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青春,我都在讨好欺凌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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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明白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连我的亲生母亲也不肯相信我。

1988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内的一个小城市,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幼年的多数时光都是在姥姥家度过。

老人家喜欢胖小孩,在那个物质不富足的年代,姥姥姥爷也会变着法地给我置办美食。看我端着饭碗狼吞虎咽,老头老太会笑眯眯地说:“看这孩子吃饭,真是香啊!”

那应该是我整个童年最高光的时刻。

从那时起,为了让姥姥姥爷高兴,我饥不择食。只要是姥姥姥爷给我的食物,我都会全部吃光,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沾沾自喜。

结果就是,我的体重直线上升。

上幼儿园时,绝大多数小朋友的体重都维持在三十多斤,而我的体重则早早突破了五十大关。

大班时,学校组织小朋友们跳健美操,所有孩子都要穿上紧身健美服,配上白色的连裤袜,这样才显得整齐。当统一的服装发到我手上,我第一次意识到肥胖其实是一种困扰:健美服对我来说太小了,我穿不上。

我拿着衣服去找老师,老师诧异地看着我,然后尖着嗓子说:“这是谁给她的?她这么胖肯定穿不上啊,不是另外准备了一件最大码的吗?”说完后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整个教室的人都跟着笑起来。

大概就是从那天起,“最大码”成了牢牢长在我身上的标签。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的杀伤力也逐渐增加。到了上小学,肥猪、猪头妹这样的词语就取代了我的本名。

我从校园里的任何角落经过,都似乎能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快看,就是那个,咱们年级最胖的就是她。”

“真难看,像头猪一样!”

我变得怯懦、自卑。我希望老师能惩罚那些嘲笑我的同学,可老师见到我不是无视就是瞪大眼睛惊呼一声:“这么胖?像个小肉墩子!”老师更像是在开玩笑,但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笑话并不好笑。

到了初中,我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有一次,我存完自行车,沿着教学楼后面的小路回教室,却在那遇到聚在一起抽烟的女混混。

我低头缩着肩,尽量将庞大的身体缩到最小。当我经过她们,其中的大姐头拦住我:“果然像头猪,连走路的姿势都像,还是头背着书包的猪!”

周围的人很捧场地哈哈大笑。我羞得满脸通红,想冲上去狠狠甩她一巴掌。可我不敢。我全部的勇气只够支撑自己抬起头,飞快地瞟她一眼,然后把头压得更低,想要快步离开。

大姐头上前扯住我的书包,因为体重的关系,她居然被我带得向前趔趄了两步。就是这两步,彻底激怒了她。

她扯开嗓子:“这么肥,还这么蠢,我说错了吗?你还敢瞪我,给我把她拉到墙角去。”

小妹们应声向前,连推带搡地将我堵到墙角。大姐头挡在我面前,伸出手在我的身上摸起来。那种感觉让我恶心,我拼命推开她的手,却连一句拒绝的话都不敢说出来。

也许是我慌乱的模样取悦了大姐头,她拉扯我的衣服,手顺着领口伸了进去,贴着皮肤到处掐乱。其他人兴奋得嘎嘎大笑,凑上来帮忙。我狼狈躲闪,蹲下身子,紧紧地抱住自己。

终于,大姐头厌倦了这个游戏。她抽出手,眼神厌恶地甩了甩,“呸!都是肥油,粘了我一手!”说完狠狠推了我一把,把我的后脑勺撞在墙上。

那天下午,我生平第一次逃课,躲在学校后墙外的树林里嚎啕大哭。可刚嚎啕一声,就赶紧咬牙闭嘴,再也发不出声音。

我独自坐了一下午,临近放学才遛进水房洗脸,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推着自行车回家。

打开家门,迎接我的是一条两指宽的黑色皮带。母亲一把将我拽进门,然后拼命用皮带抽打我,嘶吼着:“你死到哪里去了?”

我一边躲闪,一边小声回答:“我上学去了啊!”

这个回答换来的是母亲更加疯狂的抽打,“你还不说实话,你们班主任电话都打电话到我单位来了,说你一下午都没去学校!你还敢撒谎?”

我忽然失去了躲闪的兴趣,站在那里任母亲抽打,一句话都不想解释。

我从没有想过要将那个下午的事,告诉老师或者父母。后来,在我心底一个角落,我希望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只要不变得更糟糕。

我心里期盼着,等到我成年了,离开学校了,一切都会好的。

那天之后,我开始力求改变。我努力跟每个人搭话,尤其是亲近大姐头,拍她的马屁,甚至省下自己的零用钱给她。

大姐头虽然还是阴阳怪气地调侃我,但没有再给我难堪。这着实改变了我的处境。同学都以为我被大姐头“收编”,再见到我会低头快速离开。

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我第一次在学校体验到轻松,尽管这一切都是靠我出卖自尊、讨好别人换来的。

我忽然觉得,最大码的身体也能容纳两个灵魂,一个阴郁自卑,另一个变得谄媚而虚伪。而我原本就很大的饭量变得更加惊人。

父母看我疯狂吞咽食物的样子,总是会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地说:“少吃一点吧,女孩子太胖了真的不好!”

可这些话就像是催化剂,不但没能刹住我暴饮暴食的步伐,反而让我形成一种报复心理,觉得自己更加饥饿难耐。我的体重也继续一路疯长。

到了上高中,我和大姐头依然在同一所学校。她还是风光无限,而我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脸上冒出了痘痘,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异常油腻。

和初中一样,我从父母那里要来的零用钱都给大姐头买香烟和零食。但我慢慢发现,仅仅讨好大姐头是不够的。

班里的男生不再给大姐头面子,我再次沦为被人调侃和奚落的对象。

高一开学,我被班主任指定为小组长,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作业本,像羊倌一样催着自己管辖的人交作业。女生们还算配合,但男生们把作业本给我时,都会附送一个白眼。

有一天,组里的一个男生没写英语作业,我去收时,他翘起两条椅子腿,靠在椅背上晃啊晃的对我说:“我刚好没有英语本了,怎么整?”

我有点慌,只好说:“我那里有新的英语本,再给你一本别人的作业,你赶紧抄好了交给我。”那个男生也害怕被老师骂,欣然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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