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被确诊癌症,在朋友介绍下我赴日求医,竟是走进了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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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雪(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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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来特别费劲,平时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觉都只能右侧躺着,该怎么办?”

大海爱钻研,悉心照料母亲20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医生,啥都懂点。听我这么一说,他铁口直断:“你这是肩周炎,调整下睡觉的姿势慢慢就好了。尽量平躺,左右侧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仅左肩左臂越来越疼,就连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平躺。我从小身体好,没咋得过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没进过医院,对于疾病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只觉得这肩周炎需要时间,仍咬牙坚持着。

到了10月,因为坚持运动加上配合着自创的“拍打治疗”,我觉得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与常人无异,但这时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觉不妙,勒令我假期结束必须去医院检查。

国庆长假一过,我们到本地最好的A医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结果的时候,医生让老婆靠近电脑,开始窃窃私语,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麻烦了。

回家路上,老婆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我问她:“你说实话,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轻松地点点头:“现代医学发达,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没啥了不起的。”

我顿时发起飙来:“不可能,我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

闹了会儿,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后,安抚了一阵,马上给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纪大了,不敢惊动他们。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赶,到我家时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轮番劝说下,我总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实。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复查,不行再去北京复查,现在我决定:就在本地复查一次,不折腾了。

第二天,我去了B医院,我姐朋友W在那里当院长,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说,“肺癌没得跑”,“赶紧把烟戒了吧”。然后又建议我去A医院做PET-CT,还介绍了他在那里的同学R医生:“PET-CT最准确,我们市只有他们那里才有这个设备。他们有钱得很,一下子买了两台,一台都要好几千万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价,没得商量,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一听这价格,我肩膀手臂后背哪儿都不疼了,只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来。

PET-CT结果出来之后,R医生给出最终结论: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疗。

A医院在我国西南地区声名显赫,附近几个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难杂症都会纷纷涌来,这里的肿瘤科住院楼一直人满为患。即便贵为该院王牌医生,R医生在“病床紧张”面前同样一筹莫展,只能让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说“正常情况下三四天之内肯定能入住”。

当晚,老任夫妇请我们两口子吃饭。老任是我高中同学,毕业时通过“招干”考进了检察院,前些年坐过一个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实权的位置,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只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线了。他和我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确诊后通知的唯一一个同学,此时请我吃饭,自是为了安慰我。

听说我住不进去医院,老任笑了,说他正好有个亲戚在A医院肿瘤科负责放疗,可以请他帮个忙。他当我面给亲戚打了个电话,5分钟不到,我姐的电话也来了,说R医生通知她,让我今晚务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办入院手续。

于是我就住进了A医院肿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间病房,有9张病床,9张陪护椅——这些陪护椅,白天基本上是给需要输液但没有病床的“门特病人”用的(“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是指病情相对稳定,且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晚上则是病人家属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时常拥挤着小30个人,不夸张地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太受得了房间内交织着悲伤、绝望与些许欢乐的嘈杂,到快中午时,实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2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这一住院,肯定是没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负责任一点,赶紧把工作辞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即给荣荣发消息,说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从现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时再重新合作吧。

荣荣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时我们是合作伙伴,亲密无间,一起做出过一些成绩,然后就各奔东西——她远赴日本发展,我则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为儿子快要上小学,我决定来年回四川老家让儿子提前熟悉环境。这时荣荣找到我,说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来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于是,2017年3月,我将“北京-老家”的行程改为了“北京-东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几天,和荣荣和她老公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顾问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这段合作持续了4年多,如今,也该结束了。

很快,手机不停响起来,一看是荣荣发来了好几条信息,“领衔”的是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转账,写的是“安心治病”,下面是一堆语音,自然都是围绕着我的病情展开,让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来——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语音聊了一会儿,荣荣突然想起一个叫董青的同胞——她在东京有一家餐厅,董青经常带朋友去那里吃饭,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这个董青在日本做高端医疗的中介,是“董董医疗服务平台”的负责人,荣荣让我等一下,先别睡,她去问问董青,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赴日治疗。

没一会儿,荣荣的语音又来了,让我把CT报告、病理报告等发给她,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就看到手机上都是荣荣的语音留言。她说董青会给我提供东京最好的医疗资源,一定能彻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说让我尽快去办赴日医疗签证,“千万不要耽误了”。

我赶紧回话感谢荣荣,但也表示我不会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国内也能治好。荣荣的语音很快又来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须来日本治疗,不要担心费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她一力承担,“你们绝对不用花一分钱”。

我非常坚决地谢绝了荣荣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释说:“这个人情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的几天,我住进医院,开始了放化疗同步治疗。做了几次放疗之后,无论肩膀手臂还是后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谁都快,医生护士都把我当家属,没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来的化疗难受得要命,我咬牙坚持过那几天之后,跟R医生说:“我再也不做化疗了。”她说:“你放疗效果很好,但化疗也很重要,至少还要再做一次。”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绝对不多做了。”

我对化疗的抗拒,荣荣很快就通过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来劝说我,说日本那边的免疫疗法特别好,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疗,“不用承受无谓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乐而不为?”她还强调,董青那个医疗服务平台是日本大使馆官网推荐的、具有“身元保证资质”的机构,由它给我们提供在东京医疗相关的服务,可以绝对放心。

“身元担保资质”其实是一个日本官方性质的牌照。日本政府规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须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担保资质”的机构开具的“身元保证书”。据网上查证,想要获得这种担保资质牌照并不容易,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审批,审核还挺严苛。

一番了解后,老婆显然是动心了,开始顺着荣荣的话一起劝我。荣荣还再三跟我强调,日本治疗的费用比国内还要便宜,且不由她个人出钱,而是由公司出钱。

两人一唱一和一周后,我终于被说服了。处在待孕的关键时刻的荣荣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个群,开始着手办医疗签证:“你们去办吧,我负责出钱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疗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惨淡,对我这一单自是非常重视,荣荣在费用方面有求必应,大家办起事情来效率自不用说。

11月28日,重庆领事馆通知老婆:签证下来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递过来。接到电话的时候,老婆正陪我在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散步,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机,突然跳出一条新闻:因奥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将从12月开始封国。老婆赶紧跟重庆领事馆联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只能告诉我们,保险起见,还是到时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为我们不能立即出发,而签证只管3个月。

3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疗和33次放疗之后,我出院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丝毫异样,平躺着侧躺着都能睡,上下楼梯和走医院里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轻松。

临走前,我问R医生饮食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严禁抽烟喝酒。我又问运动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不要过度。最后,她跟我说:“你的一切指标都非常好,接下来只需要做免疫治疗,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出国做也行,在这里做也行,都一样。”

大约又过了10天,签证又下来了,这时荣荣已在东京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过完元旦就走,正说着,董青发来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国内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把结果发给她,日本医生要看。

我马上拿出手机挂号,却发现最近3天都没有R医生的门诊,找其他医生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干脆挂了C医院的号。C医院设备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阴影,但又判断不出是什么,就在报告上注明“癌细胞疑似肝转移”,并打了一连串的问号以示疑问。

我当时也没在意,想着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转移,再说,反正也要交给日本的医生,到时听医生的就是了,没必要想太多。

把检查报告全部发给董青后,我就忙着参加各种告别活动。期间,老婆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说这次去我们也要带点钱,不能真让荣荣一人承担全部费用。我说那是当然。过了几天,老婆又很郑重地说起带钱的事,我感觉有一点异样,但也没多想,仍说那是当然,只是多问了句:“你打算带多少钱?”

老婆说家里还有30万现金,“我们全带上”。我说行,我们在日本最多只能待3个月,这些钱应该够了,而且我手机里也带着几万块钱呢。

过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车前往重庆。当天在日本领事馆指定的莱佛士医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检测报告后就飞往沈阳——当时国内只保留了部分国际航班空港,重庆已无法直飞东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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