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为何不好当？为何改开前的历任总参谋长都“出了问题”？

盘点建国后到改开前的历任总参谋长，我们发觉这样一个怪现象：几任总参谋长都“出了问题”。第一任总参谋长徐向前一直没有到任，再加上代总长不算的话，那么从第二任总参谋长粟裕开始算起，到黄克诚，到罗瑞卿，到黄永胜，最后到邓公，没有一个在任内能够独善其身。

粟裕是于1958年军委反教条主义会议上挨批并被解职，黄克诚是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挨批并被解职，罗瑞卿是于1965年受到专门的批判并被解职，黄永胜是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挨批并被解职，邓公则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批并被解职。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为何他们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在总参谋长任上“出了问题”呢？

其一，总参谋长是军事最高幕僚长，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因此在那个政治运动较多的年代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军队自从创立司令部、设置总参谋长这一岗位以来，总参谋长是军事最高幕僚长的这一职务属性，决定了其在军队中绝对是个位高权重的职务，绝对是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我们看，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时，他同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要职；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时，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邓公1975年复出，他除担任总参谋长外，还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特别是周总理有病期间，他有相当一段时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既然是最高军事幕僚长，既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那么总参谋长在那个政治运动较多的特别年代，第一便有个政治立场和“选边站队”问题，很难做到保持中庸。这便如黄克诚一样，他是庐山会议后期才参加会议的。要他参会，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总参谋长必须站出来表态，必须按照上面的意思来批判彭德怀。然而，刚正不阿的黄克诚根本不吃这一套，最终他因对彭德怀表示同情和理解，也遭到了批判，甚至被划入了彭德怀的所谓的“反党集团”。

黄永胜的例子有些特别。他号称是林彪的“四大金刚”之首，绝对是林彪的嫡系爱将。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作为总参谋长的他，以军委办事组组长的名义牵头，这实际上等于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时可真是风头无两。然而，“九?一三事件”一出，林彪倒台，黄永胜自然跑不了挨批被解职的政治命运。

其二，总参谋长是军事工作的总牵头人，表面上虽是武将，但需和谐各方的工作性质要求其必须兼具文官的属性。

对于总参谋长的文官这一内在属性，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说过这样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咱们的总长，讲来是武将，实际是文官”。既然有文官的属性，那就要求总参谋长既要有武将的机断果决，还要有文官的内敛圆融。

以粟裕为例，他在组织指挥打仗方面没得说，是全军公认的战神级人物。但在高层和谐方面算不上他的强项。也正是基于此，他得罪了“两个半元帅”。特别是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够理想。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在1958年挨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

罗瑞卿按说综合和谐能力很强，战争年代主要干政工，解放后当首任公安部长，后又当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但最终还是在和谐上出了问题。他原本是红一军团出身，曾是林彪的老下级。他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推举的。然而，在林彪养病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让林彪觉得罗瑞卿与贺龙走得很近，怠慢与疏远了他。最终，在罗瑞卿本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打倒。

其三，总参谋长是最容易被人“盯住”的一个重要岗位，其言行往往容易被放大，稍不注意便容易在政治上出现闪失。

邓公1975年复出担任总参谋长和中央副主席期间，以非凡的政治胆量和勇气推进国家和军队各项工作建设及改革。因此，他也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一方面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另一方面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上线。最终，邓公在那些人炮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被打倒。

给粟裕扣的“帽子”，无论是“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也好，还是“争要兵权”也好，还是“里通外国”也好，看似“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批判之词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被无限上纲上线的结果。

至于黄克诚1959年庐山会议被批，可以说黄克诚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无论所说的话也好、无论是政治表态也好，应该说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高尚品质。然而，他的发言被无限解读和放大，最终被诠释成与彭德怀是一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国后到改开前历任总参谋长都“出了问题”，这一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