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玮明白，自己不可能走上“别人的老路”，她强迫自己忘记那几个月的经历，承担起母亲在家里的责任——“作为母亲，如果我不够坚强，怎么能让孩子坚强呢？”
前 言
2021年11月，迟迟未等到开庭的李静致电法院，却得到案件二审早已在8月宣判的消息。一场过去了2年多的校园暴力让一家人不知道未来该走向何处。
事件肇始于2019年10月23日上午。当天，在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中心中学内，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少年将徐强拉进学校的小厕所，堵住了门。
他们分站两边，轮番殴打徐强，左边的打过去，右边的打回来，然后一脚把他踢到墙边，又拉起来。其中一个抽烟的少年，点起口袋里的“大贡烟”抽了一口，转头看着徐强，吐了一口烟。他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把香烟凑到徐强的鼻子边，强迫他吸入那呛人的烟草味。
当地法院在2021年初对该事件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让校方和施暴者公开道歉”的诉求，支持李静主张赔偿的请求，李静随即决定上诉，她希望校方能够公开道歉。去年3月10号，她收到了二审上诉的缴费单。
去年三月，李静曾信心满满地想着，“只要不死，我就会翻案。我已经准备好了打一辈子官司。”可现在每当想起儿子的遭遇，她除了长叹似乎已别无选择。
两年多的时间里，微博成了李静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她在置顶微博详细描述了“校园暴力”事件的始末，得到了12166条留言和126872次点赞。从19年11月开始，她共计发布2425条微博，获得了7302个关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发布的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数据，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学校暴力和欺凌，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备受伤害。
2018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多件，2016年为835起，2017年866起。其中，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这意味着，3年间，校园暴力致人死亡案件达300起左右，年均百起。
无法向前看的人
儿子遭遇了校园暴力后，王眉的生活像是停滞了。
她之前在学校旁边开托管班，近水楼台，不仅照顾了孩子，顺带也能赚些钱。但从2020年4月开始，她完全没心思打理生意。
本来受疫情影响，即便复学了之后，托管班的生意已大不如前，加上孩子碰上了这种事，王眉除了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微博上找媒体求助、找大V爆料。
“有人说我轴，可能是吧。我只要一个说法，他们这么对待我的孩子难道不应该道歉么？我不要钱，我就要一个公道。”为此她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地媒体在2020年1月参与了事件的报道，相关部门也陆续介入。王眉最初以为看到了希望，但看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文件后却大失所望。
由于没有专业的法律指导，双方在事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分歧。校方想让孩子先做“精神鉴定”，王眉一方面觉得孩子如果鉴定出来“有问题”一辈子就毁了。另外“司法途径一走，我就不能信访了”，在法律和上访这两条途径中，王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王眉觉得没人理解她，于是躲进了网络世界。她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发孩子的事，有时一天三条，有时一天十条，想到的时候就发。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好过什么都不做。我相信上天总会给一个公道的。”
儿子因为“校园暴力”患上了抑郁症，王眉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跟着起伏不定，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中午从床上爬起来，头疼一整天。她曾尝试跟身边的朋友倾诉，讲述孩子的事情。一开始，大部分人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给她支招，让她赶紧想办法给孩子转学。
不过时间久了，说得多了，回应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在她踏上“维权（信访）之路”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要再“传播负能量”。
王眉气得删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这些人大部分是托管班认识的学生家长，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王眉原来常常给他们点赞，但孩子的事情发生后，她一看到这些内容就莫名地生气，觉得他们只知道岁月静好，不懂人间疾苦。
2021年3月8号，王眉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在她描述奔走于各个部门的故事之后，自媒体博主晨欣似乎无动于衷，直到她说道：“怎么就没人能还我一个公道，是不是要我死？”
话音未落，便被晨欣打断。“孩子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在所有媒体面前说自己的孩子废了、神经病、大小便失禁。9岁的孩子，你真的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么？你让他以后怎么生活，你要公道、你要维权，没有错，但是你想过现在孩子的情况么？他需要什么？是需要妈妈在边上，还是看着妈妈每天不停对着手机和不同的人说故事？”
“你休学的手续没办，就让孩子在家里待着，也不陪他。那他接下来上学该怎么办呢？”
王眉愣了，一大段连珠炮式的问题让她一瞬间觉察到了什么，但随即又恢复了往日的执拗，说：“现在孩子的状态怎么上学？我去学校、教育局、信访办一个个找，却都推脱不给处理，道歉、赔偿都没有。每天看到我这么优秀的孩子被他们折磨成这样，我做母亲的难受。”
“所以你就不管孩子？还要坐火车去北京上访，你图一个公道。但是孩子呢？你不陪着他，就指望他自己变好？事件不是没有媒体报道，你自己很清楚的。总不见得给你送到《新闻联播》上去维权、喊冤？事情发生到现在，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好好陪过孩子一天，寸步不离地陪着他，安慰他。”
换做别人，王眉或许早就挂了电话，但面对晨欣这位好心人，她显得委屈又无可奈何。
“孩子妈，听我一句劝。从挂掉电话开始，你给自己三天时间。这三天，你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也别在微博上维权、找媒体，就好好陪着孩子。然后给孩子把手续办好，想办法转学。”
这通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带来的结果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她一直陪着孩子进行各样的治疗。4月6日，她卖掉了名下的一处房产——“19.5万，这些钱可以抵掉孩子的治疗和散心的费用，先维持着吧。学校校长说让孩子想办法快乐起来，我们的生活都这样了，怎么快乐呢？”
直到现在，王眉一直都没有用上“法律武器”——“司法途径一走，我就不能信访了”，这是她自洽的主要逻辑。
单亲妈妈陈红也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2016年，她的女儿在学校遭到老师的言语“羞辱”后被诊断为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分离性遗忘等病症，此后她一直活在愧疚和维权的世界里，整夜失眠。
由于都来自沈阳，陈红和王眉通过微博联系上了，“为了孩子、为了公正，不惜一切”成了两位母亲走到一起的最大原因。4月初，两人就响应“保护未成年”的口号，和当地其他几个受校园暴力影响的孩子母亲一起走进了教育局。
当天的结果令人唏嘘不已。王眉偷偷录下了一些现场画面，除了发到微博上，还给了一些曾经联系的媒体记者，然后她们又重新回到“维权”的路上。
李静是少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孩子母亲，“信访办、媒体、警察局、教育局、学校，我几乎都去过，什么事情都遇到了。”为了孩子，她不断上告、打官司，忙碌两年，最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道歉。
“拿钱有什么用呢？我自己垫付的医疗费就不止法院一审赔偿的数字了。但是就是拿100万，每分钱也都是孩子的肉啊。1万是她的手指，10万是她的腿？我不敢花下去啊？”她说她不在意没拿到赔偿，“好好的孩子，变成这样，像刮骨一样痛啊，钱能干什么？我就要道歉，我要让孩子知道世界上有公平。”
然而，即便李静的孩子正逐渐好转，她依然在为二审忙碌着——“只要不死，我就会翻案。我已经准备好了打一辈子官司。”
她们有一个维权群，入群的人有两个特点——清一色的都是孩子母亲、事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走入“司法程序”。每天都会有来自各地的孩子母亲在里面发声，“校方作伪证”“老师不负责”“媒体不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群里也有另一种声音，“别放弃，人多力量大，总有人会管的。”王眉看着这些陌生的网名，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假装遗忘的人
除了向前看，张玮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校园暴力的漩涡之中，她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一名人民教师。
之前为了避嫌，她并未将孩子安排在自己工作的学校。
几个月前看到孩子身上的伤痕，张玮憋着一肚子火，“怎么会这样？”她抹了把眼泪，“（老师这顶）帽子戴在头上，我总不能拉着孩子打回去。我知道这不是嬉戏打闹，是校园暴力，但身为一个老师我能怎么办呢？”
张玮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她给孩子请了两个月假，辅导儿子做功课，让丈夫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甚至找了跆拳道教练，生活迅速恢复到原来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