哥哥们。徐渭曾在科举考试的复试中给督学官员上书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可以看出他悲凉的心境。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潘家，成长的坎坷境遇以及生活的不自在使他养成了执拗和偏激的性格。尽管他天资聪颖，八岁时就擅长作八股文,人称绍兴“神童”，对功名利禄充满了向往，但自负自傲的性格让他在科举上屡次受挫，二十岁乡试时只中了秀才，直到四十一岁，徐渭前后参加了八次科举也始终未能中举。中年时他曾入胡宗宪幕府当差，协办抗倭事宜。侦察敌情参加剿寇战役颇有建树，可惜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胡宗宪作为同党被捕，徐渭骤然失去了靠山。由于其生性偏激连年应试未中，同时他担心胡宗宪被捕会遭受牵连受到迫害，因此对人生彻底失望，用斧击、穿钉、碎肾等手段自杀九次未果，最终在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续妻不贞将她误杀而被关入监牢。晚年，得力于皇帝大赦之机获释。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遂不再有仕途抱负，出狱后在浙江一带游历，常游山赋诗，结交了许多诗画之友。年轻时徐渭好与友人谈论国家政事，晚年时期常想起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越发讨厌富贵者与礼法之士，与之交友者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徐渭一生不知汇聚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晚年身患疾病以卖字画为生，直到不能创作字画，生活更为贫苦，直到去世。

徐渭一生经历了这么多惨痛的遭遇，致使他的思想行为激烈狂放，这对他的书画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如他所提写的墨葡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诗句表达了他放荡不羁、愤时嫉俗的情感，失魂落魄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这首墨葡萄诗，是他人格修养的象征。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记录了梅客生的评价：“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3]徐渭的狂草与传统经典书法讲究正大、静雅的风格截然相反，书风狂肆险绝，是消遥书法的显现，给人以似书非书、似画非画的感觉，具有无限遐想和荒诞诡谲变化的趣味。徐渭创作的书法具有强烈宣泄的意味，这与他的绘画将一年四季花卉出现在同一画面上所体现出的荒诞性是相通的，这种特殊的嗜好与精神方面的病症，对其书法创作中的用笔、结构、墨色等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追求背叛传统经典，寻求怪异的艺术审美倾向与晚明的“尚奇”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也与他命运多舛及狂放的心态息息相关。这一审美心理与人生遭遇所形成的人格修养，充分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如徐渭所作的杂居《四声猿》中写道：“借彼异迹，吐我奇气”，藉“异迹”以宣泄、抒发其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3]的思绪。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徐渭的书法作品既体现了时代特征，又展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情趣与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是文化无意识的承担者。徐渭的书法作品超越了他在创作时的自我意识，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说徐渭的书法就是他生活境遇和那个时代的象征，这是徐渭书法艺术所存在的更为本质的特征。

1.2 傅山的人生经历和傲骨的人格修养

傅山(1607-1684), 山西太原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书法家。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 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侨松等。

傅山的个人经历与八大山人一样是由明入清的遗民，同时从小就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修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经历了清军的关押、改朝换代等巨大变革，从思想、情感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他对前朝有着至死不渝的爱国气节，不愿臣服清代的统治，怀有愤世嫉俗的情感思想。生活在明代时，傅山学习书法书写技巧非常推崇赵孟頫“妍媚”的书风，从而以赵孟頫为师。但当他亲身经历国破家亡之后，他对赵孟頫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傅山认为赵孟頫是宋室宗亲，是由宋进入元的遗民，因其书法得到元仁宗的器重就为元朝效力尽忠，这种行为让傅山觉得赵孟頫是随波逐流之人，不具有爱国的人格修养。于是傅山不再追随赵孟頫的书风，开始转变书学思想。傅山经历了亡国遭遇之后，他一心想复明的爱国政治抱负，逐渐形成了其书法艺术创作风格，如他的《四宁四毋》“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4]。这种观点在近代学者有人为是“丑书”的说法，其实从中能明确看出是对赵孟頫妍媚书风的批判，认为赵书“流软”“浅俗”不可学。傅山不再追求赵孟頫圆转流利、柔婉无力的书风，从此在其书法创作中追求字体的“风骨”、作品的“骨气”。

在经历改朝换代的遭遇后，傅山通过自我改造形成了他在书法上强调情感的表达，从而修养成自由人格，这也是中国人格文化的一种表现。然而他“拙、丑、支离、真率”的书法审美观的确立，不仅体现出追求天真自然，崇尚书写襟怀，注重气骨，同时也表现自己政治立场和人格修养，这是一种审美移情的表现。审美移情是审美欣赏与创造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审美移情是人在审美中将自己的情感情绪投射、移置、倾注于对象，使对象也具有与自己相同、相通的情感情绪[5]。

2 人格修养对徐渭和傅山书法创作的影响

2.1 不同的创作风格

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徐渭与傅山二人有着不同的人格修养与处世风格。徐渭生平狂放不羁，书法创作中对草书有着独特的情怀，他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章法、自成一派，因此在徐渭身处的年代，他的书法风格尤为突出。在学书过程中，王羲之、米芾对徐渭的影响最大，他常临摹王羲之的法帖，并取法宋人米芾、黄庭坚的笔法，所创作的狂草气势连贯、磅礴大气，这种奇特的书写风格开启了晚明“尚态”的书风。尤其是徐渭创作的大轴中堂行草书，看似破坏了传统的笔法，实则对书法创作过程中的笔法进行了改造。在书法创作方面，傅山同样颇有建树，和徐渭一样草书是其擅长的书体，傅山的草书多学颜真卿，这与他崇尚颜真卿的品行与忠贞的性格不无关联。与徐渭不同的是，傅山的草书下笔果敢有力，字与字之间相互贯通，整体美观且富有浪漫的意境，也不失章法。除了草书之外，傅山的小楷更令人称道，他的小楷字形端正、简洁大方、遒劲有力，作品《千字文》是傅山小楷的代表作。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性格差异下，可以看出徐渭的书法创作风格是感性的，与之相反的是，傅山的创作更为理性。徐渭注重书法创作的形态，不拘泥于章法，傅山注重书法创作中字体的连贯、一致性。

2.2 相近的书学思想

徐渭的思想受到道家、佛家和心学的影响，他十岁时便研读老庄，先后拜师道士蒋鳌，王阳明的弟子季本，王畿和禅师玉芝上人。傅山幼年时便深受儒家学说熏陶，二十岁后对佛、道兴趣渐增，入清后，傅山于1644年在寿阳出家为道士。他又曾以佛义释庄子，且自称“老孽禅”，写佛经的书作也颇多。

两人的思想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徐渭不媚于权贵，钟爱自由，傅山忠贞爱国，反清复明，这是时代潮流的发展，也是他俩人生经历和人格修养的体现。徐渭与傅山思想中的相似性反映在他俩的书学思想中，他们书写的草书都具有狂放的视觉冲击力，徐渭谈书法主张运笔的自由，字形的张力，崇尚自然天成的书写方式，去除媚俗，这和傅山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语境不同但涵义一致。徐渭与傅山二人结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与自身的人生实践经历以及个性，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书法风格。

2.3 价值取向的差异

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到顶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艺术与思想上敢于打破传统的创新，徐渭与傅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离经叛道的书法风格为后世的书法创作带来了一条创新的道路。由于两人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因此在创新的基础上，书法创作的价值取向也有所差异。

亲情的缺失、仕途的不顺使得徐渭性格怪异，在书画创作时他敢于打破传统书写的布局、章法，让作品看起来杂乱无章，呈现出玩世不恭的创作心态。这种手写我心的书写状态使其作品成为他内心世界表现的最佳工具，体现了徐渭对物质财富的不屑，对官场仕途不热衷，对文人士大夫理想境界的追求。作为由明入清的书家，傅山的书法创作也是敢于打破传统书写的工整和布局，所创作草书线条夸张、字体变形，表达自我的情绪，与对文人世界有着偏执追求的徐渭相比，傅山的书法创作中融入了他对家国情怀的情感和风骨气韵。二人的书作都是个人情感与艺术碰撞的产物，只是价值取向略有不同。

3 人格修养与书法创作合而为一

3.1 书法艺术创作反映人格修养

从徐渭和傅山的人格修养与书法创作的关系看，书法艺术创作反映其人格修养。《诗大序》中有关诗抒情本质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表明“情”与“志”皆由心生。在传统儒家话语中“情”“志”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正如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是，“情”与“志”的侧重点不同，“情”是发自本性的感情，而“志”则是合乎理性的意志。近代学者方东美即认为，“心”是一切精神活动的综合，可从“理”与“情”两方面来观察心所发泄的生命功能[6]。内心的想法与流露就是人格修养的表达，孙过庭曾言“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是对盛熙明的“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于中而形于外，得于心而应于手”观点的阐述。因此，诗书皆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身心思想，也就是人格修养。因此书法要“书写我心”，书写出人格修养。

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论述了“画字”和“写字”的区别，其论曰：“上世结绳而治，自伏羲画八卦，而文字兴焉。故前人作字，谓之画字。……后人不曰画字，而曰写字。写有二义。《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也。置者，置物之形；输者，输我之心。两义并不相悖，所以字为心画。”[2]717由此可见，书法是一种“输我之心”的“心学”，也是输入人格修养的艺术。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中也提出这一观点：“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着，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7]大意为“心”体现出人格的修养，如果人格修养不好，那么他的书法也不会比他的人格修养好，这就是强调人格修养的魅力所在。陈独秀自言“书法由来见性真”，亦表明书法作品是书者人格和心性情感的真实反映。

3.2 人格修养彰显书法艺术创作

从徐渭和傅山的人格修养与书法创作的关系看，人格修养能够彰显书法艺术的创作。在漫长的书法史发展过程中，对书法作品的评论也以书家品性作为主要论点，如宋代朱长文曾言：“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与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2]318认为人格修养与书家的书品相得益彰，书法可以反映一个书家的个人修养和情感。贤达的人和不肖的人都可以学习书法，但贤能的人能工者居多。北宋欧阳修最推崇唐代书家颜真卿，其在《集古录跋尾》曾说：“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划。”[8]可见欧阳修极为认可颜鲁公忠臣烈士的品行和高尚的人格气节，认为其书法作品就如他的为人一般，拥有“刚劲奇伟”的品行修养。明代陶宗仪在论书时也强调书如其人，认为书家品行品德的修养对于书法创作有默转潜移的影响。由此可见，从历代书家创作的书法作品可以窥见其人格修养，而人格修养亦是古代书法评价的重点之一。年幼时的朱熹曾受到父亲的教育“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正如常言道，人正心才正、笔才正，这也就是学艺先做人的道理。因此，对于书法爱好者和从事书法研究的学者而言，需要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在师古的基础上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这样的书法创作才会有创新，才能体现生命力，达到人品与艺术交映生辉的境界，从而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书风。

4 结论

艺术风格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背景、社会风气、生活经历、文学修养等，其中“生活经历”对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不同的生活经历会产生独特的艺术语言，每种新的艺术语言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群体艺术实践与探索的结果。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方面，他认为艺术家的“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染)这四大因素会直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性格和创作的作品，成为艺术家风格形成的最主要因素，而这四大因素都与艺术家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其作品的艺术风格无不烙上生活的印迹。因此，艺术风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艺术家人格修养的体现，所谓“风格即人”也。

参考文献:

[1]程大利.笔墨文化谈:在2015年徐州观摩展暨艺术沙龙上的系列谈话[J].书画艺术,2015(10):24-28.

[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袁宏道.徐文长传[J].美文(下半月),2018(1):28-29.

[4]王京陶.《四宁四毋》的当代呈现[J].中国书法,2015(11):194.

[5]徐德清.美不胜收美学趣谈[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50.

[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41-142.

[7]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804.

[8]高榕.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节选[J].大学书法,2019(2):81.

（孟云飞转自《蚌埠学院学报》 2021年第4期 P5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